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崇拜是远古人类普遍的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遗迹和习俗流传下来。据说，中国还是世界太阳崇拜的五大发源地之一。德国学者、自然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提出,人类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阳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太阳神话是一切神话的核心,一切神话都是由太阳神话派生出来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太阳从仅仅是个发光的天体变成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统治者和奖赏者——实际上变成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作为“太阳崇拜”的发源地之一，直到现代，“太阳”在中国仍常常被赋予特殊意义，甚至影响到许多人的命运。
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顾问的金城在“延安岁月”中长期担任负有重要使命的陕甘宁边区“交际处”处长，他在《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详述了一起因“葵花向日”引起的长达几十年的冤案。“延安整风”在1943年夏发展到“抢救运动”的“审干”阶段，一时间延安“突然被笼罩上了混乱和不安的阴云。所有的机关、学校、团体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平时并肩战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仇敌。”在逼、供、信之下，许多单位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特”、“日特”、“CC”、“汉奸”……金城感叹道：“特别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特务’所坦白出来的‘来历’及‘罪恶活动’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竟和神话相差无己。”（《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177页）他了解甚详、多次为之辩白解脱的彭尔宁“葵花向日”“特务案”即其中一例。
彭尔宁193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于1940年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入自然科学院学习农业。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以把个人的一切交给党的感情，在学院墙报的报头上画了一朵彩色的向日葵，用以比喻革命青年、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然而不幸的是，此时“太阳”尚未专用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相反，“日本”的本意是“日出之国”，于是这朵“向日葵”就被一口咬定是“心向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彭尔宁又是从沦陷区历尽千辛万苦经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辗转来到延安的，所以必然是“日特”兼“国特”。对此罪名，28岁的彭尔宁开始自然完全否认，但在一番折磨下屈打成招，不得不承认自己“日特兼国特”。他妹妹妹夫恰在不久前来到延安，自然也成“日特兼国特”受到关押审查。他的父亲是老同盟会员、此时为国民党高官，但对国民党非常不满也来到延安，住在交际处，是由金城负责的重点统战对象。这位老先生坚决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女儿、女婿是“日特兼国特”，对他们被关押非常气愤。但有关方面此时还要交际处与他谈话，要他也“交待问题”。这一下老先生的倔脾气上来，火冒三丈，大声怒斥，最后绝食抗议。金城详细了解了案情的经过，认为是冤案，只得一方面多次与其谈心，好言劝说，请老先生息怒，理解、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一方面接连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七份报告书，为彭辩诬。1944年2月初，他写了第八份报告；春天，“审干”进入甄别阶段，结果证明百分之九十都搞错了，许多被诬陷受冤枉者获得平反、释放，恢复了名誉。但是，“彭尔宁日特兼国特案”却未获平反，虽然彭尔宁等人不再被关押，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戴着沉重的“特务分子”的枷锁，在工作、学习中处处受歧视、打击；“文革”中更因此受到残酷迫害。直到1980年，这桩三十八年的冤案才被彻底平反。此时彭已进入古稀之年，一生其实已经过去。如果不是枉成“特务”，他是受尊敬、受优待的“三八式革命干部”，亲人都是“革干”家属、子弟，然而……。一朵“向日葵”，就这样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了一家人、甚至众多亲属的命运。
“东方红，太阳升。”“延安整风”之后，“红太阳”开始特指。尤其在十年浩劫，“太阳”竟成“敏感词”，许多人因此罹罪。
杭州作家申屠奇曾经发表过一个《寻太阳》的故事，大意是西湖边的宝石山下，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妻，加的叫刘春，女的叫慧娘。有一天，太阳突然被东海海底的魔王抢去，刘春于是随金凤凰去找回太阳，但不幸死在路上。刘春的孩子保俶见风长大，又继承父志，紧随金凤凰，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战胜魔王，抢回了太阳。西湖边的“保俶塔”和“来凤亭”，就是后人为了纪念保俶和金凤凰建造的。没想到“文革”中申屠奇却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因为“江青说：社会主义的太阳很明亮，你还想寻找什么样的太阳？你要到东海去寻找，不就是召唤蒋介石反攻大陆吗！”（哈米：《我在宝石山打了个瞌睡》，《博览群书》2006年第1期）
南京师院外语系教授、翻译家杨苡译有《呼啸山庄》、《天真与经验之歌》等多部名著。她始终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首儿歌时还没上小学，是跟哥哥杨宪益学的，以后，她一直对儿歌、儿童文学深有兴趣，所以在教书、译书之余，她还创作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儿歌、儿童文学作品。
1959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找到她，给她看了一组宣扬从小就要勤劳独立的儿童画小样，请她为这些画配上一组儿歌，书名为《自己的事自己做》。此书一出版就获得“建国十周年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以后不断再版，还出版了很多开本更小的农村版小册子，行销近百万册。但随着“阶级斗争”越来越紧，书名后来被改成《我来学着把事做》，因为《自己的事自己做》有宣传“个人主义”之嫌。但“文革”中，她却因这本书受到严厉批判。第一项罪名是这本书“销行数十万册、流毒甚广、宣传个人第一主义”。而第二项罪名更是吓得她“战战兢兢、魂不附体，从此跟儿童文学永别了！”这第二项罪名是“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她实在想不起自己如何“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打开书一看，“才发现我在第一行便犯了大忌，当时真是百感交集，只能怪自己太缺乏政治敏感了！”这第一行赫然写道：“我和太阳来比赛，看看是谁起得快，拿起衣服穿身上，我比太阳起得快。”“原来如此，这叫做‘祸从口出’！”（杨苡：《与儿歌结缘》，2004年6月1日《人民日报》）
太阳上面有黑子，也给一些作者带来厄运。
在2005年10月31日播出的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中，叶永烈谈了自己的“文革”中的遭遇。当时他在上海科影厂工作，因为他上大学时就曾为系列科普著作《十万个为什么》写过不少作品。没想到“文革”一开始，著名的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就被列为“大毒草”。他说：“《十万个为什么》被列为大毒草的原因，现在可能觉得很可笑，为什么，比如说太阳为什么有黑子，这是个很正常的一个为什么，可是当时太阳是影射红太阳，这就麻烦了，红太阳怎么会有黑子呢？太阳黑子是我写的。还有一篇是我写的，就是那个关于喝了盐卤为什么会死人，因为我那个一开头就写道，在电影《白毛女》里头，杨白劳喝了盐卤自杀。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白毛女》已经经过改编了，那个杨白劳变成了反抗的杨白劳，就不再喝盐卤了，那么那个书里头还是老的版本，他就说你诬蔑贫下中农。”因此，他被戴上“大毒草作者”和“文艺黑干将”两顶“帽子”不断被批判。1967年冬，他被红卫兵抄家，他的相片、信件、稿件被抄走许多。
“太阳的黑子”在“文革”中也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罪状”之一。
1967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大批判”文章，他气势汹汹地写道：“一九五九年五月，正当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抛出他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前夕，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摆出一付‘海瑞’的架式，公开地、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在你眼睛里，岂但是‘黑点’，社会主义简直就是漆黑一团。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问题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他们比瞎子还要瞎。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太阳’的社会主义光辉晒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不了，现形了，‘流汗了’，‘过份了’，这就是‘太阳’的‘过失’所在。其实，这正是‘太阳’伟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臭虫虱子、细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和热，才会死亡；真正的劳动人民，正是在太阳光辉下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不晒太阳，不流汗，身体怎么会健壮起来？咒骂‘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咒骂无产阶级‘过火了’，咒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过份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陶铸不是在《松树的风格》中赞美‘松树’‘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是抵挡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战，只能使自己从黑暗中堕落进更黑暗的地方去。”
其实，陶铸发表于1959年的《太阳的光辉》本意为当时已经千万巨大灾难的“大跃进”辩护的，认为成绩是“九个指头”，是“太阳的光辉”；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只是“太阳的黑子”。为使人更清楚地了解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文革”文风，恕我详引陶文如下：“我看用太阳的光辉来比喻我们党所领导着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试想想看：山川大地壮丽奇瑰，可谓多彩多姿了，但如果没有太阳的照耀，它们将顿然失去光彩；万物生灵蓬蓬勃勃，可谓生机万类了，但如果没有太阳的浴泽，它们将逐渐枯萎以至死亡。更不要说，太阳的光与热给我们的生存所带来的必需的东西了。”“我看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点理解得是很深刻的。他们用‘黑夜’来形容过去剥削阶级的统治；他们以‘长夜漫漫何时旦’的心情来渴望解放，争取解放；他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他们以‘如日之恒’来祝福我们伟大事业的日益发展和巩固；他们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这都是很明显的例证。”“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是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谁个曾怀疑人类可以不需要太阳呢？谁个曾因为太阳本身有黑点就否认了它的灿烂光辉呢？没有。我想，我们的党，我们的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也正是如此。”另外，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列举了松树难以胜数的种种优点，其中之一是“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叫人们在如盖的绿荫下休憩”，这种“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由“松树的风格”，他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大大歌颂、提倡了一番共产主义风格。
《评陶铸的两本书》原题为《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在写作过程中多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送审稿上作了多次批语和修改：“文元同志：看了一遍，很好。题目似可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小题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简略，宜于加以发挥。”“姚文元同志：看过，极好。我只改了几个字，加了一段话，是否妥当，请酌定。”（毛泽东：《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太阳依然能从一个“发光体”“实际上变成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历史，使人们痛定思痛，得出了中国必须走出“现代迷信”、依然面临破除“蒙昧主义”的任务的结论。种种“太阳故事”已经过去，但正如金城所说：“我们今天旧事重提，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取这一沉痛的教训。”（《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1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