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包罗宏富，横看成岭侧成峰，难以一概称之。他诚然申说过“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谈艺录》38页〔1〕）的学术裁断，表彰过刘知几“视史如诗， 求诗于史”（《管锥编》164页〔2〕）的治学心路，似是将一切文献都当作“诗”来研究了。但他也并非没有“视诗如史”“求史于诗”的时候。如判言《楚辞》的《招魂》“可藉以想见古代风俗”（《管锥编》632页）， 《天问》“不失为考史之珍典”（同上608页）， 甚至曾经宣称“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徵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谈艺录》266 页）。由此观之，说钱锺书先生的工作类带着历史研究的性质，并非穿凿之谈。他的卓明史识具有渊博的内容，可以作多方面的阐发。本文择其大要，先揭出三端。
一、以今揆古 以古明今
历史是滔滔不绝的江河，又处处有断头，可以自成段落。审视历史，首先有一个将视点置于长河之何处的问题。日本著名思想史专家石田一良在《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3〕中， 将迄今为止的历史思考还原为三种基本态度；过去史的思考，现在史的思考，未来史的思考。所谓未来史的思考，即从历史的终极之处审视历史，在与未来的关系中把握过去，基督教的历史神学主义便是一个典型。所谓现在史的思考，重视历史的“现在性”，在与现在的关系中把握过去，B •克罗齐的历史相对主义即持这种立场。所谓过去史的思考，试图尽可能单纯地将过去作为过去来把握，在他们那里，历史资料与历史实际二者的时间距离是不存在的或不重要的。L•兰克一些门徒所躬行的历史实证主义， 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任何史家都不能超脱这三种基本态度，任何历史思考都不能游离这三种基本倾向。
1978年9月，他在意大利奥尔蒂赛出席第26 届欧洲汉学会时发表演讲，郑重声言：“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4〕这可以说是钱氏一贯的看法。例如，此前45年， 他就在《旁观者》一文中提出：“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我们不仅把将来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5〕此后十年， 他为《宋诗选注》香港版所作的前言又提出：“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6〕浪淘尘埋，而初衷未改。
从表面上看，这些说法似乎与B •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的命题如出一辙，都强调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和相对性， 都强调客观历史进程与史家接受过程的非对称性转换关系。奥尔蒂赛演讲中的那句话，就是紧接在这位意大利学者的这一名言之后说的。但仔细省察，二者也有不少貌同心异的地方。
其一，《管锥编》常常标举“以今揆古”（14页）、“以今度古”（1658页）、“相今度古”（1013页），该书《全晋文》卷借清人钱谦益“表扬累臣志士”释慧远为由头，所论尤详。钱先生首先就事说事，慧远入宋而书恶纪元的细节，长期为人所忽略，悠悠千载直至钱谦益才得到知赏。比而同之，此中缘故无他，只是由于钱谦益“生世多忧，望古遥集，云萍偶遇，针芥易亲。盖后来者倘论前人往事，辄远取而近思，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于切已之情景会心，旷代相知、高举有契”（1266—1267页）。继而将之上升为理论，推重《鬼谷子•反应》篇所详言的“以反求覆”之道，“已自知而后知人”之理。复次，又能上能下经理“推之读史”，揭示“宋明来史论如苏洵《六国论》之与北宋赂辽，苏轼《商鞅论》之与王安石变法，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厥例甚众”（1266页）。并分别以《荀子》的《非相》、《性恶》篇，印证《鬼谷子》的《反应》篇；以《后汉书》孔融、《魏氏春秋》曹丕之言，印证苏洵、苏轼之论。最后，还拿钱谦益抬尊释慧远的心态与明代遗民逃禅的风气相参验，作了洋洋洒洒的铺说。以今揆古的事理情由，已阐发得淋漓尽致。然而，“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即是《鬼谷子•反应》所谓“反明知古，覆以知今”，它也包含从历史来观照现实的运思指向。钱谦益“亟亟发明慧远‘心事’，正复托古喻今，借浇块垒，自明衷曲也”（同上）。于是，以今揆古同时成为以古明今。这种阐释格局，若借用《管锥编》的话，或可称为“酌古斟今”（743页）。
这里的“酌古斟今”的要谛，实际上就是在“古”、“今”之间交相往复，建立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阐释之循环”。《管锥编•左传正义》卷曾以德国学者W•狄尔泰和意大利学者L•帕瑞森的阐释学理论为参照系，烛照乾嘉朴学的偏枯之弊，并由此生发，推而广之，“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俾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171页）。 必须在古今反复的屡“酌”屡“斟”之中，才能达到史家与历史，即阐释者与文本，亦即读者与作者的“视界融合”。〔8〕
而克罗齐称自己的思想是“绝对历史主义”，它少了如上这样一种现代阐释学的浸润，少了如上这样一种辩证理性的统摄，便难以“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同上）了。
其二，按照克罗齐的“基本原则”，“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历史就存在我们大家当中，它的来源就在我们心中”，在心灵的熔炉中，“语言文献学同哲学相结合而产生历史”。〔9〕这样， 历史就必然成为变化不定并且因人而异的无限的连续和辗转。
此说自有启人心智之处。问题在于，历史知识这种因人而异的不确定，它本身也是相对的；历史知识的种种变化，应当有它一定的自由度（界线）。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对“逞文才之戏笔”与“秉史德之直笔”的区分，对“词赋之逸思放言与志乘之慎稽详考”的区分（《管锥编》1298页，1152页）；才谈得上历史考据须信守“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10〕
在钱锺书看来，史家同他的认识对象不仅要有身入其境的一份亲切（克罗齐所谓“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11〕也要有跳出圈外的一段距离。岁月的流逝，往往是最有力最权威的裁决。百家史评由此筛选，千般史实由此澄明。“干校运动”，“文革风光”，多少假案错狱，多少屈鬼冤情，“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12〕。谢灵运的诗情，沈约、任昉的文章，一时声名鹊噪，风起云从，而“当时公论，却未成后世定论”，必待“世迁”而后乃“论定”（《管锥编》1393页，1406页）。时间之所以有此神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史家虽各逞己意，各抒己见，但在漫漫岁月长河中，各种主观意见相互冲突、驳诘，相互吸收、抵消，终于形成比较客观的共识。
这样，历史认识的主观烙印又同时成为需要淘洗和过滤的成分。《谈艺录》主张，“无我而有我，相反相成。”“致知究理，亦莫不然。其求学之先，不著成见，则破我矣；治学之际，摄心专揖，则忘我矣。”（280页）。保持如此虚灵的心境，才做得了大学问。同样， 历史著述的时代氛围也同时成为需要冷处理和超越的约束。如香港版《宋诗选注》所表白，“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和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13〕保持如此真淳的人格，才成得了大气候。可见，一味强调历史的“现在性”，也会破坏古、今之间“斟酌”、“循环”的合理张力，《管锥编》所谓“执着于‘悟’亦可成迷”（1951页），这是应当引起警觉的。
此外，从微观方法上看，《管锥编》中颇多以今日乡俗释古、证古的零星材料。《全汉文》卷论晁错文章和《史记》《汉书》列传中“赘婿”、“赘子”“出赘”诸词的涵义，徵引司马贞、钱大昕、黄震、高士奇等人的意见略作梳理，指出“旧日入赘之婿多为其妻兄弟所侮，即无兄弟而‘坐产招夫’以为‘补代’者，妻党皆鄙薄之。余童时尚见闻此等风俗也”（898页）。 《全三国文》卷也谈到“吾国旧俗复以蝙蝠为吉祥之象，不知起自何时……余儿时居乡尚见人家每于新春在门上粘红纸剪蝠形者五，取五福临门之意”（1061页）。在《楚辞补注》卷，乡俗证史之法还推及于西方异域：
旧日不死于家者，其魂必出外招之……余儿时在锡、苏、澄习见此俗，且尝身受招呼，二十许寓沪西沿闻邻人夜半为此。招生魂于其迷失之地，中西旧俗略同；如18世纪初，一法文小说记国王出猎，夜宿野堡，醒而病狂，医无能治，公卿乞诸巫，巫谓王之子女当至丧魂处求觅之（632页）。又，在《全齐文》卷，由赵翼《陔余丛考》和俞正燮《癸已类稿》都引南齐王秀之《遗令》以证六朝有丧次助哭之习俗，钱氏言及丧事之哭乃是一种礼仪，而并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时，也有类似的考述：
曩日妇人有以受雇助哭为生计者，吴中称“哀丧婆”或“哭丧婆”，余少日乡居时常见之。古来以哭时且号且言为礼俗，《颜氏家训•风操》言之甚明，……西方旧日亦有哀丧婆。古罗马讽世诗云：“得钱代哭之妇自扯其发，发声大号，悲戚过人”；西班牙名小说家状两妇痛哭云：“作哀丧婆态”，注家云：“一名哭丧婆，丧葬时雇来啼泣之妇也”（1341—1342页）。这些不仅见出钱锺书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眼光，而且表现了他独有会心而不同于众（包括克罗齐）的读史兴趣。
二、虚言徵实 史笔多疑
钱锺书先生兼重历史情事的“现在性”和现实生活的“历史性”，暗含着一个“诗、史相通”的思想前提。中国古代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西方学术界也有一派把史学视为一门艺术，高声标举“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B•克罗齐，就曾用直觉体验来阐发美学， 又用美学原理来观照史学，从而得出历史同艺术一样，全是心灵之活动的结论。受这种学术风气的启导和影响，又注意冲撞、超越这种治学模式的局囿和牢笼，促使钱先生形成自己的历史真实观，即以虚言徵实，由史笔生疑，它如两翼双刃，相辅相成而不容偏废。
既然“词赋之逸思放言与志乘之慎稽详考各有所主”，诗人、小说家者流可以“信口开河”（《管锥编》1152页，832页）， 可以靠“想当然”来“虚构”“莫须有”之事（《谈艺录》38页），这些“虚言”之中又有何“实”可徵呢？
首先，可以推知土风旧俗。如，《谈艺录》引梅尧臣《咏杨高品马厩猢狲》诗、陈师道《猴马》诗、王哲《风马令》、《捣练子》词、小说《西游记》、《夷坚志》等“虚言”材料及元剧名《看马胡孙》，说明古时常以猴系于马厩以辟恶除疾，“自宋至明，此俗相沿不革”。〔14〕又，《诗经》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赠与答殊不相称。《管锥编》由诗人“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的自解之词，逗出“初民礼俗”，“赠者必望受者答酬，与物乃所以取物，尚往来而较锱铢，且小往而责大来，号曰投贻，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的一番议论（99—100页）。
其次，可以徵见世情人心。《管锥编》评论赵高出身贵公子，自宫以进，为赵国报仇，掩护过刺客张良的民间传说，指出“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徵人心”（271 页），“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亦史家所不废也”（《管锥编增订》25页）。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写壁上图绘，有“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之句，注家以“九头”为“兄弟九人”；《韩非子•外储说》载孔子释“夔一足”，“夔”为人名，“一足”为“一而足”。钱先生以为此类言说惨淡经营，把远古神话理性化，并非正确。“原始多荒幻之想象，草味生迷妄之敬忌，疑惧而须解，困穷而有告，
或因寄所欲，又卿用自娱，结念构形：天神地祗，怪人妖物，诡状殊相，无奇不有。”“即妄可以揣真”，这些荒唐形象，“于觅初民之童心，不无小裨焉”（1013—1015页）。
复次，可以透示历史机理。亚里士多德说过，“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地位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5〕这个看法对钱先生有很大的影响。《谈艺录》曾批评柏拉图贬抑诗文太著于形迹而不能表现抽象之理的意见，赞赏“亚里士多德智过厥师，以为括事见理，籀殊得共；其谈艺谓史仅记事，而诗可见道”（230页）。十多年后，又重申“考订只断定已然， 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16〕《聊斋》卷11《织成》后附记洞庭君逊位柳毅，“以毅貌文，不能摄服水怪，付以鬼面，昼戴夜除。久之渐习忘除，遂与面合为一”。此事纯属无稽，而《管锥编》别具会心，用以揭橥伦理人格形成与变异的重要机制：“寓言而亦微言，可以移疏《荀子•性恶》篇所谓‘积伪’、‘化性起伪’。……借面长戴，渐夺本相，即习惯成自然，弄假变为真，故曰：‘长此作伪者初伪而终失其伪’，或曰：‘真善每托始于伪善’”（807页）。行之既久， 辄移情夺性，此当为立身处世之大戒。
虚言微实，犹如考据学上的理校、理证，其法最高妙，也最危险。它倚重的不是常规的逻辑思路，而特别需要涵浑的学养和睿智的识力。《史记•田儋列传》载：“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无不善画者，莫能图，何哉？”这里的“画”、“图”，当指画（划）策图谋。而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载：“言天下非无善画之人，而不知图画因横及其党慕义死节之事”，却解释为绘画图像了。这本是训诂的失误甚至笑话，《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卷则将此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误读《穆天子传》凭空添出一位上古画师的训诂失误联系起来，认为“皆颇可觇唐人之重丹青也”（342页）。 这种类型的虚言徵实，属于“避虚就实”的思维转换。
又，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发现自扬雄以还，“官箴”体裁的文章屡有嬗替，先是“官箴王缺”，继而官员“自箴”，终至于人主“箴官”。粗看起来，这只是文体的变化，形式的变化，似乎无关社会生活内容。钱先生却机敏地扪及二者之间隐然有一种结构性的牵连，“窃谓可以管窥人主尊严之与世俱增也”（《管锥编》964页）。 随着君主权势日益膨胀，地位日益神圣化，以规箴谏诤为职责的言官必然日益萎缩和卑微化，只能从施“箴”的主体降为受“箴”的客体。这种类型的虚言徵实，属于“化虚为实”的思维跃迁。如果说，形象思维、艺术创作活动特别需要佛典所谓“诸根互用”的“通感”，那么，理论思维、虚言徵实思维活动则特别需要“通识”，需要“通观”文史哲的襟怀气度。
一方面，虚言可以徵实；而另一方面，史笔又未必全真。《管锥编》以史书记言一端为切口，深致其疑：“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164—165页）方中通《陪集•博论》称：“左（传）、国（语）所载，文过其实者强半。即如苏（秦）张（仪）之游说，范（睢）蔡（泽）之共谈，何当时一出诸口，即成文章？而又谁为记忆其字句，若此其纤悉不遗也？”钱先生认为方氏“解事不减陈涉”（166页）。 陈涉也曾经不信《国语》关于骊姬夜处幽室向晋侯泣诉的记载，斥为“乃好事者为之词”，见《孔丛子•答问》篇。故史籍“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同上）。“《文心雕龙•史传》篇仅知‘追述远代’而欲‘伟其事’，‘详其迹’之‘讹’，不知言语之无徵难稽，更逾于事迹也。《史通•言语》篇仅知‘今语依仿旧词’之失实，不知旧词之或亦出于虚托也”（165页）。 从这个角度看，史笔几与诸笔迷离莫辨，无论记言、叙事，都存在这个问题。
史书为何难以尽信，钱锺书先生主要强调三条。
一曰史料走漏。究索历史，有赖于“求全徵献”，“拾穗靡遗”（《管锥编》854页）。文献史料不全，则历史真相难明。 孔融《告高密相立郑公乡教》称“郑君好学，实怀明德”；《与诸卿书》称“郑康成多臆说”，题旨竟若相反。钱先生以此置评：“如融此《书》（指《与诸卿书》——引者按）全佚，而只存其《告高密相立郑公乡教》、《缮治郑公宅教》，则世必认为副于郑玄悦服无间；脱此《书》仅存，而两《教》都佚，则世必认为融于玄鄙夷不屑。今三篇俱在，官《教》重玄之时望，私《书》薄玄之经学，立言各有所为。公廷私室，誉毁异宜，盖亦乎常情事”（同上1025页）。可谓一段色好的“弥逢”之词。至于孔融诗文存世已罕，散失甚夥，这是否会引起后人对他其余方面的认识产生偏差，作者引而未发，读者自当有会于心。钱大昕《何晏论》谓“平叔奏疏，有大儒之风；平叔之《论语》、辅嗣之《易》，未尝援儒以入庄老”，否认王弼、何晏为六朝浮华玄学之祖。《管锥编•全晋文》卷纠驳此论，指出“言不足以尽其人，笔诸于书者不足以尽其言，遗文不足以尽其尝笔诸书者，奏疏及两《经》注复不足以尽其遗文”，《何晏论》“为顾当时众论大同，千载后据遗文一、二，独持异议”，“诚为笼统鹘突”（1131—1132页）。如何正确评价王弼与何晏，尚有继续商讨的余地，而从思想方法上措意，这四“不足以尽”，已把史料走漏与历史本相的关系说得相当透彻了。
二曰表达变形。这里有理解之主观性的问题，“我既有障，物遂失真”（《谈艺录》56页）。面对同样的历史事实，同样的历史文献，常常“解因人而异，释随心所欲”（《管锥编》693页）。 “读者若有山头亿子厚，水底百东坡之想”（《谈艺录》160页）。 也有语言之局限性的问题，“文字乃迷误之源”（《管锥编》407页）。 认识历史不能不接触文字，不能不运用语言思维，“著书立说尤寓托焉而不得须臾或离者也”，而同时“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同上406 页）。《谈艺录》四七引元人《静修文集》诗“记录纷纭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正用以说明，史家的主观扰乱大抵通过语言淆惑而表现出来。
三曰名实乖离。“论史而尽信书者，每据君令官告，不知纸上空文，常乖实政”（《管锥编》1008—1009页）。东汉崔寔《政论》记载：“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故里语曰：州县符，如霹坜；得诏书，但挂壁。”钱先生搜罗南齐孔稚珪《上新定律注表》、唐马周贞观十一年奏疏、宋苏轼《应诏论四事状》、苏辙《久旱乞放民间债欠》、清黄钺《泛桨录》乃至18世纪英国大史家E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的有关议论，参以白居易、范成大等人的著作，生发此理，并引宋黄震《日钞》“自昔士大夫建明多烂然于高文典册之间，而至今小民疾苦终蹙然于究檐败壁之下”的感叹，指出：“不特君上之诏令为然，臣下章奏，侈陈措施，亦每罔上而欺后世”（同上）。这与《谈艺录》标举“谈艺不可凭开宗明义之空言，亦必察裁文匠笔之实事”（572页），正属同一法门。返观目下史坛，不少人或拘于识见，或懒作瓜梳，治法制者，只就律令条文之损益因革立论，而无涉法规实际运作；治思想者，仅对高头讲章之义理训诂置评，而不问民间世态人情。诸如此类，便在一般问“走漏”、“变形”之外，又添一层“偏狭”。
钱先生初撰《谈艺录》，曾在第八十六节力昌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被处所论，似乎重在虚言徵实，或曰“诗具史笔”；晚年订补该书第四节，则重在申述“史蕴诗心”，史笔难真，对“陈风结习，于诗则概信为徵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563页）， 很不以为然。该书再版引言说，“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治史者自当通观两边，勿堕一偏。
三、世平史寡 怨极识真
马克思有句名言，“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7〕而我国古代的朱熹甚至说“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18〕历史学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历史认识的客体方面，也表现在历史认识的主体身上。依钱锺书先生对此问题的有关论述，本文分别以“世平史寡”与“怨极识真”来指称。
世平史寡之说，由来已久，至迟在汉代人的著作里即有明确的表述，只是人们“习焉而不察”，因而“亟待标而出之”。钱先生津津考述“国泰民安，其史书必简略沉闷，以乏非常变异可得而大书特书不一书也”，我以为是《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最富创获的一则。
东汉促长统《昌言•理乱篇》称“乱世长而化世短”，客观时间有定，主观时间（对时间的感觉）却相对有长短，语中也包含世平史寡的意味，只是词略义隐。《韩非子•大体篇》云：“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如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灵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末三句明明白白道出世平史寡之意，前九句则辅陈其所以然，说明何以记年史册海里载录英雄豪杰之功名。此篇可能不是韩非的手笔〔19〕，何人补入，时代不明，论韩者多未予徵引。钱先生题旨非吴论韩，爱其义显理周，遂加采录，并引曹康《升平词》“升平不可记”；无名氏题寝宫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马戴《塞下曲》“却想羲皇代，无人说战功”等等，与韩句相比勘。尤见巧思妙引者有二。一是清人李光地《榕树语录》：“东宫问张英，《史记•殷纪》祖甲、祖乙直下许多年代不载一事，但有帝名而已，想是年代久远无稽之故。张曰：固是如此，然许多年代，无一事可记，此所以天下太平也。”一是贯华堂本《水浒》第一回：“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着些什么？”虽属稗官小说，但一正言，一反跌，语明理彻，相映成趣。
钱先生还广徵异域论史谈文之语，以明世平史寡之论，中西一揆。其中如蒙田语“善著史者视太平之世有若死水无澜，走笔亟过”；黑格尔语“时安世乐则于史书中为无字白纸”；孟德斯鸠语“国史沉闷，国民幸运”，“国史无录，国民有福”；乔治•爱德华小说语“最幸福之妇女，犹最安乐之国家，了无历史可述”，等等，都是饱学腹笥中抽出的至当佳例。〔20〕
清人归庄《吴作常诗稿序》说：“吾以为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迹视国家之运焉。”“使七子不当建安之多难，杜陵不遭天宝以后之乱……即有慨于中，未必能寄托深远，感动人心，使读者流连不已如此也。然则士虽才，必小不幸而身处厄穷，大不幸而际危乱之世，然后其诗乃工也。”时代是最强大的力量。诗歌如此，史学也是如此。不平之世，不仅创生了波澜壮阔且波谲云诡、风雷激荡且风情万种的历史场景，也磨炼出历尽坎坷对世道人心有深切体验的写史圣手，使自己的作品产生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的穿透力和感染力。这就涉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阅历、胸次和眼光。
《管锥编•全后周文》卷比较庾信《思旧铭》与陆机《叹逝赋》，发现二者在文题相似，感伤之气也相似之外，有一项重要的区别。陆赋嗟叹光阴无情流逝，犹有“将颐天地之大德……聊优游以娱老”之语，而“庾信则不复信天地有德于人”（1526页）。铭文称“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所谓地乎，其实抟抟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钱先生笺曰，此“盖谓天地并非显赫有灵之神祗，
乃是冥顽无知之物质；信解此道，庶几以情证理，怨恨之至，遂识事物之真”（同上）。这是很精彩的意见。人的认识与他整个意识体系密切相关，人的认识成果总要受其情感、意志的引导和制约，因此有“以情证理”之说；现实生活中，往往饱经磨难，吃尽苦头，情感世界创巨痛深，而后才有大彻大悟，因此有“怨极而识真”之说。
南齐王僧虔《条疏古来能书人名启》云：“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座。”《管锥编•全齐文》卷指摘其误，“僧虔以前汉为后汉，以‘善书’之椽吏陈遵与旬侯陈遵混为一人，以闻其到门‘坐中莫不震动’混为‘每书一座皆惊’。”比起北朝误读《史记》《汉书》的“才学重臣”和“俊士”，“南朝名士达官如僧虔之荒陋悠谬，正复有过而无不及”（1337页）。根源何在？王僧虔《诫子书》承认“由吾不学，无以为训……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确属自知之明。但这些达官重臣，占居高位而脱离现实，生活安逸而心识浅薄，不知稼穑之苦，不谙军旅之劳，纵使埋首书斋，读得一些熟典，学到若干故实，恐怕也是隔靴搔痒，终究与真历史一间未达。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魏王李泰著《括地志》，都只能假手于门下宾客，走秦相吕不韦修《吕氏春秋》、汉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的老路，便是一个方便的注脚。
“因写忧而造艺”（《管锥编》617页）， 是钱先生从古今中外无比丰富的写作实践中提撕出来的精言要谛。《诗可以怨》一文对它在诗歌创作评论中的表现作了酣畅的发挥。文中也说到“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说事”，这记事之作，便是史书，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由不平之人，写不平之世，身外的艰难时世、纷纭史事，与心中的幽愤积郁、情感挫折相应和，鼓啸而出，捭阖纵横，生生不已，代代相传，于是有回肠荡气之史笔，于是有源远流长之史学。以此稍窥钱先生之史怀，不敢自信有契一二。他心予揣，郢书燕说，愿俟君子明教。
注释：
〔1〕本文所引《谈艺录》为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下不再说明。
〔2〕本文所引《管锥编》为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下不再说明。
〔3〕见石氏该书上编第一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4〕《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见《钱锺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5〕见《大公报》1933年3月16日《世界思潮》（第29期）。
〔6〕见《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文题为《模糊的铜镜》。
〔7〕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本句钱氏译为“在真正意义上，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文义似更醒豁。
〔8〕《谈艺录》611页译为“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
〔9〕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03页。
〔10〕见《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4页。
〔11〕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1982年，第2页。
〔12〕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同名书第1页，三联书店， 1981年。
〔13〕钱锺书：《模糊的铜镜》，《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
〔14〕见《谈艺录》第510页。《钱锺书研究》第一辑第20 页载钱先生补正之文，又增《齐民要术》等四例。
〔15〕亚里士多德：《诗》及当页译注〔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16〕见《宋诗选注•序》第4页。当然，“史书”所言， 实有三个阶次，最高一级，也可“通观”“理、道”，参看《管锥编》162页。
〔1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2页。
〔18〕见《朱子语类》卷139。 赵翼《题元遗山集》“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句，亦脍炙人口。
〔19〕见梁启雄《韩子浅解•前言》，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0〕以上参见《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第50—55页。
〔21〕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