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初战告捷，其时邓小平年已八旬，思想却十分活跃，对于“我们的历史”；“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事情”；“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他曾讲过许多话，今天我们重温他的这些讲话，发现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很值得深刻思考，本文特把它作为标题展示给读者，以期引起注意。
一、
邓小平1985年4月15日与外国来访者的谈话（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题为“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在谈到“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事情”时，他说：
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农村改革经过三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现在农村面貌一新，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改善了。还有百分之十的人生活差一些，但也不难解决。刚才你说在北京看到了很多新盖的高楼大厦，这还不是中国的主要变化，中国最大的变化在农村。
的确，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为什么呢？邓小平说得很坦率，是因为贫困所迫。“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 他直言道，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国家仍这么穷，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了解历史的读者大概不会忘记，1980年，几位新华社记者曾向中南海递送过一组“内参” ，真实地描述了当时国内农村极端贫困的情状，特别是延安地区农民的生活还远不如建国前老边区时代的报告，对党中央领导人震动尤大，邓小平的话正代表了这些老革命家的感慨。感慨进而变成对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反思涉及到了一个重要层面，那就是搬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究竟对不对？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没有错。但同时还应该包括以榨取农民获得积累为特征的工业化。在我国，这正是邓小平一针见血所批评的那种“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的工业发展道路。
在我们讨论历史的时候，对否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多少人会提出异议。但是一涉及到工业化道路问题，不同意见就来了。有人认为，当时我国，如果不走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就没有路。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强调在“当时我国”的历史条件下，则有一定道理。众所周知，中国“以俄为师”的革命，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列宁主义确认，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落后国家人民也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将革命不间断地从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反动阶级由于被推翻，而必然疯狂十倍，他们一定会联合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对革命政权实行反扑和报复。因此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机器，迅速形成专政铁拳，随时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图谋，是革命能否成功、社会主义能否建成的关键。历史地考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我们无法否认，其高度极权的指令性经济体制，其以榨取农民获得积累所进行的非常规速度的工业化，首先是出于当时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中国诞生的年代，阶级斗争形势异常尖锐。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不甘心失败，企图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又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其时旧中国留下来的现代工业基础几乎为零，“只会造桌子茶碗，不能造飞机、坦克”（毛泽东语）的国力，如何应付内外敌人的包围、进攻？而依据列宁主义关于时代的理论，下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不可避免。这样，抢时间、争速度，努力在估计不长的和平环境里，尽快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以加强国防，巩固革命政权，成为新中国的当务之急。工业化需要资金，当时国家一穷二白；外交“一边倒”，苏联老大哥的援助又有限，只能自力更生。曾经用小米、扁担支援了革命的亿万农民现在为已经属于自己的国家继续做出贡献是理所当然的。积累的办法，除了农业税，便是“剪刀差”--在国家行政的统一掌控下，从工农业产品的非市场性差价中获得资金。毛泽东谈到新中国的建设道路时说：基本上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 这是实情。
1953年，我国遇到粮食供应的问题。当时并不是国内粮食生产少了。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很大，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增加了45%，超过1949年前历史最高年产量的18%。 问题主要在于国家难以用市场方法收购到低价粮，这样也就无法从“剪刀差”中获得必要的积累。于是市场规律不得不让位给行政强制手段，“统购统销”政策由此出台。继而组织起来的农民更便于该项政策的实施，又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梁漱溟等人为农民叫苦，要求对农民“施仁政”，遭到毛泽东的痛斥，指其是代表阶级敌人利益的虚伪的“小仁政”；而我们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使无产阶级江山得到巩固，才是代表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仁政”。 后来，农业合作化变成追求“一大二公”的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又遭失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真正的粮荒与饥馑终于降临。面对困难和为了克服困难，计划经济体制伴随对城乡人口的控制进一步强化。1958年，国家颁布《户口登记条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受到严格限制。为了减轻“商品粮”供给和就业的压力，不断紧缩城镇人口成为政府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精减下放，知青插队……中国出现了悖逆于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的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大遣返。依照苏联模式，我国城镇居民尤其是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职工，享受住宅食品、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一系列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福利待遇，而对广大农民，国家实在没有能力提供这些。这就形成了在一国中以“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为沟壑的两种国民身份制度，其生活水平差距巨大，且与生俱来，世代相袭、更改不易；在长时期中，城乡两种身份的人群间几乎是不通婚的，说明存在着多么严重的社会差别和不平等！可以说，造成农村贫困的原因，除了“吃大锅饭”、“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错误政策，还有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城乡二元体制，如邓小平所言，“那样还有什么希望？”
二、
在邓小平领导下，以实事求是为根本方针，我国毅然踏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巢臼，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就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重新做出科学的判断。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变化。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得出新的结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以往那种非常的战时心态调整到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正常轨道。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在开放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 他亲自出访外国，营造多方位的和平友好外交，中国终于建立起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的经济联系。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严重问题仍然是资金不足。苏联式的榨取农民之路不能走了。从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提出吸引和利用外资，他一再敦促人们解放思想：“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今天我国成为了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几千亿美元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快速崛起。回想邓公当年的艰辛开拓，令人倍觉这是何等英明的决策！
解散公社、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获得了承包土地和生产自主权，这堪称土改以来对农民的第二次解放，其成效可谓立杆见影。我国农业生产结束了近三十年的停滞甚至倒退，粮食产量连续几年大幅度提高。很快，多数农民摆脱了饥饿，解决了温饱；城市的粮食及副食品供应大为改善，且越来越丰富，票证供给制渐渐失去了必要性。继而出现的是邓小平说连他也“没有想到”的事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其实“异”者不异，只要超经济的束缚“松绑”，第一产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使生产要素向第二、第三产业提升和转移，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接着城市开始召唤农民，初是广东等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招收打工仔、北京等大城市的家庭雇用保姆，后来中国大地上梦幻般展现的高楼大厦、机场铁道、高速公路需要大批的建设者……一个新的名词：“农民工”就这样跨入了我们的历史。这个名词从字面上便说明了它是“农民身份的工人”，而对外国人则需要做一番解释，确切的说是“持农业户口的工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城市化方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工如今以亿万计，他们创造的财富和对社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他们的工资汇回原籍，成为当地财政的巨额收入。每逢年节，农民工往返户口所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即为全球最壮观的人口大流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不同思想交锋和斗争中推进的。就在邓小平南巡讲话，批驳“左”的理论家、政治家后不久，又有一本书的作者，从另一角度对改革提出了非议，其中关于“三农问题”的观点尤为引人注目。这位作者似乎很懂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他说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今天的农民进城正是这可怕流民潮的再现，八亿农民是活火山，民主、自由则是鸩杀社会稳定的毒酒。用现代保甲制度，继续把农民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不失为治理象中国这样国家的良策。除了耸人听闻的咒语，这位作者还有下述的论证：亚洲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农民群体较小，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可以是放弃土地逃向城市，而城市则可能以轻贱的态度接纳他们。中国的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所有主动的或自发的方案都成为不可能。放弃土地的农民如果达到10%的规模时，这个国家就会陷入饥馑；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将是城市的灾难，在那里发生的阶层对抗将以犯罪和破坏的形式出现；鼓励农民在乡村的土地上开办工业项目，从长远的经济效果看是一项后患极多的短视政策，大量低技术、低税收、高污染、高能耗的农村工业品只能以行贿的方法挤入有限的国内市场，很难说是对国民经济体系的有益行为。这位作者下结论道，真正了解农民，对农民不惧怕不迁就并且能够有效管束的人，大约只有毛泽东一人。邓小平在这方面对中国政权建设的贡献是，他一再对那些认为农民淳朴厚道可欺而漫不经心的官员们发出告诫：必须认真解决农民的问题，否则农民将向我们挑战。 这位作者的确抓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些支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的也不无道理；但他的立场不对头。他站到了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立场上去了，其主张则是一种早就腐朽的统治术。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中华振兴、中国崛起、以农民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要过上现代化富裕生活的奋斗与成功，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笔者曾著文驳斥所谓“流民说”，指出今日“民工潮”绝非旧日“流民潮”--这些出外打工的农民兄弟--他们有家有田（不少家中还盖起了小楼）而非流离失所；他们满怀希望而非绝望；他们的流动是向着城市、去建设城市、去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而非为破坏。这是中国从古代迈向现代的良性发展，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进步之潮！ 时至今日，上述这位作者的书问世10年了。中国的城市化率有了长足的提升，离土离乡，进入二、三产业的农民早已超过10%。饥馑并没有发生，高楼却拔起如林。流动人口确会对犯罪率有所影响，但经过努力，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在不断改善，而绝大多数的进城农民是守法的，他们在为经济建设出力的同时，也提高着自己的素质。在市场竞争中，许多乡镇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不断进步、产权也获得明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一些技术低、污染重、产品质量差的企业，
如不改进、治理，则要被淘汰，这既是经济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是一场勇闯新路的试验，不可能万无一失，要在前进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是一天比一天丰富起来的。
三、
事情正是这样。中国的改革，任务艰巨而又复杂。人的认识，是伴随着实践过程逐步深化的。现在看来，当初邓小平对农村改革的估计，乐观的成分显得多了一些。
经过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大幅度增产之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步伐又开始缓慢了下来。农业生产的性质，决定其不可能如工业般持续、快速地提高产量，而农民又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这样他们的收入要落后便不显奇怪。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减少农民。前已述及，如今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已经过亿，但由于以往积累的差距，我国城市化率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世界最高。 虽然，我国的GDP已经达到人均1000美元，总值则超过了一万亿美元，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伟大战略构想，头两步成功告捷，“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 但是，来自农村的报告 却告诉我们：大部分农民的生活，离“小康”还差得很远！更有“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震撼着从国家领导人到社会大众的心。经济学家按照世界上GDP人均1000美元设计的消费模式，在中国遇到了问题：一方面是城市消费过剩，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早已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不足，广大农民仍然买不起“小康”型生活消费品。因而，13亿人口、GDP总值已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大市场，将被一种特殊国情的“内需不足”长期困扰--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继续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
于是，我们又想起了邓小平当年说过的话：发展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于是，“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所谓“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 就是要最终破除我国存在的以“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为沟壑的两种国民身份制度，真正实现宪法所赋予的全体国民在权利与义务上的平等。这是继续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必然，也是建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须。中共十六大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为进城农民提供公平的就业和生活环境。”正是我们当前要努力完成的任务。应该看到，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在制度上和观念上，都积重很深，且利益牵涉复杂，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虽然冲击和动摇了它，却远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它。在新形势下，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反而越来越扩大。尽管这些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人们在理论上也承认这是现代化的趋势与方向；但是对农民进城变为合法市民这件事，阻力和困难却来自多方面，如前述那本书的作者所代表的观点，就很说明问题，其中有既得利益的本能排斥，也有传统、习惯的意识障碍。过去，“盲流”进城的农民，被视作不小的麻烦，而能够使农民在乡中安居乐业，则是干部们很值得夸耀的政绩。如今，某种担忧似亦自然：让农民自由迁徙城市，城市能接受得了吗？ 其实，城市早就接受了他们，甚至离不开他们。在亿万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中，许多人在城里工作、生活了十数年，只是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国家给予市民的福利待遇和平等机会，他们仍是持“农村户口”的“农民工”！ 这种情况，使他们的正当权利受到种种歧视和侵犯……本文在上一节中，把“农民工”现象称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方式”，应该确切地说，它只是一种改革进程中的过渡性方式，离我们的改革目标--彻底填平城乡二元体制的鸿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情专家指出，我国城乡居民在赋税义务与占有社会资源权利上的巨大差别和不平等，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核心症结。以2000年的统计为例，农村人口人均税率实际上达到5%；城镇人口人均税率则仅为0．58%，差距将近10倍。 而国家财政的支出，直接用于农村人口的比重，只有1/7到1/10之间。 如城市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完全由国家财政投入，而农村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国家的投入就相当有限，大部分要由农民自己承担。所以，农村落后，农民负担沉重问题，治标更应治本。纠正重城市轻农村的片面治国观、发展观，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体制，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所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前进道路上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国情专家进而指出，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之所以长期存在，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其政治原因。尽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他们在政治决策、财政转移支付、国家投资分配、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均缺乏自己的政治代表，也缺乏社会声音，更缺乏影响决策的制度渠道。 与此相关联，广大农民也缺乏监督、制约自己“父母官”的必要机制，当然更决定不了这些由他们供养的官员的人数。据报告，我国县及县以下政府机构的规模（也即需要农民出钱养活的干部规模）已经膨胀到了惊人的“历史之最”：平均每40个农民养一个公务员。其供养比率，是清代的25倍；唐代的75倍；汉代的200倍。 农民的负担怎么会不沉重呢？可见在我国要解决“三农问题”，必然是一个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系统工程。
二十年前，邓小平就曾说过，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又一次革命，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却是必须要做的事。 一路走来，改革步步深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胜利和成功鼓舞了我们，困难与挑战考验着我们，中国和平崛起的光明前途在召唤我们！我们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一定会离我们越来越近的。
（原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