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鹤唳”、“惊弓之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形容、比喻经过惊吓的人神经极度紧张，听到一点儿“声音”就胆战心惊、惊慌失措。“成语”总使人有难免夸张之感，其实成语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概括、凝炼；生活中，确实有人闻“声”丧胆、甚至还有看似强大的政权竟闻“声”丧权的例子。
一
“白天没做亏心事，夜里不怕鬼敲门。”这是人所皆知的俗语，因为这本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道理。但是，这种“常理”、“常识”只适用于寻常年代，而不适用于非常时期。在那种“非常”的日子里，白天没做亏心事，晚上也怕敲门声，而且这种敲门声有时甚至能致人于死地。
从1956年起，斯大林、斯大林时代的真实情况便被不断揭露。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一“现象”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1996年出版的《斯大林》（中译本已由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便是利用这批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写出的力作。利用最新解密档案，能使“重大事件”彻底曝光，使许多“细节”更加丰富。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惊心动魄，而一些易为人忽略的“细节”，如果细细体味，则更使人毛骨悚然。
在30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傍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60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 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中译本，第455 －456页）
苏联作家爱伦堡在6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也多次提到深夜电梯声、电铃声使人惊恐莫名的生活细节，从中，也能看出当时恐怖到了何种程度。他这样写道：“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第412 页。）由于“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1938年在他住的楼房里，“每天夜里人们都倾听着电梯的声音”，所有人这时都紧张万分，生怕是秘密警察来自己家中，后来他们要求晚上关闭电梯，免得家家紧张。（同上，中，第412页。）他自不例外：“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在1949年3月里，我没去想衣服，而且几乎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每夜都等候着铃声”。（同上，下，第307页。）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苏联外交家李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据爱伦堡说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 （同上，下，第441页。）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时，这种“声音效应”，会影响终生。
经过“反右”斗争后，著名艺术家、中央工艺美院的创办人庞董琹先生几十年来听到搬桌椅板凳的声音，就会一阵心惊肉跳。2002年3月17日，庞先生的遗孀、北京京剧院剧作家袁韵宜女士对我详谈了庞先生的人生与艺术。她无意中谈起在反“右”中，身为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的庞先生未能幸免，对他的批斗会经常是在院长办公室隔壁的房间召开，每次批斗会前布置会场都要搬桌椅板凳。袁女士说，从那以后直到临终，庞先生听到搬桌椅板凳声就高度紧张，心跳加速。所以，家中已养成习惯，搬桌椅前总先给庞先生打个招呼，让他有所准备。
若与“文革”相比，反“右”已实属“文明”了。2004年2月29日和3月7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节目分上下两集播出了节目主持人许戈辉对著名演员陈佩斯的访谈。随着访谈越来越深入，陈佩斯在“下集”中谈起自己在“文革”中父亲曾被关进“牛棚”、自己被“送”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务农，为了摆脱饿肚子的“知青”生涯，在1973年19岁时回京报考文艺剧团的事情，令人吹嘘不已。从小就因“文艺”太“险恶”而不让他从事这一行的父亲看到孩子在农村实在没有出路，终于同意他“子承父业”让他学表演，学小品、声乐、朗诵……
记者：我觉得你从小一定就是一个，小时候说什么事，大家就得嘻嘻哈哈就乐得不行。
陈佩斯：没有没有。小的时候只能说领会得快，模仿得快。
记者：可是那个时候，父亲没有打算让你子承父业？
陈佩斯：没有。因为这一行很凶险，凶多吉少，因此呢，他不愿意让我做这一行，所以根本就拒绝，从小不让我看电影。
记者：真的。
陈佩斯：对，不让我看电影，看戏，不让。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就是那时候上山下乡没出路了，他就觉得让我干这行，让我学表演，学小品，表演，学声乐唱歌，教我开嗓子，喊嗓子去，然后诗朗诵。
记者：那时候你学得快吗？
陈佩斯：快，学得比较快。因为我要是学得不好的话，就得回去挨饿，所以没办法，真是生活所迫，完全是生活压力所致。就比别人刻苦点儿。
陈佩斯：文艺这个行当它的艰险它的险恶不是说大人告诉我的，是我都能看得到，我能听得到看得到，我们家住在北影演员剧团，都是一排一排平房，前面是剧团，团部，后面就是我们家，都能听见里面，有一段时期里面都是谈论剧本，谈论艺术，非常热烈，争论不休。突然沉默了，他传达文件，你听一个人在那儿传达文件，紧接着就是互相攻击，非常激烈，言词非常激烈，人们立刻就全都变了。然后大字报什么出来，然后又平静一阵，平静完了以后又传达什么文件，然后又开始念剧本了，就这样一波一浪这种运动，政治运动是不断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是亲眼看见，我父亲被殴打、被红卫兵、被革命群众，坐喷气式，掰着手臂，挂着，用铁丝勒着，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罪名，然后名字上打着叉，戴着高帽子，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而且我母亲也留了一件，就是全是脚印和我父亲渗出的血衣，一件汗衫，那个我母亲保留了很长时间。我亲眼看见我父亲领百花奖，那种荣誉，没过几天，没过两年，人们就开始朝他脸上啐吐沫。这种功与过，荣誉与羞辱，真的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那么我最怕的就是半夜大卡车在我们下面一停，然后咣咣你就听见皮鞋就上来了，前后窗户堵着，前头就开始抓人，所以我一直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我还害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别人在楼道里，或者我们住平房的时候前头或者后面有人走路很重，我都害怕，立刻从梦中惊醒，心脏跳动，浑身出冷汗，过了几十年都有这个惊悸。
记者：所以父亲后来……
陈佩斯：所以我父亲就一直不让我做这一行儿。但最后还是没逃脱，可是有一点好处，就是我对名利看得很淡。
“过了几十年都有这个惊悸”！经过“文革”中“红卫兵”、“专政组”可以任意抄家、关押、打杀无辜者那种恐怖岁月的人们，对此种感觉当不会陌生罢。
二
在王朝、政权面前，个人总是渺小、软弱的，难免会有“风声鹤唳”之惊悸、“惊弓之鸟”之悚恐。然而，有时一个王朝、政权也会因“声音”而惊慌无比，甚至因此覆亡。
在《新五代史》中的《伶官传》中，欧阳修记叙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因“声”而亡的故事。据说庄宗的父亲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继位后，整顿纲纪、励精图治，国家迅速强盛，终于攻克燕、梁，并大破契丹。每次出征都从宗庙中请出三箭放在锦囊中随行，得胜后又把三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表示父仇已报，以慰在天之灵。“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然而，“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庄宗却迅速腐化，骄奢淫逸，纵情声色，并宠幸几名伶官乱政误国，“天下不胜其冤”。不消多久，朝政紊乱，人心思变，终致叛军突起。而身边最受他宠幸的伶官最后也发动兵变，将他射杀。那天晚上“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无奈中只好割下头发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最后，庄宗身中乱箭而亡。欧阳修感叹道：“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祸患常积于忽微”，忽视“忽微”，则祸患难免，历史早已证明此点。可能没人想到，一千年后，东欧的罗马尼亚几乎完全重演了“一夫夜呼，乱者四应”的历史一幕。
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瓦拉市，大批群众为了保护一名遭迫害的天主教神父，在他藏身的教堂外围起人墙，并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此事成为导致罗马尼亚政局剧烈动荡的导火索。19日，首都布加勒斯特爆发了几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示威者再次与警察发生冲突。罗马尼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不得不在20日中断正在外国的访问，匆匆赶回国内。第二天，官方在布加勒斯特的共和国广场组织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发表演讲，严厉谴责蒂米什瓦拉事件。当讲话停顿时，会场竟未象往常那样响起热烈的掌声；片刻沉寂之后，突然响起一个刺耳的嘘声。此声一起，会场顿时嘘声一片，然后响起“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声。集会只得早早收场，但广场上的人却越来越多，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22日，军队倒戈，齐奥塞斯库夫妇见大势已去，便在这天中午乘直升机仓皇出逃，当晚被捕。12月25日，经过数小时秘密审判后，他们在当天下午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被改名为罗马尼亚，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政体。
齐氏习惯、陶醉于表面的“热烈掌声”久矣，而对经济困顿、政治专制腐败早就在人们内心造成的“嘘声一片”这真实的“声音”却丝毫不查，最终导致这“一夫‘昼’呼、乱者四应”，权丧身亡的“祸患”。面对如此情景，不能不使人一次又一次想起欧阳修的“千年长叹”：“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有人因“声”而惊而亡，有国因“声”而惊而亡。种种“声音效应”折射出的荒诞与沉重，的确令人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