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即便从孔子算起，中国历史学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走过了一个漫长道路，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中国人的宗教。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淡薄，无神论、唯物论宣传，使相当多的中国人既不怕地狱，更不怕历史。这是中国文明的悲剧。
史学本质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说，历史记录尊重事实，不隐恶，不溢美，那么历史学功能必然彰显，必然起到警醒、警示作用。
根据儒家的观点，中国人从来不相信此生永存，但中国人从来相信精神不死。孔子“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其实与东西方宗教具有类似功能，教导人们理性主义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知道此生短暂，只是一个过程，即便享尽荣华富贵，最后也不过是一堆黄土。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是精神不死，能以精神持久影响社会，影响人类历史。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理性主义使中国历史学从一开始就信奉真实，相信真实是历史学存在的意义，也是历史学为学的根本价值。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春秋》及其三传时，注意到“一字之褒贬”，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的价值取向，因而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怀疑历史记录的真实性。
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说，历史学是主观性最强的学问，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考验。历史学的研究只能逐步接近历史真实，即便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历史学也没有办法真正复原，更没有办法像实验科学那样重新实验。读者、听者是否认同历史学家的分析、判断，主要的就看研究者的结论、记录能否合乎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历史学无法重建一个完全真实的历史场景，但历史学永远都以还原历史，回到现场，达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为基本学术诉求。
以“董狐直笔”真实记录历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史上的任何曲笔，甚至像司马迁、陈寿等人那种因某些私人原因的部分曲笔，也依然会被史学史揭露、唾弃。中国历史学不认同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私人意气，更不会因为什么政治立场、党性原则去曲解历史。真实，是历史学存在的依据，是历史学的生命，不真实的历史说教只是说教，不是历史。一切曲笔在历史的长河中终究会被揭穿，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资治、通鉴
历史学的功能、意义，当然需要书斋学问，需要扎实、细致的考订功夫，需要心无旁骛，需要价值中立。如果没有这样的功夫，没有这样的积累，历史学就不会被人们尊奉。曲笔的历史作品，或许能够赢得一个时代的虚假喝彩，但假的就是假的，假的终究不是真的。
但是，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历史成为一种学问，除了弄清历史真相，记录历史事实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资治，是通鉴。是用历史教训指导现实，是告诉人们在从事创造时，要有大关怀、大视野，要放在历史长河中通览、通鉴。
有一句老话说，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历史，就是人类不断重复的过程。我们过去太过于相信“线性进化论”了，总以为我们今天比古人聪明，总以为我们现在比古人幸福，也总以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历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史无前例。其实，反观过去几千年可以检索的历史，我们应该相信章太炎的分析，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俱分进化，有古今之别，无古今之异。我们今天比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知道的更多，这不是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更博学，而是我们生的比他们迟。
幸福的日子就是不断重复，今天的太阳和昨天一样灿烂，明天的太阳还应该像今天一样。只有不幸福的日子在不断改变，各有不同。因此，常态的历史进程，除去那样外在的要素，诸如王朝的姓氏，政党的称谓，特殊的政治历程，如果从一般历史情形去观察，今天的故事可能就是昨天的重演，除了换了演员，场景、情节、结局，似乎都没有多少新鲜。
熟读历史，不会轻言历史性的创造；熟读历史，应该能够为现实提供某种借鉴。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中国历史学家大都相信资治，相信通鉴，即便是比较纯粹的书斋学问，假如深究起来都有现实的大关怀。
预知未来，参与创造
历史学是一门关于过去的学问。老话说，无聊便读书。好像历史学就是一门消极的学问，是历史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选择。这种观点在过去的中国或许是真实的，但在现代学科建立后，显然不能这样看。历史学不仅记录历史，研究历史，而且预知未来，参与历史的创造。历史学家不再是失意政客无聊之后的消遣，而是有识之士、饱学之士的职业，是一项与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等职业选择大致相同的选择。
其实，在古典中国历史学家的眼中，并没有消极地将历史学视为一种无聊的学问，孔子知道之不行，退而修《诗》《书》，订《春秋》，让乱臣贼子惧。这既是孔子对历史学的定位，也是孔子以历史学为工具积极介入生活，影响政治，进而影响历史。此后，不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光，直至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他们以历史学为工具服务于社会，影响政治，应该说一脉相承，精神一致。
用历史学影响政治，参与创造，当然要防止“史学为政治服务”悲剧重演。史学沦为现实政治的婢女，是中国历史特殊时期的一个特例。在中国更久远的历史时期，其他的学术可能不甚独立，惟独历史，即便在极端专权的帝王面前依然保持着不屈不服的性格。中国的政治架构需要一个独立的史官制度，独立的史官制度反过来保证了中国政治架构有用、有效，假如历代帝王都像那个特殊时期要求史学家只为帝王唱赞歌，那么中国在过去两千年，就不可能创造辉煌的历史学成就。
独立的史官制度保证了中国政治架构顺畅运行，历史学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历史创造。一个稳定的，甚至是“超稳定”的中国政治架构，没有历史学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真正的历史学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研究历史，而且还在于参与历史创造，在于通过历史了解过去，服务现在，预知未来，为人类为中国指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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