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写于1986年11月11日，距离胡耀邦正式离开总书记岗位2个月零5天（1987年1月16日），也是我作为中共13大报告起草组成员最后一次见到他。这次他接见起草组，对报告提出指导性意见。谈话中，对他热爱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以及这个党，可谓披肝沥胆，剖露心迹。本文选自我的《中南海日记》，略有修改。
耀邦与起草小组谈13大报告起草设想。他看了我们搞的那个提纲，认为不太理想，主要问题，一是庞杂，二是语言陈旧，三是行文沉闷。
他谈到小平同志与中曾根谈话要点，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一是保证党和国家的活力，同领导层年轻化和素质好有密切关系。小平同志强调领导干部年轻化，13大要进一步，14大、15大要更进一步，要选拔一批三、四十岁的政治家。耀邦问大家有没有看电视里的智力竞赛，第一名叫李少军，是个炮兵排长，反应很敏捷，知识面很广。要考察一下，要行就调上来，到团中央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考察人，了解人。不少部门既不学习，又没有热情，霸着位子不放，一提年轻化，就说太快了。青年团干部要更新，每年都要用一批素质好，有才华的人，不要总是老实人，只是老实听话，选拔人的标准要变化。
他谈到小平同志的第二个目标，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邓强调，党领导一切，不要包办一切。要搞成一部机器，一个合唱队，各干各的不行。苏联模式、西方模式都不能搞，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人多了怎么办？”耀邦问道。他并不是在征询答案，而是在提醒我们注意。果然，他紧接着说，有些干部退下来，说没有事情干。怎么没有事情干？放下架子，事情多得很。当人民代表，当中小学教员、做居民工作，多得很。一退下来，就要安排，到人大，到政协，还是要当官，要当长。人大干什么？代表人民说话。联系人民群众是最大的工作，要到群众中去。人民代表嘛，要争权力，哪有那么多权力？
耀邦继续说，小平同志讲的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的积极性，权力要下放。
耀邦主张报告不要分6个部分，分得过多，显得庞杂，启承转合也有困难。他认为分三部分比较合适。第一个部分总结前5年的成绩，指出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要从事实出发，夹叙夹议。我们原来都以为前10年翻不了一番，事情的进程超出我们的预料，87年就可翻一番。除了经济，还可以讲政治上的安定，讲整党，讲外交，讲个七、八条。总的要求，要站在高处，用清新的语言进行高度概括。能不能讲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把“之一”去掉？过于谦虚不是我们的品格。
耀邦还讲了一段吐露心曲的话。他说，这几年的艰难，我不讲别人，讲我自己，我当了总书记，除了下去，我从未离开过办公室。82年我在军委会上讲，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急也急不得，慢也慢不得，左也左不得，右也右不得，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步履维艰呵！对“左”的也不能斗，一斗就乱套了。有些青年人讲，你太软弱了。不是那么回事。有人批评周扬批错了，你反过来又批评批评周扬的人行嘛？不行。
第二部分写我们今后几年怎么走，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的作5年打算，有的要有长期考虑。华国锋搞的抓纲治国八条，我还有点欣赏，那八条归纳得可以，给人一个好的概念，水平不低，语言的表达还是蛮生动的，要言不烦。缺点是没有平反冤假错案。讲了我们所处的情况，今后的目标，抓什么事，再讲要有什么条件，讲国际和外交。
耀邦说，第三部分写改善党的领导，抓住三、四个环子。我们的事业还是要靠党的领导，国家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领导、党的组织。我们有权力与全国人民一道回顾一下近百年来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的关系，没有哪一个党能像我们党这样把国家搞得这样好。现在讲党的怪话太多了，我心里很不舒畅，又不能压服。要说服。
然后讲改善党的领导，一是不要包办一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二是要坚决废除终身制，要讲一大批老革命家带头退下来的意义。13大人家主要报道这个，报告里没有反映怎么行？年轻人上来的意义要讲充分，不然人家造谣。特别要把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带头退下来的意义讲够，一、二百字讲不清楚。第三讲党内民主生活，党组织要有造血功能，要有免疫力，要讲新东西，每个党组织每个细胞都要自我完善。现在大案要案都要上边查，你不查，他不解决，这个不行。第四，要用马克思主要观点、立场和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的毛病，现成的药方找不到，要充分地讲一篇话。
耀邦最后说，他要尽快找小平同志一次，把主要意思谈谈。13大全世界都注意，老同志退下来了，年轻同志中不中用？政策会不会夭折，事业会不会停滞？这个问题要回答。报告要在选举前5天发表，不然，有人造谣。在座的同志，还不知道我们中央人事变动盘子，一大批老同志一退到底，一大批年轻人上来。
接着，耀邦要大家发表意见，点了兆国、家宝等人，没有点启立。
袁木、鲍彤、吴象、光远、家宝都发了言，赞同耀邦的思路。鲍彤的发言有点意思。他说，党的领导要“一少三好”，威信才高。具体事情少管些，出的主意要好，模范作用要好，联系群众要好。权力集中，责任集中，挨骂也集中。党内民主，要有程序，要有表决制（郑必坚后来对此嗤之以鼻，我想是嗤错了）。他还说，我们各级组织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我们没有及时由革命体制转向建设体制。革命体制要求保证主要目标不错，不惜付出代价。我们不惜拆了机器用零件，搞许多临时机构，不注意发挥常设机构的正常职能。有人说，我们的社会是个庞大的单细胞社会，只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西方不同，什么事能办，什么事不能办，都有明确规定，一个办事员就办了。办事员认为不能办的，你找总统也办不了。
对鲍彤的话，没有人作出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