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杭州养正书院的学生马叙伦也说："辛亥革命是一个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结合的革命，"而这双重革命的指导者是宋恕与孙中山，"到了戊戌后，民族革命、民族革命两面大旗并成了一面"辛亥革命"的大旗到处飘扬了。”230他还回忆说，求是书院总教习宋恕先生与养正书院总教习陈黻宸先生"志同道合，在两校里都发生了推动革命的作用，"231而"我们从陈总教习接受了民族、民主结合的革命思想。"232可见，宋恕在辛亥革命中也发挥了思想指导作用。
认同转换意味政治主体性的自觉，宋恕、太炎是从黄色人种的共同命运出发，把自强自救的责任落实到自己所属的命运共同体的，太炎在〈兴浙会序〉中说："抑不能兴震旦而言兴亚细亚，不能兴一部而兴震旦，则夸严之谈已。吾胎萌于浙，虑从其近，是以树兴浙会。”233这是响应日本兴亚会的宗旨，234把"中国人"或"中国国民"的概念落实到地方社会的重建上。太炎认为，只有把"总相"的"中国人"落实到"别相"的中国人上，"中国"作为一个文明整体才会获得新生，满清统治就是在太炎所唤起的作为别相的中国人认同觉醒中走向灭亡的。日本就处于"总相"的中国人与"别相"的中国人的交汇口上。康、梁、严是在总相上回应日本，宋、章、夏则是别相上回应日本。
汪荣祖指出反映太炎思想方法的两句话：一、“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二、"岳壤世同，宾萌世异，"并认为："章太炎对儒家的忠恕，别作新解，以"忠"为"别相"，以恕为"总相"。”235如果要把宋恕与太炎的思想方法再加区别，宋恕强调的是"恕"与"同"这样的客观价值，而太炎所强调的是"忠"与"异"这样的主观价值。这里面包含了对普世价值的民权与作为私权的民权的落实两个层面的民权观，普世价值的民权要落实到法的历史之原，私权的民权要落实到法的价值之原。当民权落实到历史之原，孝就成为公德，当民权落实到价值之原，恕就成为私德。但民权如不能在法上落实，忠的对象只能是权力。 宋恕、章太炎以及孙宝瑄都在从事对清代权力的批判与道德重建，而康有为实开其端。汪认为，日本学者高田淳对章太炎齐物哲学的渊源与内容有深入的研究，极有参考价值。236实际上汪氏的"总相"、"别相"之说就是援用高田先生的。
高田淳先生认为："积极地尝试一元论的世界把握在那以后[康有为、严复]直到毛泽东思想出现为此在中国没有再出现过。对于必须全面地否定那样的响应全体论[总相]的想法本身的章炳麟来说，因为处于康有为、严复以后中国的悲惨的半殖民地状况。”237其实，宋恕思想根底的民权诉求包含"总相"与"别相"两个则面，汪康年所代言的是"总相"的则面，而章太炎所代言的是"别相"的则面。宋恕民权背后的理想秩序是孟子的王道政治，但方法上是荀子的经验主义的知识论，谭嗣同是用孟子的心性论来回应宋恕的政治意理批判的，他继承了康、梁、夏以"宗教改革"为号召，批判荀子的立场，因此宋恕对刘绍宽说："谭氏《仁学》，惟心派之哲学也，故其大处与衡不合，昔曾与面争屡矣。”238这是立教者与立学者的目的与方法的不同所带来的摩擦。
而章太炎援用荀子"法后王"的思维，为政治变迁提供依据，这是应用荀子历史哲学的知识论思维方式。汪荣祖认为：章太炎"写《儒术真论》一文，虽未指名，显然是要批评康氏的"以儒为教"之说，"239朱维铮则认为是"直接批评《仁学》的见解"。240从学术的观点对清末变法运动中极权主义思想倾向的抵制是相同的。谭嗣同对甲午战争的最初反应是"故夫法之当变，直变去今之以非乱是、以伪乱真之法，蕲渐复于古耳。”241把日本冲击转化为变法"复古"是对冲击源的法原的回应。但是谭嗣同的响应方式是孟子式的总体论，而非荀子式的知识论。这一方式在谭嗣同殉难以后，成了新一代变法青年的动源，孙宝瑄在光绪三十二年的日记中感叹到："今之国家，所谓风气用事时代。夫风气必本于学理，乃不误其趋向，泰西诸国之所以兴也。若我国，则仅有风气而无学理，如人之但尚意气，毫不顾道理。”242这段话道出了戊戌政变以后变法从思想走向运动时的脱序状态。
汤志钧指出了传统中国"唯经"与"唯上"的现象，243"上"既是法原，又是权原，自从章学诚承浙东学统，244提出"六经皆史"的观念，"上"失去了"经"的合法性依据，章把史的本质与礼的精神--法原置于同一层面，于是，作为政治意理的"经"与作为权原的"上"同时失去了依托。太炎的"尊史"观来自龚自珍，而龚自珍的批判思想承自张惠言--章学诚--戴震，他在〈尊史〉中批判了康有为标榜的文质三世的进化史观，他认为在文化变迁（文质）与政治变迁（三世）还有民权的环节，"岳壤世同，宾萌世异"出于〈尊史〉，后面还有一句"而民始不袀壹。"245这里既包含社会再建的构想，也是对"灭礼"与"灭史"的清制的否定。章认为："有舍地治，不以版籍正民，而欲庶政无奸欺隐匿者，王史之未闻。"246太炎以"王史"自居正是他与康有为、孙中山的分歧点。
《訄书》初刻本意味太炎从经生向儒者的蜕皮，而重订本则意味太炎又从儒者向王史的转变。黄进兴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例，指出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现象：即内在的知识本身的危机与外在的无法满足社会性的需要。247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248旨在打造"中国国民。"梁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认为："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所重，在一城一乡的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249谭嗣同在《仁学》中指出："二十四史，是一姓之谱牒焉耳。”250以法原为根本实体的清末变法思想中已经含有"君史"让位于"民史"的价值观转换。杜赞奇指出，梁启超的历史观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251但出发点还是"民史"承自章学诚、龚自珍对君权的批判意识。
梁启超想要打造《中国通史》的时候，章太炎也受梁邀请赴日本考察，就下榻在《新民丛报》馆，梁1902年8月4日发表了太炎的《中国通史》构想："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传记见之，"汪荣祖认为，"典志"指制度史，"记传"指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史，252显然，太炎要以中国文明整体立言，日本当也包括其中，他在史目中所例的"种族志"、"海交记"、"逸民别录"中为处理这一题材保留了空间。"制度史"是文明史，为一宏观的视野，"思想史"是文化史，为一微观的视野，随宏观视野的扩大，"种族"观念发生了变化，满清成了"夷狄"，而日本成了"同文同种"，"海交记"要处理的是与陆权与海权的相遇，而"逸民别录"则是从人物，如朱舜水，来表现文明史与文化史的交融。
太炎认为："顷者东人为支那作史，简略无义，惟文明史尚有种界异闻，其余悉无关闳旨。"253这里的"文明史"当指在梁氏《东籍月旦》中所介绍的文明史著，太炎从〈正名略例〉向〈文学说例〉的发展说明太炎朴学关心从词汇向语言的转变，254语言认同的"进化"带来认同的转化--从对外在强权的慑服向内在虚拟权威的回归,社会动员未必以近代国家为指归为卡尔?德意志的社会动员理论提供了反证。
夏曾佑认为："孔子之术，其的在于君权，而径则由于宗法。盖借宗法以定君权，而非借君权以维宗法。然终以君权之借径于此也，故君权存而宗法亦随之而存，斯托始之不可不慎也。"255这是在说权力与文明的关系，儒家伦理的目的是树立政治伦理，而君权自处于政治伦理的中心，社会伦理从属于政治伦理，从而为君权服务。梁启超批评中国人"知有权力不知有文明"是认为"文明"可以制衡权力，而他的新民道德正是他开出的用"文明"来制衡权力的药方。这里的"文明"就是他所说的"东学"--西方社会伦理在日本的应用，而宋恕所注重的是日本在受容西方社会伦理时，复活了东亚的政治伦理--虚拟王权，因此他把日本史看作是儒家政治伦理在中国沦丧以后的替代体系。
梁启超认为夏曾佑是"晚清思想革命的先驱者"，并说："他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256正是夏氏对中国史的"崭新见解"为章太炎的反满论提供了史学根据，宋恕的日本观也印证了夏氏的东亚文明史观。日本是梁启超《新民说》的发信地，同时作为东亚政治伦理的现代泉源对《新民说》也起到制约与连动作用。社会动员带来的历史认同的转换才是东亚文明整体实现现代更新的内在动力。
张灏对梁启超1890到1907年之间从儒家经世致用理想到有关新的国家和国民思想的转变作了研究后指出："他的民主信念在遏止他的国家主义倾向上，没有发挥在西方自由传统下所预期的那种作用。”257周佳荣认为张氏对梁启超思想中"东学"部分重视不够，提出了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东学"视角，这一视角意味日本不仅是西方近代知识的泉源，而且还提出了如何吸收西方知识而上遂的经验。梁启超著名的"破坏主义"也来自明治日本的西化经验，他认为："破坏主义何以可贵，曰：凡人之情，莫不恋旧，而此恋旧之性质，实阻阏进步之一大根源也。"258梁是把这种来自于西化与传统的价值置换视为"破坏主义，"并以此为根据来推动中国走向现代，这与宋恕把和文视为调和欧化与国粹的良药的观点相成对照。宋恕的关心是如何“立”，而梁启超的关心是如何“破”，两人的主张是互补的。正因为宋恕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缺位，梁启超的思想也就失去了可探寻的源头。
宋恕所提示的宪法精神是立于一世界法的展望之上的，谭嗣同的"世界主义"就是对这一展望的诠释，梁启超在《少年中国》中说："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259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头中国对西方列强的不满与重建世界秩序的要求。辛亥革命民族与民权的双重意义在于对西方列强行为原理的否定与西方文明中民权观念的受容，为人类文明的统合提供了新的经验。
费约汉以"唤醒"为主体描述了近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但是"唤醒"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打造近代民族国家，从伦理社会向民族社会的转变意味西方文化本位的取向，而宋恕提出的是通过伦理反思达到中国文明本位的近代社会的重建，伦理社会以"礼"为中心，伦理社会的重建是通过对"礼"的自觉达成的，这源自清代礼学的问题关心。太炎的反满种族革命思想是清代礼学与西方近代国家相遇的产物，梁启超指出晚清西学的关心从表面的"船坚炮利"的器物向实际需要的西方语言，又从西方语言向背后的学问（国际法、政治学）的变迁，260言外之意是标榜乃师担当起了精神（宗教）革命之任。宋、章以日本为法原旨在重建礼秩的天下，着眼于下层社会的认同重建，康、梁以日本为权原旨在把中国打造成近代国家，着眼于上层机构的政治革命。
汪荣祖暗示了太炎的种族论与马派的阶级论有意理上的继承关系，261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在清末变法家中最早从"阳儒阴法"的角度对曾国藩提出批判的是宋恕，梁启超在1900年写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写道；"使曾、左、李诸人，有一毫为国民之心，乘此时、用此权，以整顿中央政府之制度，创立地方自治之规模，决非难也。”262这引出了太炎从种族论角度对曾的批判。三人对曾国藩批判的目的与角度不同，宋恕是从政治行为的角度对曾国藩进行批判旨在树立新的政治伦理，开梁启超、章太炎批判曾国藩的滥觞。汪认为："太炎所著《訄书》初刻本原是诉求变法之书，再刻本已是声援革命之书，可称以学术为本，政治为用之撰述，"263以学思解构政治意理开出"以所学易天下"学风的是宋恕，梁启超晚年从"以教易天下"向"以所学易天下"的回归也说明这一学风仍有现代生命。
注释：
1 冯克《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前言，页2。
2 费约翰《唤醒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53。
3 费约翰《唤醒中国》，页105。
4 参见费约翰《唤醒中国》，页90；110。
5 参见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页21-45。
6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3，页371-72。
7 魏源在《圣武记》中用过"花门种族"这个词。（魏源《圣武记》，下，中华书局，1984，页313。）
8 魏源《圣武记》，上，中华书局，1984，页243。
9 魏源《圣武记》，上，
261。
10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页209-10。
11 魏源《圣武记》，下，中华书局，1984，页361。
12 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上，页190。
13 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上，页248。
14 韦先生认为，他的《中国思想史》"写到十八世纪的戴东原为止，是因为从十九世纪开始，中国已面临一个全新的局面"。（氏着《人是可以这样活的》，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页157。）这样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两部大着遂断为两截，失去了内在的联系。
15 梁启超晚年认为常州今文学派："专求微言大义，以为东汉以后，解经的人，都在训诂名物上作工夫，忘却了主要的部分，这派的主张牵连到孔子的政治论"。《饮冰室专集》，一百零三卷，页69。）"微言大义"即儒家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判准。
16 魏源《圣武记》，下，页500。
17 魏源《圣武记》，下，页543。
18 魏源《圣武记》，下，页547。
19 魏源《圣武记》，上，页261。
20 参见并木赖寿〈关于近代中国的王朝体制与"统一"〉，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历史与文化》，十八（〈人文科学科纪要〉第九十九辑）拔刷（一九九四年三月）
21 胡珠生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502。宋恕〈上李中堂书〉最初发表在《万国公报》，101册，1897年5月，有蔡尔康附志。
22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181；184。
23 章太炎讲、诸祖耿记〈国学之统宗--二十二年（1933）三月十四日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制言》，民国二十八年七月，页5-6。
2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128。
25 参见梁漱溟〈中国政治问题研究〉《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53-94。
26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11。
27 胡珠生编《宋恕集》，页128。
28 参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页37。
29 胡珠生〈《卑议》和《六斋卑议》〉，见平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平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86，页5。
30 胡珠生〈《卑议》和《六斋卑议》〉，见平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平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86，页5。
3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220。
32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134。
33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135。
34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136。
35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147。
36 魏源《圣武记》，上，页9。魏源又写道："于是国语相同之国尽为我有，疆域西至辽，南至朝鲜，东至海，北抵黑龙江。"（《圣武记》，上，页18。）
37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134。
38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138。
39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138。
40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页49。
41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271。
42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37。
43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155。
44 据温州里安玉海楼藏抄本。
45 参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260；274。
46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273。
47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144。
48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241。
49 参见宋恕〈代陈待御请广学校折〉，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247-52。
50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275。
51 在此前，梁启超托汪康年、张经甫为《经世文新编》向宋恕索稿，据梁氏〈经世文新编序〉，其内容"庶几吾孔子新民之义哉。"（《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二〉，页48。）
52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页935。
53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页936。
54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页937。
55 诗曰"岭表饶佳士，君才不可攀。文章刘、董伍，经术吓、游间。学老多流怯，扶儒孰任艰？勉持兼爱愿，莫恋四熊山。"（见《宋恕集》，下，页807。）
5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273。
57 《时务报》，第四十七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页1B面。
58 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页49。
59 〈说群序〉，《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二〉，页3。
60 梁启超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有"康先生书又极言何易一叛教"一句，（《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836。）事也是针对梁的。
61 参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602。
62 《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837。
63 见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时务报》第三册，1896年8月。
64 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页55-56。
65 梁启超《变法通议》，页22。
66 梁启超《变法通议》，页54。
67 梁启超《变法通议》，页81。
68《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二〉，页3。
69 梁启超《变法通议》，页15。
70 梁启超《变法通议》，页98。
71 熊月之认为"民主"与"民权"在日语的文脉中含义相同，（参见氏着《向专制专制主义告别》，香港：中华书局，1990，页61-67；《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页8-12。）但是在清末政治思想的文脉中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72《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一〉，页97。
73《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一〉，页109。
74《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三〉，页41。
75 梁启超《变法通议》，页165。
76 谭嗣同《仁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137。
7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页85。
78《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三〉，页9-10。
79 《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一〉，页109。据王栻考证，该信当作于1987年3月。（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566，*注。
80 《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一〉，页109。
81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员近代史研究所，1964，页52。
82 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页54。
83 见《时务报》，第十九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
84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45。
85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页82。
86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256-57。
87 梁启超《变法通议》，页106。
88 梁启超《变法通议》，页113。
89 梁启超《变法通议》，页117。
90 参见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三〉，页2-4。
91 参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555-1557。
92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页272。
93 《中国哲学》，第九号，1983，页456。
94 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7。
95 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集》，上册，页12。梁在注中用小字写道："西国各行省之自治，其规模条理，皆与一国同。惟今中国之省则大异耳。"宋恕的方案是把省改为"部"，改法家的天下为儒家的天下，而梁启超认为这一构想只有通过导入民族国家的程序来实现。
96 关于国家主义的译语与含义，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页170，注1。
97 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页108。
98 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页129-31。
99 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页132。
100《饮冰室合集》，2，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十一〉，页18。
101《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四〉，页100。
102 "东学"一词，最早出现在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东籍月旦〉，郑匡民认为，"东学"是梁启超提倡的了解西洋的道路，（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页269。）周佳荣则认为，"西学"、"东学"与更新后的"国学"都可以包括在"新学"里。（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序页3。梁启超所说的"东学"是通过日本文与日文书籍来了解近代国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日本人的东亚文明、中国文明以及日本文明史观。
103《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三〉，页70。
104 关于《訄书》三个版本的考订，参见朱维铮《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前言〉，页1-22。另参见同氏〈《訄书》发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页259-283。
10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218。
106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页236。
10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220。宋恕1895年10月21日给高子衡的信中写道："毅伯[汪康年]公学之议，金陵有和者否？岭南康长素[有为]有强学会之创。但望此锺举动渐多，将来必有收实效之期矣！"（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542。）
108 如张灏说："康对制度改革的提倡和对富强理想的信仰，决不可引导人们将他看成一位近代的民族主义者。"（见氏着《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26。）汪荣祖则认为："康有为无疑是中国近代第一代的民族主义者。"（氏着《从传统中救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页192。）
109 汪荣祖《从传统中救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页211。
110 汪荣祖《从传统中救变--晚清思想史研究》，页212。
111 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86。
112 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87。
113 参见汤志钧〈戊戌维新与孔子改制〉，氏着《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64-79。
114 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36。
115 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53。
116 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卷五》中写道："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孔子受命制作，以变衰周之弊，改定新王之制"，以垂万事"、"《春秋》一书，皆明改制之事"。（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774-75；783。）这都是在说，孔子通过政治伦理的判准确立了儒教文明政治变迁的原理。
117 参见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285。
118 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308。
119 汪荣祖指出："萧公权曾说过，康有为哲学的基石是"元"元乃万象之本，出自董仲舒"一元者，大始也"，即万物之本。这个"本"到底是什么？"（氏着《从传统中救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页225-26。）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进而认为："孔子以元统天，天犹在孔子所统之内，于无量数天之中而有一地，于地上无量国中而为一王，其于孔子曾何足数！"（康有为《孔子改制考》，页195。）在康看来，孔子已是世界法的法原，也就是康有为自己在为世界立法。
120 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385。
121 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426。
122 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639。
123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165。
124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50。
125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164-65。
126 王泛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页69。
127 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308。
128 汪荣祖说："保住光绪攸关变法，而变法之能否再兴攸关国家的前途，然则保皇与救国实不可分。"（氏着《从传统中救变--晚清思想史研究》，页284-85。）
129 孙宝瑄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宋恕关于"保教"的言论："今日士夫多以保教保种为言，皆非通论也。秦、汉以下，儒教之实早亡，保于何有？"（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页137。）
130 章太炎说："清代学派中，尚有四明学派，此派不起于清，实源于宋。万斯大、万斯同兄弟均四明派，说经多讲三礼。其后传至黄式三，式三子以周作《礼书通故》，意欲集三礼之大成"。见章氏〈清代学术之系统〉，《师大月刊》，第十期，1934，页161。这是在叙述浙东史学的学统，太炎反满思想的学术渊源在此。
131 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师大月刊》，第十期，1934，页162。在太炎心目中，康有为的地位是儒家大于经师的。
132 太炎所意识到的"独"接近于在集体无意识中的个体觉醒，这是一种权利意识的觉醒，而非如王泛森所说是对"国民全体"的自觉。
133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页107。
134章炳麟《訄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78。
135 参见金陵生〈支那革命家章炳麟〉，《日本与日本人》，454号，明治40年3月1日（1907），页35。
136 章太炎《訄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25。
137 《章太炎全集》（三），页11。
138 章太炎《訄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27。
139 章太炎《訄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37。
140 章太炎辞《时务报》，在杭州得知创办《经世报》的动议，给宋恕去信说："昔粤寇时江、浙遗老日夜望曾文正一来，麟之重君，盖亦如是！"（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574。） 宋恕1897年7月14日给在杭的章太炎回信道："执事欲振浙学，与恕盖有同情"，并说欲拟一《浙学会章程》，"立总会于此馆，渐立支会于各府县"（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573。）这当是章太炎〈兴浙学会〉的动议。
141 宋恕在〈经世报序〉中写道："日本崛起黄人，兴学尤锐，师白而崇儒，行之二十余年，举国男女莫不粗通三学"。（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274。）
142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页935。
143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页938。
144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页939。
145 章太炎1897年7月上旬在给宋恕的信写道："顾既与康党相左，亦有骑虎难下之势。非得君之规诲，异时一有蹉跌，一身不足惜，亦为浙学遗羞。"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573-74。）
146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572。
147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578。
14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89。
149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4。
150 章炳麟《訄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7。
151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文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6。
152 梁启超《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134。
153 章太炎1900年10月1日给宋恕的信中说："平日论学最服元同[黄以周]、仲容[孙诒让]两公"。（见《中国哲学》，第九号，1983，页457。）许寿裳在《章炳麟》（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6）第三章第十三节〈治学与师友〉中提到学友黄以周、孙诒让、宋恕等。可见黄氏父子甄明的《春秋》政治伦理与孙诒让阐述的墨家伦理以及宋恕的民主思想是太炎思想的重要资源。
154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页354。
155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页1568。
156《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二〉，页10。
157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16。
158《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之一〉，页98。
159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写道："附卷所载，中国人言西学之书，收罗殊隘，其海内通人或有书成而未刻，刻成而鄙人未及见者。"（《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一〉，页125。）
160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537。
161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602。
162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602-603。
163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604-605。
164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页213。
165 梁启超致汪康年书札第五、第八，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831；1834。
166 梁启超《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25-26。
167《饮冰室合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专集之一〉，页131。
168《饮冰室合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专集之一〉，页137。
169 宋恕在《寄怀饮冰子》（1899年9月23日）中写道："绝大规模南学会，同康于此立初基。" （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页823。）
17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243。
17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249。
172《饮冰室合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专集之一〉，页113。
173《饮冰室合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专集之二〉，页36。
174《饮冰室合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专集之二〉，页13。
175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页822。
176《饮冰室合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专集之二〉，页101。
177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页824。
178 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385。参见注92。
179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页195。
180 梁启超《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158-59。
181 《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四〉，页81。）
182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页93。
183 参见《时务报》，上海，第四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页1两面。
184 参见《时务报》，上海，第四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页2两面。
185《时务报》，上海，第四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页2B面。
186《时务报》，上海，第四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页3A面。
187参见《时务报》，上海，第九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廿一日，页4A-5B面。
188《时务报》，上海，第十一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页4A面。
189 孙宝瑄1901年在给宋恕的信中从小学字义学的角度，认为："背私非公，分私乃为公。分一人之私于天下人，使人人各保其私，此之为公，有自由平等意。韩非法家之学忠于一姓，故谓背私为公，盖欲使天下人皆不敢自遂其私，而以一人一家之私，为天下之公，如梨洲所言者也。"（胡珠生编《东瓯三先生集补遗》，页176。）到此，请末变法志士才完成了对作为私权的民权的意识自觉。
190 孙宝瑄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道："过午，燕生、枚叔偕来访，作竟日谈，上烛乃去。枚叔云："三代上，授田法行，故其民自称食毛践土，以皆其君所开辟，而民安享之也。北魏、唐初，虽亦授田，而地非所辟，故其君自称衣租食税。自是而降，直为君者，践民之土，食民之毛而已。反以是误责吾民，不亦傎乎？"（氏着《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143。）
191 章太炎在《訄书?原人第十一》（初刻本）中说："彼方践我土，食我毛，而曰我践彼土，食彼毛，其言之不应其肺肠欤！不然，何其戾也？"（《章太炎全集》（三），页23。）
192 章太炎在《訄书?平等难第二十八》中说："君子齐其礼，而不齐其权也。"（氏着《訄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157。）
19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150。
19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151-152。
19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180。
19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199-200。
19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202。
198 参见拙论〈章炳麟为甚么要"反满"？〉，《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1998，4月号，页49-59。
199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页111-112。
200 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页694。
201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页941。
202 参见《中国哲学》，第九号，1983，页453。
203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591。据胡珠生注，"比例"原作"梦想"。（《中国哲学》，第九号，1983，页454，注1。
204 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663。
205 《中国哲学》，第九号，1983，页457。
206 《中国哲学》，第九号，1983，页458。
207 《中国哲学》，第九号，1983，页459。
208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75。
209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页436。政教社创立于明治21年（1888），并创刊同人杂志《日本人》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反对政府的欧化政策。明治40年（1907）《日本人》与陆羯南创刊的《日本》合并，出版《日本与日本人》杂志。但即便是提倡"国粹"，同人也是以"国民"为前提的，两者的冲突埋下了日后日本法西斯的胎芽。汪荣祖认为章太炎与日本国粹主义者的立场相近，可以说，陆羯南为太炎提供了批判政府的在野立场。（关于政友社，参见松元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六章〈国粹主义的国家观--政教社的人们〉，页109-124。）
210 《忘山庐日记》，上，页492。
211 《忘山庐日记》，上，页561。
212 《忘山庐日记》，上，页615。
213 《宋恕集》，下，页714。
214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页44。
215 《饮冰室专集》，卷四，页136。
216 《宋恕集》，下，页732。
217 《忘山庐日记》，上，页709。
218 黄以周《礼书通故·学校礼通故二》
219 《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页215。
220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页446。
221 《章太炎全集》，（四），页210，另参见章太炎《訄书?订文第二十五》及附录〈正名杂义〉
222 参见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原载《制言》，第二十五期，1936年9月，收入《许寿裳文集》，下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页522-531。
223 《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七〉，页105-106。
224 《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0年，第一期，页88。
225 《许寿裳文集》，下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页523。
226 钱均夫〈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文案始末记略〉，《近代史资料》，195年第一期，页59。钱均夫在另一篇回忆文字中说是每周六晚举行讨论。
227 钱均夫〈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文案始末记略〉，《近代史资料》，195年第一期，页60。
228《饮冰室合集》，5，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下），页13。
229 见钱均夫〈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活动情形〉，《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51期，1947年5月12日出刊，页2。
230 参见马叙伦〈关于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复记事的补充资料〉，《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一期，页48。马叙伦说，戊戌六君子中有三人是宋恕的"亲密朋友"，当是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
231 参见马叙伦〈关于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复记事的补充资料〉，《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一期，页49。
232 参见马叙伦〈关于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复记事的补充资料〉，《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一期，页50。
233 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15-16。
234 章太炎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1897.2.22.）中指出："背同类而乡异族，岂不左哉？昔兴亚之会，创自日本，此非虚言也。"（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5-6。）
235 参见汪荣祖《从传统中救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页386-93。汪对这句话有两个近似而又不同的解释，一为"土地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到处一样，但在土地上生长的人民与风俗，各不一样"。（同书，页392。）一为"自然环境世代相同，但人文景观与时俱变"。（氏着《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5，页126-27。）笔者主张从人文景观的集体延承--内面神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
236 参见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页391，注1。
237 高田淳〈严复《天演论》的思想--普遍主义的尝试〉，《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纪要》，第二十卷别刷，页59。
238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页652。
239 汪祖荣着《晚清思想史研究》，页347。
240 朱维铮着《晚清学术史论》，页345。
241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页200。
242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页813。
243 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一章，〈导论〉。
244 周梦江认为："王守仁、章学诚的经书即史书之说，都是受到叶适的影响"，而叶适可能受到吕祖谦影响。（氏着《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页255。）
245 章炳麟《訄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253。
246 章炳麟《訄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244。
247 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页272。
248《饮冰室合集》，2，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十一〉，页19。
249 梁启超《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147。
250 转引自杨廷福《谭嗣同年谱》，页97。
251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承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21。
252 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5，页124。
253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文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67-169。
254 〈文学说例〉发表在《新民丛报》第五号（三月初一）、九号、十五号上，《訄书》重订本中两文合并成〈正名杂议〉。
255 王栻编《严复集》，第五册，页1556。
256《饮冰室合集》，5，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上），页18-19。
257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182。
258 《饮冰室合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专集之二〉，页25。
259 《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五〉，页11。
260 《饮冰室合集》，10，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五〉，页26-27。
261 汪荣祖认为："章是从种族意识论断，而马派则从阶级意识论断"。（见氏着《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5，页135。）
262 《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五〉，页38。
263 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5，页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