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查找一座古建筑的资料。图书馆里，中西文献皆有，洋人对此的记录是：“该建筑周围有宽阔的走廊，走廊边上是大理石栏杆，与廊柱相连。栏杆上有游龙浮雕，还刻着题字，殿堂中间，有一个四方的笼状围栏，造在大约五英尺高的石座上，前面是开放的，展示着里边的‘睡佛’……登上长长的楼梯，到上边的走廊，它环绕着二楼，离地面四十英尺高……”建筑空间尺度、方位、形状等物理细节，都有记述。而我看到的中文，则通篇是“兰畹荷池，水木清华，香台紫阁，房廊幽窈，骎骎乎有桂殿兰宫之盛矣”的骈文，词藻华丽，满纸生辉，但如果想根据这篇文章把建筑的形状描画出来，却几无可能。
吾友卢洁峰近日出版了一本煌煌巨著：《仁安羌解围战考》，对抗战时期中日军队在缅甸仁安羌的战役，作了相当详细的考证，爬梳各种旧说中的错谬，几乎是一小时一小时地还原战事经过，颠覆了“仁安羌大捷”的神话，并给出了自己对此战的评价。国内的学者，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能有此耐心，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细致考证的，实不多见。
卢洁峰说，中国人研究学问，很难从定性思维方式，转向定量思维的轨道，故而难以跟上世界潮流，无论学术前沿、科学思想。她用“有点儿悲怆、无奈”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在国内的历史研究中，动辄说这是革命的，那是反革命的；这是维新的，那是守旧的；这是进步的，那是反动的；这是东方主义，那是西方主义……仿佛只要把标签一贴，一切便迎刃而解，便是患了单一定性思维的病症。
本来，作为学术研究，定性与定量，缺一不可，并非要舍此就彼，然而，某些人的思维却好像被魔咒魇住了一样，哪怕数据分析与主观判断相悖，也坚信错的一定是数据，而不是他的主观“定性”。要维持主观“定性”不容匡正的正确性，唯一方法就是抹杀数据。
比如国家打了一场战争，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国人很少作严谨的数据收集、考证与分析，旧史书的描写，喜用“尸横遍野，沟壑皆满，血流成渠”一类刺激感官的文字，与“骎骎乎有桂殿兰宫之盛矣”，异曲同工。如果竟有人想认真统计一下死亡人数，往往会招来各种讥议：你要证明死人多了，是什么动机？想抹黑谁吗？想炒作吗？越是想用数据说明问题，越是易招“历史虚无主义”之斥。因为数据是无情物，不是谁都能吃得消。
但在国外学术界，以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却甚为流行。中国学者到了外国，也学会了这种方式，毕业于中山大学的历史学者宗泽亚，移居日本后，撰写《日清战争》一书，便是典型的定量分析杰作。所以并不是中国人注定只能写“香台紫阁，房廊幽窈”一类文章的。然而，若是你已下决心从事这样的研究工作，那么，你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在国内可能会过得非常寂寞，写出来的书无处出版，出版了也无人购买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