几天前，笔者无意中听闻一位受社会科学训练的同侪说“中国五千年历史，果然是赫然上书‘吃人’二字”。而与此相反，就笔者的经验来说，许多对中国哲学颇有兴趣的同侪则往往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是相当温情脉脉的，这些同侪们的爱好是在雅集里焚上一支檀香，愉快地自顾自谈着古琴，颂起诗经。对于这些同侪来说，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和历史的批评的简直是激进且毫无道理的。他们对于清季以来的社会变迁自然熟视无睹，更遑论对于反右，大饥荒和文革这样真正影响现在中国人生活和命运的重大事件有什么了解了。对于他们来说，林昭、张志新都是遥远而陌生的名字，远不如“关雎”、“颜回”这样的名字来得亲切而熟悉。
显明的是，这两种人在学界中都相当具有代表性。对于布迪厄来说，无意识本身便是对历史的遗忘。而这两种人，对应的则是两种不同方式的遗忘。中国传统与中国历史是相当复杂且具有种种层次性的，这两种不同的遗忘，各自对于历史本身来说都具有某种潜在的危险性。在笔者看来，后一种的“遗忘”则更加危险，更加值得警惕。前者关注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实则是生存性的，关乎到政治共同体和社会世界的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从霍布斯开始的政治哲学传统，便希望将人类带领走出恐怖的自然状态，过渡到国家或者社会之中。这种生存性的关注实则是最为基础和根本的。而后者关注的那些温情脉脉的画面，实则是情感性的，关注的是个人精神上的愉悦。对于目前的社会来说，这些高贵的哲人们显然无需面对任何政治层面或者社会层面的危险。他们大可以捂上自己的耳朵和眼睛，躲在“洞穴”的书斋里，自顾自地游戏。
中国传统与历史本身是什么是一个一时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当然需要像钱宾四先生那样对中国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但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何尝不是相当重要的历史呢？对于左丘明，司马迁，司马光来说，历史除了是对材料的整理之外，更具有的是明辨是非的作用。我们固然可以选择做一个装睡的人，但更可以做一个真正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人。
（笔者为岭南自由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