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清末的中国，终于有了一首国歌：《巩金瓯》。可谁能想到，“帝国苍穹保”唱了才几天，就唱成了“金瓯破”，唱得“天高高，海滔滔”，把个清王朝唱倒了。
这首歌是闽人严复写的，不为海禁写，而为海防写。
“天高高”写天命，“海滔滔”写海权，天命归海，乃三千年一大巨变。
帝王治不了海，海权不属于王权，历史上，大一统的王朝多半要王权不要海权。那么长的海岸线，成了王朝不堪的负担，那么多的出海口，成了大一统的缺口，王气从这里泄掉。
可上升的王朝，对海亦有追求。秦始皇从咸阳跑到海边，下海转了一圈;曹操观沧海，望洋兴叹，对帝王反而看淡;朱棣派了郑和下西洋，不是开了出海口，而是为了“巩金瓯”。
也许他已预感到，“海滔滔”就要来了，于是乎巡海，防御大航海时代?
以“金瓯”喻国体，不自严复始，它最早出现在《南史·朱异传》里，梁武帝说“我国家犹若金瓯”，“瓯”为酒器，南朝人爱饮酒，动辄“饮酒数瓯”，所以，梁武帝以“瓯”为体——财源，以“金”为用——财富。陆羽《茶经》引晋人《荈赋》说“器择陶简，出自东瓯”，称瓯为茶具。
清人蓝浦著《景德镇陶录》说，瓯，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其瓷青色，人称“缥瓷”。潘岳《笙赋》说：“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说文》解“缥”意，为“帛青白色”，以丝帛的柔软触感言青瓷釉色，给人一个轻细透明的想象!透明如吴均《与朱元思书》云“水皆缥碧，千丈见底”;而轻细则见“缥”同“飘”，吹一口气那釉色就会颤动，轻风掠过，釉色便在素坯上如丝飞扬。“酃”为美酒，出自湖南，“荈”为老茶，产于四川，在湖南饮酒，在四川喝茶，晋人都要用最好的瓯器——缥瓷，那淡青泛白的釉色犹如稽康之眼。
可梁武帝为何要称“金瓯”呢?也许晋人的瓯器上真的镶有金饰，未见过实物，但从欧阳修《归田录》里，看过“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
碎片尚且饰金，何况完美无缺?“柴窑”以五代后周世宗柴荣之姓氏来命名。“柴”为国姓，以国姓来为窑命名，可谓绝无仅有，还真有那么一点给窑镶金——“金瓯”的意思。
据说，柴荣登基前，以瓷发家，人称“财神”。纵览唐代瓷业，不外“青白”，世谓“越青邢白”。越瓷青，邢瓷白，在陆羽《茶经》中喻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并以越瓷为略胜一筹。柴荣为邢人，居白瓷故里，以邢白起家，但柴窑来自越青，且调和了邢白。柴言“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就是以越青为主，调和邢白。
柴窑本于青瓷，但非普通青瓷，而是青瓷中的贡品，叫做“秘色瓷”，不但是唐朝的贡品，五代时，还是吴越国，向中原王朝特供的贡品。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一书，提到了一本名为《谈荟》的古籍，其中就有“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云。”
陈解：“本来钱氏之于柴周，也有通朝贡的关系。十国春秋里忠懿王显德五年四月七日，以及八月十一日，有过两次贡周的记载，例以钱氏贡唐，贡晋，都有秘色瓷器在内，自然在这两次贡周的物品里面，也定有秘色瓷器，同时，说不定柴世宗就命钱氏要烧造一种雨过天青的颜色，于是以这两次所进御窑，称之为柴窑，以别于其它的烧造。”陈说，以为“柴窑”之名，起于柴荣登基以后，针对越窑秘色瓷而言。不过，也有说，后周时称御窑，被宋朝取代以后，才改称柴窑。
最早提“柴窑”的，是欧阳修，他以为，柴窑与汝窑相似。也许宋朝没改御窑为柴窑，而是将柴窑改成了汝窑。考之陶史，都说越窑衰而汝窑兴，其实相反，是朝廷为了兴汝窑而掏空了越窑，将越窑的产能都转移到汝窑去了，使本来不产青瓷的北方产出了最好的青瓷，欧阳修诗云：“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汝窑为官营，越窑多民营，官进民退了。
“秘色瓷”的归宿，当然就是汝窑，这倒不曾埋没了它，因为汝窑发展了越窑，而谈它的来历，就不能不提到瓯窑的“缥瓷”了。清人朱琰《陶说》云：后来者“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先，流行于越州窑之前。“翠峰”，出自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而“天青”，便是柴荣的“雨过天青”了。朱琰说越窑的“翠峰”和柴窑的“天青”，都从瓯窑的“缥瓷”发展而来。吴仁敬《中国陶瓷史》也说，瓯越之青瓷，为后进天青色釉之始祖，又说“所谓缥瓷，即瓯越之青瓷也”。
“缥瓷”和柴窑“雨过天青”瓷，既未见有传世之物，亦未见有出土之物，没见过实物，就不知道它们的样子，不过，从出土的秘色瓷或传世的汝窑瓷中，或可见其前世的影子。
“缥瓷”是带有魏晋风度的，那是时代性的标志，想想《世说新语》里的江南诸子，他们吃药、饮酒、品茶都用“缥瓷”，他们的风采，与“缥瓷”相映，他们有多美，“缥瓷”就有多美，那飘飘欲飞如丝如缕般的釉色，那浑厚似“古镜照神”般的透明质地，最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魏晋风度，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秘色瓷里也许还能见到“缥瓷”的影子，但已经形似而神非了。“千峰翠色”，那是唐人的气象，而非晋人风采，唐人胸怀天下而有“千峰翠色”，晋人关怀自我，在天工开物中追求的是关于自由的“我在”之美学。他们不是将“千峰翠色”拿来占有，而是从“千峰翠色”中，去发现自由，找到自我，“缥瓷”，就是这种追求的陶艺之表现，瓷境之反映。一个“缥”字，尽管是在语词上，将丝与瓷——这世上两种最美的“中国制造”叠在一起，但它毕竟把自我叠了进去。
晋人的“缥瓷”出自东瓯，其源头在瓯江水系最美的一支——楠溪江流域。这一带，不仅出土了五千年前的陶片，还发现了自东汉以来的窑址一百多处，窑址分布在永嘉故郡，一条条龙窑，都以今永嘉县为龙头，顺着楠溪江畔，摇头摆尾，来到温州湾的出海口，张开两翼，南北伸展到瑞安、苍南、泰顺、乐清，以今温州市郊的西山窑为中心，东西南北，遥相呼应。
这样一条瓯器经济带，一个“缥瓷”产业群，提升了瓯地的政治地位，如同今日县改市，东晋永宁县所在瓯地，因此而被朝廷从临海郡提升出来分为四县，其范围，即为永嘉郡。
梁武帝坐拥金陵，背靠东瓯，合之而称“金瓯”。“金”言其国家有金城之固，地有金银之气，不光有山河之险，还有山川之富。而“瓯”则泛称东南半壁，是从江南到东南沿海一线的结合部。
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南一线，是中原王朝的底线，据此一线建立王朝，都叫“南朝”，王朝在此，则称“偏安”。然而，守住这一线，就有了民族抵御北方的底线和复国的起点。
除了以江南为底线，还有个底部，这个底部就是“瓯”，要守住底线，就要“巩金瓯”。而“金瓯”的中心点和根据地，就在永嘉。永嘉不仅有山海之险，山川之富，更有出海口。
梁武帝留下“金瓯”一语，沿用至今，从一方之国用到一代王朝，将一隅之地用成一国之体，就如同景德镇瓷器“china”成了外国人称中国的代名词，“金瓯”亦从瓯器转化为指称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