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四百四十年前的今天，公元五五五年一月十日（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晚上，在梁朝的首都江陵城（今湖北江陵县）内发生了一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被西魏大军围困在内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宝将宫中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全部焚毁。
这些图书的价值，从它们的来历就能完全了解。对此，《隋书·经籍志》有详细记载，大致如下：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亡山林，有的连儒家经典也没有能保存下来，只能靠口头传播。汉惠帝时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儒家学者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但由于原书没有完整地保留，长期依靠口头流传，造成很多错乱和遗漏，《书经》出现了两种本子，《诗经》有三种，齐地流传的《论语》与鲁地不同，《春秋》有数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混乱。汉武帝设置了太史公作为专门机构，收藏全国献上的图书。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是以太史所藏史书为主要依据写成一百三十篇《史记》的。到了汉成帝时，这些藏书又流失了不少，因而派陈农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又令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加以校阅整理，刘向死后，汉哀帝令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将三万三千九十卷书分为七类，编成《七略》。
王莽覆灭时，皇宫中图书被焚烧。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视学术文化，特别注重儒家典籍，各地纷纷献书，皇宫中的石室和兰台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了。于是将新书集中在东观和仁寿阁，令傅毅、班固等依照《七略》分类整理，编成了《汉书·艺文志》。可是到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时，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还有七十余车之多。以后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被一扫而光。
魏国建立后，开始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由中央机构秘书负责收藏整理，根据不同内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加上西晋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县西南）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古书，共有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不久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爆发，首都洛阳饱受战祸，成为一片废墟，皇家图书荡然无存。
东晋在南方立国后，又陆续收集了一些，但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三千十四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如东晋末刘裕攻占长安时，曾从后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书。到宋元嘉八年（四三一年）秘书监谢灵运编成《四部目录》，已著录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初的秘书监任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二万三千一百六卷。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间藏书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七万余卷运回江陵。
其余的七万卷应该是梁元帝在江陵的旧藏，至此，他的藏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万卷。梁元帝将这些图书付之一炬的后果如何，《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不绝，图书散失更加严重。北魏统一北方后，朝廷的书籍还很少。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曾向南方的齐朝借书，藏书才稍有增加。尔朱荣之乱时，朝廷的藏书又散落民间。北周在关中建立之初，藏书只有八千卷，以后逐渐增加到一万多卷，灭北齐后又获得了五千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五八三年）接受了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人到各地搜访异书，规定原书可在抄录或使用后归还，并且每卷发给一匹绢的奖赏，因此收获很大。隋灭陈后，又获得了不少书籍，但这些大多是太建年间（五六九——五九二年）新抄的，用的纸墨质量差，内容也错误百出。这说明经过江陵焚书，南方的古籍已毁灭殆尽了。经过整理，隋朝秘阁的藏书达到三万余卷。隋炀帝时将秘阁的藏书抄写了五十份副本，并在东都洛阳建观文殿作藏书之用。
唐武德五年（六二二年）灭王世充，攻占洛阳后，将所有图书装船运往长安。由于过三门峡时翻了船，大多数图书落水漂没，留下的只有一二成，连目录都残缺不全。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收集到的书有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由于唐初的藏书包括了五五五年以后数十年间问世的书籍，实际恢复的旧籍还不满原来的一半。从数量上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质量自然远在民间所藏或太建年间抄本之上，所以损失是无法用数量来估价的。从秦始皇到唐初，中国的书籍已经遇到了大小无数次灾难。从唐初到现在，天灾人祸又难计其数，当时的近九万卷书中大多也没有能保留下来。但一次由皇帝主动焚毁十四万卷书的记录，在这二千多年间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要是梁元帝没有焚书，那么即使在西魏军队占领江陵时有所破坏，总有一部分会作为战利品集中到长安，也总有一些会流传到今天，而间接保留到今天的信息必定会更多。如果这样，公元五五五年前的中国史会比今天所了解的丰富许多，中国古代文明必定会更加辉煌。一千四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中知道发生过这场浩劫的人肯定已经不多了，但是江陵焚书的起因却是值得所有关注中国文明命运的人认真思考的。
梁元帝焚书的间接原因是西魏的入侵和防御战的失败。公元五五四年十一月（梁承圣三年十月），西魏遣大将于谨、宇文护、杨忠率五万大军从长安出发，直指江陵。其实，二年前梁元帝定都江陵，就已经注定了他覆灭的命运。江陵背靠长江，北方无险可守，而且远离南朝长期的政治、军事中心建康。为了应付兄弟和宗族间的冲突、控制潜在的敌对力量，他又将军队分驻在各地，对北方的强敌西魏非但不加防范，还妄想利用它来消灭异己，甚至在接到梁朝旧臣马伯符从西魏发来的密件时，还不相信对方已在作入侵的准备。
西魏的主帅于谨在出兵时就对梁元帝的战术作了预测：上策是“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扬”，即军队总动员后主动放弃江陵，转移到建康。中策是“移郭内居民还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即将外城居民迁进内城，加固城防工事固守，等待援兵。下策是“难于移动，据守罗郭”，即不作任何主动转移，死守外城。而从各方面情况分析，梁元帝必然采取下策。以后的发展果然不出于谨所料，梁元帝的战术甚至比下策还糟糕。
十一月二十日，武宁太守（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市东北）宗均报告了魏军即将南下的消息。梁元帝召集大臣商议，大将胡僧辩和谋臣黄罗汉说：“两国关系友好，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必定不会如此。”上年曾出使西魏的侍中王琛说得更绝：“我当时揣摩宇文泰（西魏太师，实际统治者）的神色，肯定没有入侵的道理。”梁元帝决定派王琛再次出使西魏。可是三天后，魏军已到达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元帝这才下令内外戒严。但王琛跑到石梵（今湖北钟祥县境）后又给黄罗汉送去急信：“边境秩序井然，以前的消息都是儿戏。”这使元帝又将信将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元帝才派人到建康去征召握有重兵的大将王僧辩来江陵任大都督、荆州刺史，率军入援。但他对抵抗魏军毫无信心，十二月一日晚上在凤凰阁上已发出“今必败矣”的哀叹。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对部属的防范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郢州刺史（治今武汉市）陆法和出兵援江陵，他派人阻止：“我这里能够破敌，你只要镇守郢州，不必调动军队。”就这样失去了一支最近的援兵。十二月十日，魏军渡过汉水，于谨派宇文护和杨忠率精骑袭占江津（今湖北沙市市东南），截断了东陵以东的长江水路。当天梁元帝在江陵外城的津阳门外举行了一次阅兵，但北风大作，暴雨骤降，只得草草收场。第二天，魏军攻下武宁，俘获太守宗均。一向坐轿的元帝骑马出城，部署在城周竖起一道六十余里长的木栅，命胡僧辩、王褒分别负责城东城西的防务，太子巡守城楼，百姓搬运木石。当天夜里，魏军到达离江陵仅四十里的黄华，十四日进抵木栅下。十五日，梁军开门出战，新兴太守裴机杀了魏将胡文伐。可是到了二十四日栅内失火，烧掉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魏军乘机大举渡过长江，于谨下令筑起包围圈，江陵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尽管梁元帝已多次向四方征召援兵，但没有一支到达。实力最强大的王僧辩远在建康，虽已作了部署并派出前军，却准备采取等待时机，袭击魏军后路的策略，可惜还来不及实行，江陵就已陷落。另一支援兵由广州刺史（治今广州市）王琳率领，虽日夜兼程，刚赶到长沙。二十七日，深感绝望的梁元帝撕下一块帛亲笔写上：“吾忍死待公（你），可以至矣！”催王僧辩进军，但早已无济于事。五五五年一月四日，梁军分路开门出战，全部败还。十日，魏军全面攻城，梁军主将胡僧辩中流矢而死，军心动摇，有人开西门放入魏军。元帝退入金城（内城），立即派两位侄儿作人质，向于谨求和。城南将领纷纷投降，城北的将士苦战到黄昏，听到城陷的消息才四散而逃。
元帝在焚书时想赴火自杀，被左右阻止，于是准备投降。谢答仁等劝他乘夜突围，只要渡过长江，就能得到驻在江南马头的一支梁军的救援，但元帝不惯骑马，认为“事必无成，徒增辱耳”。在王褒的挑拨下，元帝还怀疑谢答仁的忠诚，因此在他建议收集内城残部五千余人固守后又拒绝与他见面，气得谢答仁吐血而去。元帝换上白马素衣出东门投降，备受羞辱后，于一月二十七日被杀。魏军从梁朝王公大臣和江陵百姓中选了数万人为奴婢，作为战利品押回长安，其余老弱幼小全部杀尽，得到赦免的只有三百余家。当时天寒地冻，冰雪交加，又有二三成人沿途冻死或被人马踩死。
这场战争实际只进行了一个月，而且梁军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抵抗，最大的损失还是这十四万卷书和江陵城中的无辜百姓。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战争实在称不上“大战”，与秦汉之际、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西晋末年、东晋十六国期间已经发生过的战争相比，江陵之战只是小巫而已，此后至今大小战争不知又发生了多少。这些战争，无论是国内的农民暴动还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无论是民族、政权间的冲突还是外敌入侵，都曾造成文化积累的破坏和文明的倒退，书籍的损失只是其中之一。但在印刷技术还没有形成或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大量书籍都只有稿本或少数抄本流传，无数杰出学者的毕生心血、千百年的学术文化结晶在铁血和烈火中毁于一旦。《隋书·经籍志》中提到的几次书籍大灾，无一不是发生在战乱之中。直到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的战乱还毁灭了大批珍贵典籍。明永乐年间编成的二万多卷《永乐大典》，唯一还留下的一部近二万卷的副本在一八六○年英法联军和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焚烧或掠夺，目前所存仅八百卷。乾隆五十八年编成的、多达近八万卷的《四库全书》，尽管在副本以外又抄成了七部，但副本与其中的三部分别毁于帝国主义对北京的入侵和太平天国战争。
人类文明所受的浩劫又何止于在中国？而其中为害最烈的也是战争，直到今天还在威胁着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例如前南斯拉夫一座闻名世界的古桥，不久前毁于战火。
正因为如此，我在阅读史籍，写出江陵焚书的前因后果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今后的一千四百四十年间，在更长的未来以至永远，在中国，在世界，不要再有战争。让和平永远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让我们的先人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永远保留在地球上，成为我们和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如果这善良的愿望被侵略者所破坏，那就应该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摧毁战争狂人。当年的梁元帝只要稍有一点信心和勇气，在战略和战术上少犯一些错误，江陵之战或许根本不会发生，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同样，如果清政府能适应世界潮流，变法图强，或者能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入侵者就不至于能如此猖狂肆虐，《永乐大典》的大部分或许能保存到今天。
在战争还无法完全避免的情况下，国际大家庭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文化遗产，应该制定在战争中保护文化遗产的公约，将在战争中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确定为对全人类的罪行。
江陵焚书又是梁元帝主动犯下的罪行，因为魏军兵临城下时并没有焚书的必要，他要战要降也与是否焚书无关。在他被俘后曾被问到焚书的原因，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固然说明他至死也不了解亡国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了而不愿承认，但也证明了他一生爱书，爱读书，由极度的爱突变为极端的恨，要让这些书成为他的替罪羊或殉葬品。
据《梁书·元帝纪》所载，他五岁时就能背出《曲礼》的上半部.虽然自幼瞎了一眼，却异常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这些话或许有所夸张溢美，但有几件事情却是不会作假的：元帝酷爱玄学，
从五五四年十月十九日开始在龙光殿给大臣们讲解《老子》。十一月二十三日，魏军已经到达襄阳，他才暂停讲课，宣布“内外戒严”。二十七日，见边境没有什么动静，便又恢复讲课，百官只得穿着军装听讲。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江陵已处于魏军合围之中，元帝上城巡视，还雅兴不减，随口作诗，群臣奉和。他的著作有《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三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合计超过四百卷。如此广博浩繁的成果，即使是专业学者也并非唾手可得，对于一位活了四十七岁、又经历了多年乱世的皇帝来说，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他的诗文虽然不脱轻薄浮艳习气，但也不乏清新隽永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作为皇子，他先后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建康、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和荆州（治江陵）任职，要收罗七万卷图书，并最终汇集到十四万卷，也是煞费苦心的。要说梁元帝爱书，爱读书，是毫无疑问的。
不仅梁元帝如此，历代帝王中爱书和爱读书的人还不在少数，如《隋书·经籍志》中提到的几次大规模征集图书，无不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关。连昏庸无道以致亡国的隋炀帝，在保存古籍方面也做了一件好事。要不是他下令将秘阁的三万卷书抄了五十份副本，说不定多数书会逃不过隋末唐初的战祸。皇帝既有绝对的权力，又有取之不尽的钱财，还有普天之下的臣民可供驱使，在收集、整理和保藏图书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他个人都无法替代的。
但是历史的悲剧也正发生在皇帝身上。一旦图书为皇帝所收藏，就成了他个人的私产，不仅从此与民间绝缘，而且随时有被纂改或销毁的可能，也会成为一位皇帝或一个朝代的殉葬品。梁元帝焚书后，又把所佩宝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在他眼中，十四万册书与一把宝剑一样，不过是他的私产，有用时用之，无用时毁之，何罪之有？
秦始皇的焚书和梁元帝的焚书是公开的，另一种形式的“焚书”却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不动声色地进行着。实际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收书征书，都随之以大规模的抄写、整理和编纂，都得按皇帝的旨意和当时的主体意识进行加工、篡改以至销毁。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时采取的原则就是：“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可以肯定，有不少“文义浅俗，无益教理”，或“浮杂鄙俚”的书籍或内容已被删削，或被销毁了。皇帝一次次“稽古右文”的盛举，同时也是思想文化的一次次清剿。《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征集规模和收录范围都大大超过了前代，但在此期间禁毁、删削、篡改的书籍数量也是空前的。
书籍如此，其他艺术品也是如此。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不惜采取卑劣手段从其后人处骗取《兰亭序》真迹，最后还将它作为陪葬品带进了陵墓。一些爱好书画的帝王在一件件国宝上任意盖印、题词，要不是皇帝被推翻，这些稀世珍品就一直是他们的私产。要是多几位唐太宗，被带进坟墓的书法真迹还会更多；要是多几位乾隆皇帝，名画必定会变成御玺的印谱。而每次战乱或改朝换代，少不了皇宫的焚烧或战利品的掳掠，又有多少艺术珍品随之遭殃？
而且要是皇帝没有什么文化倒还好办，懂行了、太高明了麻烦就更多。皇帝的欣赏习惯、评价标准以至个人好恶，无疑就是学术、文化、艺术的鉴定准则，成为不可违抗的法律。一个流派、一种思想、一类风格或一部著作会因此而兴旺发达，而另一些却会就此消失。即使是为了满足皇帝的虚荣心，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乾隆皇帝最爱卖弄小聪明，以能亲自发现臣下的错处为乐，《四库全书》抄成后他要亲自校阅，而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找到错字，以显示自己的天纵圣明。总裁官纪昀深通邀宠之道，让抄手们故意留下一些错字。可惜《四库全书》卷帙过于浩繁，乾隆皇帝看了一些后就不再有兴趣了，但那些故意写成的错字却再也无人改正了。
相反，散处民间的书籍和艺术品虽然免不了虫鼠水火之害，难免不毁于战乱，却不会有这一类灾难。所以秦始皇焚书毁不尽天下的书，图书在一次次浩劫后会有幸存者，清朝列入禁毁书目的一些书现在还能见到，主要还是靠民间的收藏。中国古代的地图制作相当发达，但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一幅西汉初年的古地图之前，除了有几块十一世纪刻成的石刻地图外，竟没有明代以前的地图原本传世。主要原因倒不在于地图描绘的困难，而是由于地图一向是皇家与官方的秘藏，又是行政权力的象征，私人收藏地图就有谋反之嫌，而官方的地图又一次次成为改朝换代的牺牲品。
旧时代的文人学者在对江陵焚书痛惜之余，自然不会谴责梁元帝为罪犯，因为他们从皇权观念出发，是无法否认皇帝有这样的处置权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了这样的悲剧，但悲剧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覆灭而成为过去。本应属于全体公民所有的文化遗产实际为个别特权人物所占有的现象，在辛亥革命后还是屡见不鲜。直到文化革命中，江青、康生之流还能拥有大批珍贵文物。无独有偶，不久前台湾园山饭店中也发现了一批本应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至于政治权力或个人应该控制、干预学术、文化、艺术，则至今仍然是某些政治家的信条，就不必多说了。因此我希望文化遗产永远属于人民，学术、文化、艺术真正保持独立，才能避免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江陵焚书事件重演。
写到这里，我联想到了近来学人们不时在讨论的人文精神问题。老实说，我到现在还不很明白人文精神的确切含义，特别是在中国应如何诠释。但我相信，对学术、文化、艺术的追求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内容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说，梁元帝身上是有那么一点人文精神的。他对文学和学术的追求以及取得的成果，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至今还值得我们研究和肯定。
但梁元帝是典型的双重人格，在他勤奋好学、富于创造、刻意追求的另一面是极端的虚伪、残忍、优柔寡断、贪生怕死，学术上的认知从来没有成为他的实践。例如他著有《孝德传》、《忠臣传》，自然是为了阐述、宣扬孝和忠，但自己的行为却既不孝也不忠。在侯景围攻建康，他的父亲梁武帝危在旦夕时，他却以“俟四方援兵”为借口，在上游拥兵自重，甚至杀了劝阻他退兵的下属萧贲。在建康陷落后，他忙于骨肉残杀，乘机逼死了亲生儿子萧方等，杀了侄子萧誉，赶走了侄子萧其弟武陵王萧纪发兵东下后，他不仅让方士画了萧纪的像，亲自在上面打钉子，咒他早死，还请西魏出兵，让西魏占了蜀地。萧纪兵败时，他又密令部将樊猛不许将萧纪活捉回来。萧纪的两个儿子被他关着绝食，以致自己咬臂上的肉吃，十三天后才死去。王伟是侯景的头号帮凶，从发动叛乱起的一切行动几乎都出于他的策划。但此人才思敏捷，诗做得很好，被押到江陵后，在狱中写了一首五十韵的长诗献给梁元帝。梁元帝爱他的文才，准备赦免。忌妒王伟的人得知后，对梁元帝说：“以前王伟写的檄文也很好呀。”他找来一看，原来上面写道：“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项羽的眼睛有两层眼珠，还会有乌江之败；湘东王只有一只眼睛，难道天下会归他吗？）他勃然大怒，将王伟的舌头钉在柱上，开膛剖肚，一刀刀碎割而死。王伟的罪行早够死刑，元帝因爱才而不杀；但一旦得知他曾挖苦自己，就如此残酷地杀死；究竟还有什么是非好恶的标准？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梁元帝的为人而否定他符合人文精神的那些行为，就像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人品不好就否定他的书法艺术一样。书法的评价标准只能是书法本身，所谓“字如其人”实际上大多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我看是靠不住的。董其昌是个劣绅，谁能从他写的字里看出来？汪精卫当汉奸后写的字，究竟与早年革命时写的字有什么两样？但对书法家的评价就不能只用书法的标准，还要包括他的为人和作用。显然，对梁元帝一类历史人物，人文精神不能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而只能用之于其某一个侧面。
如果梁元帝不是一位皇子和皇帝，而是一介布衣，那么他的凶残险恶的一面可能就不会得到充分表现，或者不会留下具体的记载，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只是他的诗文和好学不倦的故事，他就是一位著名诗人和优秀学者。不幸的是，历史给了他皇帝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他是否愿意，都只能用皇帝的标准来衡量了。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皇帝，像李后主、宋徽宗、明武宗、明熹宗，他们本来应该是杰出的诗人、书法家、画家，优秀的运动员、工匠。还有的皇帝，如梁元帝的父亲梁武帝萧衍、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典范，如个人生活朴素、工作勤奋等等。还有像晋惠帝和南朝的一些少年皇帝，不过是低能或幼稚，如果是普通人倒是值得同情的，或者不过是可笑而已。这些人都具有符合人文精神的某一方面的特点，但不幸他们当了皇帝，因此只能成为昏君、暴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者对社会负有特别责任的政治家来说，抽象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贡献。
有人在评价某些伟人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强调他的个人品德，突出他的人情味，或者更时髦一些，用人文精神来加以衡量，我以为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至少是相当片面的。
这最后一点可能已经超出了纪念江陵焚书事件的范围，但大概受到了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缘故，的确是我同时想到的，所以还是写了下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