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杨小凯，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自学成材，“文革”结束后，即发表经济学论文，得到经济学界专家的好评，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但因“政审”未取。1983年，杨小凯以武汉大学讲师身份出国留学，完成博士学业后，曾被哈佛大学等数家国际著名大学聘为教授，著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等著作。他在199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被国际经济学界赞许为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一些前辈学者曾期许他是华人世界中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物，对他的英年早逝，无不扼腕痛惜。但是，还有一个作为历史学家的杨小凯，这是人们鲜有论及的。
杨小凯是少年成名。这个成名并没有丝毫的少年得意，完全是因祸得名。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出身高干家庭，从小受到的是正统的革命教育。“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是湖南长沙一中高一学生。长沙一中是全国重点中学，高干子弟云集，是湖南“文革”风暴的中心。对于这场“大革命”，杨曦光（杨小凯）一开始是抱有革命理想主义的纯真和热忱，非常认真地投入，真诚地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需要。但“文革”运动的翻云覆雨，使这位单纯的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他开始走出了群众组织的派别圈子，认真研究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籍，并深入到湖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以求找寻对这场运动的理论解释。他得出的思考结论是：革命后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文革”是人民反对特权阶层的又一场革命。1968年1月6日，他把自己的这些观点整理成了一篇文章，名为《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虽然用的是湖南激进造反派“省无联”的名义，但原本是为交流自己思想观点而写的个人文章，最初只油印了80份，散发了不到20份。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表达了激进造反派的理论观点，是“文革”思潮史上的一份极有价值的重要文献。
关于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杨小凯在三十年后曾有一个简单论述：“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 《中国向何处去》面世后，当即通过香港流传到海外，立刻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反响，被视为“中国大陆第一篇公开批判共产党特权阶层的文章”。美国的“新左派”非常赞同该文的观点，出了各种英文版本。至今，许多“新左”人物还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情有独钟。
文章的异端观点大大偏离了官方意识形态，为当时运动正要收蓬靠岸的形势所不容，立即引起“文革”高层的激烈反对。1968年1月底，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点名批判《中国向何处去》的“反动”观点。康生还以理论权威自居，断言这篇文章绝不是出自一个中学生的手笔，背后一定还有大人物，要抓文章黑手。这篇文章因此成为“中央首长”钦定的“反面教材”，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文章进行批判，作者杨曦光的名字也随之流传全国，远播海外。因为这篇文章，杨曦光成了“反革命政治犯”，判刑十年，母亲自缢，父亲关押，还株连了许多毫不相干的人们。
在狱中，杨曦光读了大量中外历史书籍，分析东西方在推进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成败得失，提取历史的智慧，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盲目崇拜革命的观点，认为历史上的“革命民主主义”是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东西，决心与其彻底决裂。这个新的觉悟，成了他的研究兴趣从政治转向经济的最初动因。他在狱中刻苦读书，自学英语和数学。
十年囹圄的思想炼狱，改变了红卫兵激进派思想家的杨曦光，成就了以后的国际知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杨小凯。但如果仅仅说到这个程度，还只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个人经历，虽然是一部精彩人生的青年人励志传记，但并不是本文所说的历史学家。《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只能说明杨小凯是一个历史文献的作者，是历史的当事人，与本文所说的历史学家也无干系。为史者，需要有客观的立场，理性的态度，保证历史记述的公正性。由于历史当事人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过去的历史场景之中，难能做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容易挟入私笔。所以，历史当事人成为历史学家者凤毛麟角，非大智慧者不能为也。
杨小凯是一个具有历史大智慧者。他后来曾评价《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认为该文虽是当时的知名度最大的，但思想水平并不是最高的。对于“新左”一派仍然坚持“文革”中的激进观点，他毫不妥协地表明自己主张现代民主政治的共存和制衡，坚持宪政道路的基本立场。这都说明了他对历史反思的深刻性，有着难得的客观、冷静和理性。笔者许以杨小凯具有真正历史学家资格的，还是因为他的另一本著作：《牛鬼蛇神录》。
《牛鬼蛇神录》是杨小凯1992年完成的一部著作，英文版名字是《囹圄中的精灵》，讲述了他在十年监牢生活中的亲历亲闻。与社会上同类题材的作品不同，该书不是讲作者自己经历的苦难风流，而是他作为一个敏感的观察者，忠实地记录下了一群“文革”囚犯的人生命运，是一部现场历史的著述。杨小凯对这部书自诩甚高，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即使我在世时，此书被人遗忘，但我却自信“一定会身后成名”。
《牛鬼蛇神录》记述的是“文革”时期一群囚徒的生活。以囚徒的眼睛观察社会，切入历史，这是从一个最为险恶的境地，细微反映社会隐密的独特视角。作为执行国家惩戒的场所，监狱关押了给国家社会制造麻烦的众多囚犯。每一个囚犯，都是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从囚犯之所以成为囚犯的各种情况中，能够从社会负面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生存状况如何，具有观察和记录历史的特殊意义。通过什么人受到了国家的惩罚，惩罚的罪名是什么，惩罚是如何执行等情况，就足以清楚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和特有的社会问题。
“文革”错捕、错判、错杀的冤案数量是空前的。以“一打三反”运动为例，仅1970年2月至11月的十个月间，就逮捕了28万多人，杀了9952人，这个数目超过1964年全年的十倍以上。在这个非常时期的监狱，关押的人物品流混杂，罪名千奇百怪，既有真正危害社会的刑事罪犯，也有罪不当罚的良民百姓，还有心有异志的反叛人物，坚持信仰的宗教人士……，总之，是汇集了社会上三教九流的“牛鬼蛇神”之地。这或许是杨小凯给该书取名为《牛鬼蛇神录》的本意：记录下这些“囚禁中的精灵”的罪与罚、言与行、善与恶，以及国家专政机器实施“杀、关、管、教”的理由和施为，展示出社会背面另一个罕为人知的世界，进而透视整个社会历史的问题。
作为一部现场历史的著述，作者既是历史的当事人，又是历史的观察者，主客之间极易混淆。杨小凯却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叙述的分寸，忠实地记录下了他在狱中十年亲身经历的人和事，既有历史的现场感，又有审视历史的客观和冷静，既看到了严苛的环境如何扭曲了人性，也看到人性在严苛环境中的闪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史德。他出身优越的高干家庭，却能对底层民众抱有深切的同情心；自己的观点虽是激进造反派，又对保守派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遭受着草菅人命的牢狱之灾，还依然仗义执言去打抱不平；身处厄运逆境之中，还对周围的人们抱着敏锐的观察力……，这些杰出的个人品行，使他在“文革”狱政混乱，滥施刑罚，告密者遍地的污浊环境中，能够与周围的各类囚犯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得到他们轻易不谈的故事，从而获得了比常人更多的隐秘信息。这些来自许多个体经历的隐秘信息和杨小凯勤学深思的背景知识相结合，构成了这本书最初的素材和思想基础，使这本书的写作有着他人所不能企及的深刻性。
《牛鬼蛇神录》的体裁是以人物为主线，讲述他们的故事。讲故事的历史叙述方式是让事实说话，以事寓理，信息量大，解读空间广阔。书中列出的主要人物有20多个，各具社会的某种典型性。在这些人物中，有扒手、小偷、强奸犯、杀人犯、“投机倒把犯”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犯”。有“文革”的造反派，有保守派，还有派性武斗的凶手。社会身分有工人、农民、流浪者、“黑市商人”、国民党时代的旧官吏、干部、教师、工程师、作家、艺人等。杨小凯具有卓越的理解力，具有讲故事的天赋。他笔下每个人物的背景清楚，形象生动，情节细腻，感情真挚。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社会角色，人生经历，思想言行和最终命运，叙述了一个一个在那个不无荒诞的时代真实发生的事情，给世人揭示了他们看不到的社会背部，使这本书有了信史的价值。
杨小凯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讲述的这些真实的故事，表现了他敏锐地捕捉历史脉动的良史之才。他通过这些囚犯的个人命运，揭示了“文革”运动发生发展的多重社会主题，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在他揭开的幕布下，释放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信息，使我们看到了熟悉背后的陌生，成说遮蔽下的真实。让我们愕然而疎然。我们会发现：“文革”派性武斗的残酷和血腥，竟然是和天真无邪的革命激情绑在一起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势同水火的观点分歧，在思想的层面上却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同一炉的意识形态冶炼出来的；响应毛泽东号召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亿万群众，在貌似集体无意识的行动背后，却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最实际的利益诉求；那些大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却是把臆想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现实的政治斗争；在全社会全面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观努力，客观上却是不断制造出来更多的政治反对派；倍受国家严厉打击的地下经济活动所以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下包工队”、“黑市场”所以屡禁不止，其生命力的顽强却是根植于国营经济的效率低下；在“文革”群众性的政治动乱中，“造反有理”的逻辑与镇压有理的逻辑出现了奇特的组合；与重新恢复社会秩序的积极意义并行的，却又是国家有组织推行的政治迫害活动……，这些充满矛盾、冲突、吊诡的历史现象，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命运展现出来，构成了多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主题。这些主题所反映的历史深刻性，穿透了具体的人物、场景、事件、时段的表象，而径直地追诉到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机理。这样邪恶的机制是如何生成的？又如何运作起来的？
在杨小凯的书中，讲述的最多的是一群政治犯鲜为人知的故事。“文革”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以“群众专政”的名义践踏法律，制造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政治犯群体。“文革”期间按“公安六条”惩处的大批“反革命分子”中，有满腹委屈无处倾诉的抱怨者，有冒犯权势人物尊严的犯上者；有不慎触犯政治禁忌的无辜者，有忧国忧民的直言者等等类型。这类冤狱故事通常会有一个陈旧老套的主题：一场非理性的运动是如何毁坏了国家的法度。杨小凯讲述的兴趣所在，不是那些清白人士的冤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犯，真正想要犯上作乱的“反革命组织案”、“反革命集团案”的案犯。这些政治犯胸怀异志，“图谋不轨”，秘密政治结社，是试图反抗社会制度的地下反对派，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然而，在这类“反革命集团案”的案情中，埋伏着社会动静的隐秘信息，对历史研究者极具魅惑力。但由于从事这种政治游戏的危险性，当事人的活动十分诡秘，对父母亲友俱是一应回避；官方为防止效尤，也不会有意披露案件的详情，因而关于这些政治精灵的历史记载基本上是缺失的。除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外，社会对他们的事情知之甚少，特别是关于他们的社会背景，思想动机、意识形态和活动方式，更是局外人很难知晓的。随着这些政治精灵的肉体消灭，埋藏在他们头脑中的那些秘密也都归于了尘土。
感谢杨小凯，是他打开了这扇历史密门，使我们看到了这些政治精灵“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思想行为轨迹。这些参加地下政治反对派活动的人，几乎都是在受到体制的严重伤害后转向政治的。属于是知识分子的，大都与“反右”有关。属于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大都与阶级歧视政策有关。属于工人、农民的，大都与“大跃进”的大饥荒有关。这些体制性的伤害，不仅激起了他们的生存反抗意识，而且激起了他们的政治担当意识，“认为自己可以比当政者干得更好”。在这里，革命和反革命并不是由于不同阶级的立场，也不是来自敌对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体制的政敌只能是体制自己造成的。正因如此，地下政治反对派的意识形态是十分杂芜的。有些来自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有些来自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三民主义，有些来自西方近代的民主自由主义，有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甚至还有一贯道烧饼歌之类的神秘卦辞和语义含混的预言。这些地下政治反对派的行动策略上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他们试图利用“文化大革命”允许群众自由结社的机会，与一些造反派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借机进行准政党活动，甚至还寄希望在执政集团的内部分裂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当政者在大乱之后所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也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在一个对阶级斗争和敌对势力有着杯弓蛇影敏感性的体制下，一旦局势稳定，秩序恢复，这些地下政治活动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再由此引申开来看人类历史，如果在一个社会动荡的乱局中，谁又会是成功者呢？正是在他的那些政治反对派朋友血淋淋的教训中，杨小凯对他所信奉的革命神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悟到了一个严酷的专制体制如何巩固政权的统治机理，不再相信改朝换代的革命——即不相信革命会推翻专制，也不相信革命能建立民主。
可以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囚徒经历的启发，彻底颠覆了杨曦光从小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改变了一个原本是革命激进主义者的立场，成就了一个政治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所以，当他坦然把十年牢狱转变他思想观念的心路历程如实写了出来时，正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历史学家的杨小凯。
2006-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