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随着经济发展与变革，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种政治体制与改革以前的体制相比较，有什么新的特点？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这种体制作了如下概括的分析：
首先,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存在着有限的多元化。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的。全能主义国家政权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对社会基层组织细胞与个人的政治控制力与动员力。而在当今体制下，中国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与国家与政权安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形成网络，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在这里，市民社会指的就是国家控制力以外的、体制外的自组织系统。
其次，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执政党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而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体制主要通过现代化的权威政治，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但已经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以对美好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追求，来获得公民对政权的支持。在当今中国，政体的实效正当性已经取代了乌托邦平均主义的“天国”理念，作为国家认同与社会聚合的基础。
第三，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变革的动员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失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与无序化，又有可能反过来蚕食这种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
质言之，当代中国非政治领域的有限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以及执政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这几个特点构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最重要特征。大体上可以认为，中国自八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已经成功地通过“维新模式”而不是革命模式，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集权体制向更具多元性的社会政治模式的稳健转变。
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进行分析，这种历史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未来民主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那就是，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的协商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政治文化上的进一步宽松化而互容性增加，正是在市场经济中，并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培养出来的，这些都是实行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①
如果说，以上是对中国模式的特点的描述，那么，用什么核心概念可以表征这种新型的政治模式的特点？从政体类型学角度而言，当代中国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在研究过程中，我最初尝试运用比较宽泛的“权威主义”来表征这种政治模式，因为执政精英在保持权威控制的同时，现代化体制内已经出现了有限多元化，从而具有现代化权威政治的一般特征，但后来发现，单纯运用这一概念来表征中国的体制，仍然是不全面的，它容易把中国与东亚权威主义做出简单的类比与联想，而不易把握中国改革与传统体制之间的历史承续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政体形态与一般意义上的权威主义模式这两者相比，无论在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国家的组织资源方面，还是在对社会的动员机制与社会多元化程度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后来我发现，由于这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行体制是在中国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从原来的列宁主义的全能主义体制中逐渐演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后全能主义”（Post Totalitarianism）来概括当今中国政治的特点，确实能表达这一新的政治结构模式与传统全能主义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然而，后全能主义只是一种历史时段的描述，没有能揭示结构特点。因此，我进而综合以上两方面特点，把这种体制定义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w Authoritarian Regime）,即从全能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演化过来的现代化的权威体制。由于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实效，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已经有了新的来源，政府也在社会利益分化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社会基础与支持者，实际上具有相当强韧的政治稳态性与持续性。可以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新型政治时代。只有未来某一个时候，在经济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在内部社会结构发生相当的变化以后，它才可能向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型民主政治形态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介乎于完全没有社会多元化的全能主义，与未来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
二，
人们自然还会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从全能主义的政治结构演变为现行的体制的？这种的变革采取什么样的历史路径？中国的这种转型政治体制对于经济发展有什么特殊优势，面临什么样的发展矛盾？
这些问题，都是作者近年来一直在思考与探索的，所有这些问题，均可以纳入到转型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来。通俗地说，“转型政治学”（Politics of transition）就是转型期政治学，它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概念，来考察一个国家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化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它以研究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与发展路径作为考察的焦点。
转型政治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是一门相当重要的新的政治学领域，并已经出现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研究拉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学者施米特，曾提出了“转型学”（Transitology）这一概念。转型学最初是由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形成的跨学科理论学科。 “转型学”这一概念，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它把研究者的视线，引导到转型的历史过程上来。根据作者所掌握的文献，从非西方的国家政治变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可资比较的主要转型方式，大体上有四种类型。它们是拉美模式、南欧模式、东亚模式、苏联东欧模式。各种政治转型模式都有其独特的转型特点，例如，南欧模式是长期处于欧洲资本主义环境中的一种成熟的权威主义，向多党民主体制转型的，这种模式具有强国家与强市民社会相结合的结构特征。而拉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这些国家是在在民粹主义政治与军事权威政治的拉锯互动中演进的。苏东模式则是通过激进的“大爆炸”方式，即经济与政治的“休克疗法”，来实现一种体制向另一种西方多元体制的政治转变，这种模式的弱国家与弱社会的共存，可以解释它在发展过程中何以如此不稳定，何以充满陷阱与挫折，也可以解释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何以此起彼伏。东亚模式，即四小龙模式，是在冷战过程中，在两大阵营的对立冲突中，通过权威政治走向多党竞争性民主。在对以上四种不同的转型模式的研究过程中，都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学学者，例如林兹对南欧模式的研究，施米特与奥当诺对拉美模式的研究，普沃斯基对东欧转型的研究，等等。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视角来看，中国的转型模式与上述所有模式均不相同，中国的政治变迁有其独特性，正如本文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方面，中国的现体制一方面具有全能主义体制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了新权威主义对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整合功能，中国转型模式不能归入已有的类型或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如何判断这一结构的类型特征？这是中国变革实践对国际政治学理论提出的一个问题。
可以说，相对于己有的前面四种转型模式而言，中国在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主导下，通过适应市场经济变革而逐渐形成的“后全能型权威主义”是转型分类学上的一个新的“物种”，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它的特点是，由于承继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资源，从而具有强大的对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以及整合资源的政治优势，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获得的成功，它在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困难与矛盾，也可以从这一模式的历史特点与结构特点中得到解释。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学界还较少有学者对中国这样一个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演化过来的新型政治结构，做过宏观的系统的类型学考察。
要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就必须把中国模式放在与上述这些转型模式相比较这一更广阔的架构上来考察，这种模式比较，可以提供一个宏观的平台，启示研究者从国际转型政治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从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比较变项中，例如，从历史背景、政治精英形成的方式、转型战略、政治约束条件、意识形态在转型中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转型方式，权威合法性转换，政治参与方式变化，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特点，政治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改革的政治约束条件，路径依赖程度等等各个方面，来考察我们的自己的国家的转型模式的特点。只有通过宏观比较，才能发展出我们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三
如果从转型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采取了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特殊历史路径。笔者注意到，我国一些经济学家运用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演化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概念，用来对照中国经济改革时，发现中国的经济变革的政策经验，恰恰与演化经济学理论有着惊人的联系 ②。笔者受这些经济学者的启示，由此进一步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能从演化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中，进一步提练、抽象、并概括出更具普遍性的演化发展理论，那么，人们一定会发现，中国政治变迁过程，也恰恰同样符合演化理论概括出来的一些基本特点。笔者甚至觉得，用“演化政治学”来形容中国转型政治的特点，确实是再适合不过了。大体上，我们可以从演化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启示中，对中国二十多年的政治发展的特点，在理论上归纳为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中国模式演化的试错性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精英，强调实践中的摸索，来寻求摆脱旧体制的发展路径，即不是从已有的先验原则或信条为基础，而是通过面临具体问题时，运用传统政治体制提供的执政党权威政治资源，在人的理性并没有认识制约中国发展的诸多因素的复杂关系之前，在人的理性决策能力与解决困难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即存在着演化经济学家所称的巨大的“能力-困难缺口”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实践、摸索、局部的试错，逐渐形成行之有效的政治与经济政策。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功，暗合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那么，中国政治转型采取的路径也暗合政治演化理论揭示的试错路径与逻辑。
中国模式的第二个特色，是它与传统的非断裂性。中国转型实践的特点是，强调并尊重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转轨的历史的连续性，而不是与历史上形成的秩序断裂，在这一原则基础上，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稳健地走上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路。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到本国社会主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与社会主义体制的传统，通过这种渐进的“试错”方式，来保证不会引起社会的断裂与规范的缺失，不至于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失范危机。根据演化理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连续性是受一种无形的历史力量保障的，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无形权威是由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信念与传统来维系的。执政精英充分调动了这些传统整合资源来维持转型的稳定性。这与当年严复提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思想极为相合。
第三，中国的政治转型，也与演化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转型一样，遵循着“最小打乱原则”。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政治政策创新，对既存制度体系的“打破”与“冲击”，并不大于维持社会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共同体框架“完型性”与历史连续性 ③。这样，就能在制度创新与制度保持之间，维持着适当的平衡，制度变迁需要改变人们惯常的行为模式，但人们适应创新的活动范围，则取决于人们感到制度与决策创新必须约束在恰当的范围内进行， “最小限度打乱原理”充分考虑到制度变迁的适应性，连续性与渐进性。在这一方面，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发展，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以及“三个代表”论、“和谐社会”论的发展路径，均可以体现这一演化路径的特点。
第四，充分重视改革的约束条件，考虑它们的特定情境与特定的脉络。关于政策的形成，一方面是精英在的国家制度的限度范围做出的决定，一方面是受公众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受历史、地理与中国面对的国际生存环境的制约。这三方面的因素，是理解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政治演进路径的关键。换言之，中国的政治变化决不是执政精英主观的意图的简单的外在化，而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是在三方面因素制约下，在政治互动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新的模式的，在这种相互依赖的不同因素的制约下，产生特定的路径与转型模式的独特性。
这种模式在转型政治学上有什么特殊意义？渐进演化模式的意义在于，从传统权威资源中，转化出推进改革开放的新的现代化权威杠杆，使整个转型过程始终保持着有效的可控状态，从而避免了变革时期最易出现的失范状态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转型危机，同时有利于降低转型的政治成本，并避免两极震荡带来的后遗症。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这种模式发挥特殊的优势有关。
中国转型的“渐进与演化”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常识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模式，它十分接近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逻辑。是一种人们排斥了普遍主义的先验原则，运用试错与经验寻求路径选择的模式。我们可以把这种路径概括如下：人们总是针对具体矛盾与困境，尝试提出某种解决办法，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中，根据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根据行动主体本身所能调动的政治与社会资源，绕过各种思想与观念的障碍，尽可能地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来。人们的行动一旦产生某种实际结果，这一结果又会促使主体根据既定条件、观念制约、资源约束而对选择作新的调整与修正，行动的结果，又制约了下一步选择，为了保持已经获得的成果，而不得不再走出新的一步等等。用严复当年的话来说，变甲又须变乙，变乙又须变丙，如此迭相循环。这样，在不经意中，人们创造了一段故事，这一段故事并不取决于人们主观意图与理性的设计，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人们主观上想做成什么，重要的是由于人们的行动，不自觉地做成了什么。这就是试错性的历史变迁。用几个简单的、并不全面的关键词来表达这种变迁方式，那就是，中国改革的行动主体的特定方向感（摆脱旧体制的逆向性），随机性（根据当下事态来决定下一步），试错性（走一步看一步），约束行动选择的观念因素（遵守基本原则的约束条件），支持行动的各种政治资源（国家机器与执政党组织系统），等等。
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试错过程。邓小平并不知道他开步起出以后，最后的结果是怎样。这一路径在每次面对挑战时，都会强化一次，概括地说，中国正是通过这种可以被称之为“路径障碍，试错反弹”的方式，逐渐告别了旧体制，并逐渐演化、蜕变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完成了从计划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后全能主义的权威政治体制”的软着陆，形成特定的渐进-演化路径。
正是这种被邓小平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演化模式，使中国模式与前苏联的经济与政治休克的激进改革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激进自由派经济学家为自己设计的休克疗法辩解时，用过的最多的比喻是“人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河流”，但渐进演化论者批评激进自由派的改革战略时，也使用了另一个同样生动的比喻，那就是，休克疗法如同“飞机在半空中更换发动机”一样危险。渐进主义者对于如何过河的办法，我们也可以沿用“过河”的比喻作出如下回应：“过河固然不能分两步跳，但如果一步过跳入河中，就意味着淹死在深水区，那还不如在浅水区渐渐学会边摸石头，边学会游泳”。保持与旧体制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走出旧体制，就是浅水区边摸石头，边学游泳。这一过程就是试错过程，这两点正是渐进演化模式的关键，这对于理解当今中国政治演化与经济演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种演化型的转型过程中，执政精英并没有像那些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者那样，用泛道德主义的标尺，把传统体制资源判断为无用的废物而予以遗弃，而是遵循严复所说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原则，把传统政治资源作为转型过程的政治整合所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来予以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用1906年严复所说的另一句话，体现了“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的原则。我们可以把中国近代最敏锐的思想家严复整整一百年前所揭示的这句话，作为中国转型模式的十六字真言。
中国模式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在权力体制并没有经过革命断裂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新的结构。由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以革命思维，以与旧传统、旧世界彻底决裂，作为核心价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世纪之交的中国人这种对渐进思维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心态与深层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具有了反思二十世纪革命思维的里程碑意义。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路径的研究，即对中国转型政治学的研究，对于发展出一种与“演化经济学”相呼应的“演化政治学”，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然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这种从全能主义结构蜕变出来的转型模式，虽然有其特殊的优势，但也有其特殊的弱势。首先，这是一种从全能国家体制中，通过市场经济而滋育出细小的社会细胞体的“极强国家——极弱社会”体制。从历史上看，全能主义国家体制内部，本身就先天地缺乏体制内部的监督机制，而改革以后形成的“极弱社会”本身，又缺乏体制外的对国家官员的有效监督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腐败与权力不受约束而造成的种种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就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变本加厉。一旦出现社会矛盾激化与社会不满，就会进一步引发国家对社会的加强权威控制的习惯冲动，极强国家可以运用无所不在的行政机器，轻而易举地通过强控制的方式，把社会冲突压抑在一定范围内。这样，就有可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矛盾——加强控制”的路径依赖，即通过加强控制、约束社会自主空间的方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久而久之，这种自我强化的路径，就会引导人们不自觉地进入一种路径锁定状态。
在极强国家控制了强大政治资源的情况下，这种以强控制方式来应对矛盾的办法，表面上看成本甚低，收效较快，而且很少受到社会的强烈反弹，然而，这样做最终会导致民主的制度创新难以在应对社会矛盾过程中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行的转型模式存在着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之间的赛跑。制度创新的速度如果快于后者，中国有可能顺利实现政治现代化，反之，就可能在路径依赖不断强化过程中，走向发展的死胡同。正因为如此，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克服转型期路径依赖，是中国改革时期的演化政治学的重大研究课题。
四
以上所写的，是我在编辑这本论文集时产生的一些感想，也是对自己近年来对中国转型政治研究的心得所作的一些理论上的疏理。也想以此来说明转型政治学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化政治的重要意义。本书的书名之所以称为《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就是力求把对中国当代转型期政治的研究探索，与一种更为宏观的理论框架的探索联系起来。
本书收入的三十余篇文章，均是环绕以上主题进行的。一部分论文是近年来刊物上发表过的，另一小部分则是尚没有发表过的。这些文章反映了五、六年来作者在当代政治发展研究方面的一些探索。这些论文分别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学与社会文化的一些具体论题。把这些论文中的内容整合起来，就大体上构成作者本人对中国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治转型的基本思考。全书按内容可以分为五个组成部分。
第一组论文“中国变革史四论”，从历史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当代转型的历史意义。它们揭示了现代化以前的中国文明结构的“抗演进性”，以及从近代变革到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从千年史看百年史》一文通过对中国千年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来揭示中国从非竞争型文化向竞争性文化转变，从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趋势的合理性。并以此为基础来揭示当代中国变革的长时段历史意义。该文指出，欧洲文明的小规模、分散性、多元性、边界开放性基础上形成的流动性与竞争性，使这种文明有一种内在的活力，而为了整合超级帝国而不得不以“安分敬制”作为基本精神的中国传统儒家文明，则缺乏这种激活个体竞争的生命力，这正是近代中国与西方文明碰撞中，难以适应突变的环境，并备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走向世纪大变革的起源。
《百年中国现代化中的六次政治选择》是本书中最长的一篇文章，但却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百年史论。该文是根据我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坛》的一篇演讲稿扩展而成。该文通过对清末变革、辛亥革命、袁世凯强人政治、国民党现代化运动、毛泽东社会主义计划体制、邓小平改革这六次现代化选择的历史考察，来分析这些不同时代的政治精英在自己信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趋向的引领下，运用自己所能支配的政治资源，应对现代化挑战的成败。该文试图以此说明，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自觉地寻找适合于中国的转型政治模式的试错过程；这一考察力求概括出，一种能承担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政治体制所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结构特征。
《中国转型体制形成的历史诠释》一文中，考察了邓小平模式从旧体制中演变出来的历史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五个历史要素，并指出低度政治参与条件下形成的“延时效应”所具有的积极消极两面刃特点。该文也是运用演化政治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的一种新诠释。
以上这几篇论文可以看来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一个对中国当代变革的历史解释框架。
收入第二组“中国模式，经验与问题”这一主题的论文，是本书的主要部分，这些论文从转型政治学角度来考察分析中国当代政治模式即邓小平体制的政治学性质。《后全能主义的权威政治：发展的优势与问题》对中国从全能主义结构蜕变过来的政治发展模式，做出政治学的定位，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转型模式的优势、矛盾与问题。
《从新制度主义看发展中国家腐败及苏丹化现象》与《中国现代化中的地方庇护网政治》是姐妹篇，我在这两篇论文中，运用新制度主义方法来考察中国转型期腐败的成因，以及发展中国家退化了的权威政治如何会陷入朋党组织体制的陷阱。
《对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的若干思考》一文是我对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问题的最新探索，该文提出中国通过试错方式发展中国特色民主的五个基本原则，以及对三种民主发展路径作出政治学的评价。
《改革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与《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特点》也是姐妹篇，我提出转型期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以及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以及六个重要特点。我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方法，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创新提出了如下总结，即从原有的意识形态概念资源中，寻找能包容发展性，同时又能满足意识形态对执政党的合法性保护功能的概念符号元素。并以它为基础，来形成一种能适应改革开放辩护与论证功能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种创新过程显示了渐进演化模式的一个重要例证。
收入第三组“中国变革的文化视角”的文章，集中考察转型中的文化、思想与思潮现象。文化与思想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在于，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主张、政策、办法，是受一定的文化与思想动机制约与支配的，人们总是在先定的价值与思想理论的框架中，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与办法的。这样，对这种思想主张的分析与考察，就构成政治选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上说，一个时代的矛盾与困境，总是会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解决矛盾与困境的不同思想路径。
《百年变革中的三种思想选择》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现代化面对的三种困境的角度，来解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左翼激进主义之争的历史背景。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一文是我在日本名古屋中国学国际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我对上述三种思潮主张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出现，及其意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此外，其他一些文章则涉及转型时代知识分子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上的浪漫主义。一位美国保守主义哲学家眼中的中国变革，转型期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关系，均作了考察。
在这一部分文章中，我特别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他们作为社会良知的承担者，在社会转型中起到了思想试错与提供价值选择的特殊功能。
他们又必须具有务实冷静的态度。我还对社会变动时代边缘知识分子在人文建设中的作用、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生存环境，他们在转型期的思想分化的社会意义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考察。《中国人的逐利文化及其现代意义》则分析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与现代市场经济文明相契合的方面，以及这种逐利性格的消极性。
第四组“国际、两岸与民族主义”中，我在《中美文化冲突与新民族主义》一文中，通过对科索沃事件中美互动的分析，来考察中国后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新特点。事实上，人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同样是受到自己固有的价值、思维方式、政治文化等主观因素影响的。本组中还特别收入了多年前与澳大利亚记者谈中国民族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访谈录。这篇文章之所以收入进来，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温和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的思想立场，以区别于那种激进民族主义。我相信十年前的访谈所提出的观点，应该是表达了中国人中的主流思潮。
《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是我在该国半年访问研究后，对这种特殊权威政治体制的特点的考察分析成果，其中也有对这些国家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与观感。《彼岸归来的思考》是我的访美随感，在这篇文章里，我指出，每一个有机会来到另一个文化中的人，应该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自己的“眼镜”，去发现异质文明中的那些积极的东西，以便为自己国家变革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
本书最后部分收录了几篇文章作为附录。一篇是五年前出的版的论文集《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一书的自序。这篇文章回顾了我探索新权威主义理论的心路程历。如果说，《告别》一书的着眼点，更多地是对改革中的浪漫主义的激进路径的批判反省，那么，本书的着眼点，正如书名所表明的，是对四分之一个世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渐进演化路径的理论思考。前后两本论文集恰恰可以构成姐妹篇。附录中另一篇《与网民思想交流》，是我在2005年底在天涯社区做客时与网友交流的对话录，其中反映了我对新权威主义理论的一些新思考，以及我对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公共性问题的看法。
五
最后，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下我治学的经历与心得。二十多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主攻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在那时，我已经对运用新方法来研究政治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以后，逐渐转入对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史的研究，并开始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方法来探索近代变革史。在八十年代后期与九十年代前期，我提出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改革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在国内思想界引起激烈的思想论争。这些思考与探索成果结集于1995年出版的《萧功秦集》中，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又回到对清末变法与新政的历史研究中去，并完成一系列反思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保路运动的论文。一九九八年出版了《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此后，我又在《战略与管理》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以当代中国变革与思想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当我开始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时，我在清末改革研究中摸索出来的理论与方法，确实使我大受裨益。这些思考成果收入到《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一书中。几年前，我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我在为研究生开设《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课时，开始比较系统地思考转型政治学问题，这就使我的知识结构与方法论具有了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双重性。
如果总结自己研究的特色的话，可以这样说，我是从治历史学起家，进入政治学领域，我作为历史学者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或许有助于从人文历史视角，来体察政治学问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又使我可以运用政治学的理论方法与视角，作为“钻探机”，来开采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的丰富矿脉。在二十多年的研究中，我个人深切地体会到，历史学真可以说是政治学之母。原因很简单，历史是经验之流，学者将会从人类历史的集体经验所呈现出来的政治与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中，受到极大的启示，从而避免政治思维的简单化与概念化。用一句我经常说的话，政治学必须以历史学为血肉，历史学必须以政治学为骨骼。这两个领域之间是息息相通的。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如此丰富的百年中国变革的经验之流，也是生为一个大转型时代的中国学者的幸运。
最后要谈一点方法论方面的一些体会。我深切地体会到，要研究中国转型政治学，一方面，要广泛吸收国际政治学现有的理论资源。根据我个人的研究实践，西方政治学中的极权主义、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中的发展型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命令贯彻与政治参与危机，政治参与爆炸理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与试错理论，杜尔凯姆的失范理论，林兹提出的“苏丹式政权”腐败理论，奥尔森提出的软政权与分利化理论，都对思考中国政治转型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读者可以从本书各篇论文中注意到，我确实相当重视广泛吸收西方政治学现有的理论成果来研究中国问题的。
另一方面，理论创新对于研究中国转型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国际政治学界提出的许多有关政治发展的理论概念，是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运用这些理论方法，用来分析中国政治时，就可能出现理论与研究对象不兼容的问题。这就需要根据我们研究的中国对象的特殊性，对源于西方的政治学概念软件，作“汉化”处理。当现存在概念方法的汉化处理，仍然不足以解释中国发生的政治现象时，就需要我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开发新的软件”，另辟蹊径，去建构一些新的概念。二十多年来，我根据自己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提出了“新权威主义”、“政治浪漫主义”、“制度决定论”思维模式，“脱两极化”，“有限多元化”，“低度政治参与”、“类苏丹化”、“地方庇护网政治”、“后全能主义型新权威主义”，“派群”理论、“延时效应”、“反应型民族主义”等新概念，作为探索中国转型政治的工具，在本书的各篇论文中，读者都可以看到上述这些概念所起的解释作用。希望这些尝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现代化转型社会，它所具有的十三亿人口的巨大的规模效应，它自洋务运动以来经历了一百四十年的充满曲折、艰辛与创伤的历史经历，二十多年来中国转型实践所提供的如此丰富、复杂而又独特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又可以向西方政治科学提出许多挑战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改革的政治学研究，理应成为国际政治学领域中最富有生机、最具有开拓前景的学术领域，中国大转型时代的现实矛盾与困境，又无时不刻地刺激着我们这一代学者，迫使我们去理解它们，并为克服它们而竭尽自己的心智。正因为如此，中国政治学理应成为对国际政治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最有希望的领域，我们应有志于运用我们自己在本国政治学领域的辛勤耕耘与理论创新，来丰富国际政治学的思想资源。生于这样一个国家，生于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学者的人生价值与社会责任感，都将在这一耕耘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注释
①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第207-20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②参见贾根良、赵凯：“演化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观”，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2期。
③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