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认识秦人和秦帝国的兴起
秦人的起源与“戎狄之说”辩
夏商周秦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一组历史密码。我写过一篇文章《万古秦风》，就叙述了秦人的历史。在尧舜时代，秦人即已存在，古秦族群曾与大禹族群同建治水大业，舜帝因之赐姓嬴氏。之后嬴氏首领伯益被公推为受禅大禹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但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发动政变，杀伯益，嬴氏遂被迫退出权力中心。在之后的四百六十余年，秦人一直处于离散状态。商汤灭夏时，第一个寻找的同盟军即秦人军队。所以秦人协助灭夏后，就成为殷商时期的大诸侯，停驻在今天函谷关以东，以抵挡当时的西部戎狄。西周灭商以后，秦人族群不服周室，三分寻求立足之地。一支流向北方形成赵国，所谓秦赵同源，一支进入西部草原，这部分是最主要的嬴秦部落，和西部少数民族奋战了两百多年，还有一些不愿走的就分散逃亡，流落东部山海。西部嬴秦部落不但没有被少数民族消灭，反而扩充了势力，周孝王时代，西部嬴秦受命为周室养马，大成，受封于西部秦邑。周幽王末期镐京之乱，秦族挽周室于危亡，并最终将戎狄族群驱赶出关中和河西，拥有了西部广阔土地，成为东周的大邦诸侯。
这里要提一下秦人西来说，完全是解放后出现的。60年代蒙文通写了一篇“西部夷狄考”的文章，提出秦人是从西部戎狄部落迁徙过来的。然后三四个史学家赞同，从此有“秦人西来说”。而把既往的传统理念称为“秦人东来说”。实际上既往就没有一个“东来说”。如果秦人是戎狄之后，那几千年来的儒家早应该发掘出来，但我们没有看到。
商鞅变法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文明根基
现在看来，秦统一六国，有地理地势的原因，同时也有制度原因。春秋时期各国争霸，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族群仇恨，都是土地争夺，所以秦穆公也是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在秦昭王任上秦已经是诸侯国中最大的。国土达到五个方千里，相当于125万平方公里，现在中国的1/6左右。战国以前各国基本文武不分，没有专门的治国大臣，军事将领也可治国。秦本来是落后国家，是商鞅把东方六国的先进理念，比如丞相开府制引入秦国，率先实现了文官制度，实行郡县制、军功爵位制，使秦成为区别于六国的现代国家。郡县制有效地加强了王权，奖励军功制度极大调动起了人们的作战积极性，形成良性的人才调配机制。商鞅变法以后，秦与六国的对立更多是文明理念的对立。用现在的话说，一种新的国家模式出现了。与山东六国相比，秦王和贵族的依附关系渐弱，其作战组织动员能力加强，人们的精神风貌展现完全不同。地势广博，非常富裕，法治文明，使得秦国一下子可以独对六国。也有人说，秦国横扫六国，体现了法治战胜仁治，我认为可以这么说，秦国就是法治。现在的中国也应该有法治。
农耕文明与高度的战争智慧
春秋战国以降，中国人就有了丰富的战争智慧总结。《汉书·艺文志》记载我们有一百多部兵书，内容涵盖兵器制造、兵器维修、军营训练、战场指挥、庙堂谋算等等，对比西方文明国家，这一点中国人远远胜出。西方其实没有兵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像从历史的角度记载战争怎么打的。可以说西方人是没有高度的战争智慧的。
有人问，如果罗马军团碰上秦帝国军团，谁会赢？我说历史无法假设，但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是匈奴。匈奴既打过欧洲，也打过东方。历史上看，匈奴势力从春秋初期开始发端，一直到东汉末年消亡。将近八九百年间，在战国时期对中国的压力达到最大，尤其在秦统一六国时，其势力鼎盛。所以始皇帝始终采取守势。秦、汉武帝、东汉都对匈奴进行了反击，到东汉末年，匈奴已基本被分化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后来完全成为汉人。将近一千年的争夺，匈奴人发现撼动不了东方人。于是留下的北匈奴开始决定西迁，到了欧洲基本上是疾风暴雨，阿蒂拉的“上帝之鞭”把欧洲那些碎片国家全打遍了。西方人战胜不了它，东方的农牧民族就能战胜它。
为什么，因为农耕族群具有严密的组织能力，有高度的战略思想，国土又有纵深，各种条件具备。同样的思路，抗美援朝也是典型战例。进一步说，进入科技时代，我认为中国人的作战能力将迅速提升。若非“独尊儒术”让科学技术成为“奇技淫巧”，我们是绝不会将热兵器时代拱手让于西方的。中国人天生会打仗，中国人的团体性、纪律性以及家国意识，非常强大，根深蒂固。
二、重新思考秦帝国的失败
秦亡原因：求治太速，善后无方
秦亡原因在历史上探讨很多，最后结论大多归结于“暴政”。我觉得总体上说，秦亡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求治太速，善后无方”。秦灭亡不是必然逻辑的灭亡。假如秦始皇不死，秦的制度将会一直运行。汉承秦制，实际是退回到部分的分封制。历史证明，郡县制和部分诸侯制的并存是不可行的，会对王权造成巨大的威胁。有人把隋和秦的二世而亡相提并论，我认为基本上不可类比，它们属于两个逻辑。秦的灭亡，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战国惯性。隋炀帝好大喜功，发动大规模征伐，个人生活荒淫无度，其腐败程度要远远大于秦二世。秦二世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想象力，还未来得及立稳脚跟，就已经被赵高心腹逼迫自杀。那个时代各种战国时期的对抗力量还存续，思想的风向标还是战国时期的理念，历史未经时间考验，人们对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态度还是如有缝隙便会蜂拥而上，争取领导权。所以秦行残暴统治后，终于激起陈胜吴广起义，六国贵族的复辟。
实为排除私学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历来被形容为秦帝国实行暴政的表现，但焚书坑儒在事件意义上有个基本点值得重新说明。我认为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一个刑事案件，是六国复辟贵族逃亡带出的。起因是科研经费问题，后来发展为刑事案件。当时始皇帝给两个方士科研经费制药，但后来药没有做出来，人却跑了，于是开始追查。只要稍微翻一下史料就发现刚开始是这样的。后来追查方士却带出儒生。需要说明一点，当时秦朝的博士宫里，儒生占主流。秦始皇所用的这批儒生，许多对郡县制有看法，他们急于恢复周礼。所以追查到后面发现儒生有私通六国复辟之嫌，所以才实行了焚书坑儒，实际是为了排除私学而引起的朋党勾结、六国复辟。但是始皇帝博士宫里的70多个大儒，到西汉时期都一一考证，没有一个被杀，所以当时的坑儒，也只是一些小儒，还有就是方士。所谓“坑儒”说，都是后来才兴起的。实际上，这个事件不大，意义也不大，就是因为有“坑儒”，儒家后来就无限放大。日本有位史学家就考证，焚书和坑儒实际是两件事，到汉代以后才联系在一块。
儒家传统中一直对秦持否定态度，儒家士大夫恨秦。而且很多后世史家的观念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司马迁认为秦始皇怀贪鄙之心，暴虐治国。这也反映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司马迁其实对汉武帝也有非议。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他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关系的。司马迁遭受那样的苦难之后，心态和正常人不一样。李陵事件，在那样一种紧急状态下，司马迁说那样的话被处罚。所以我们看到，汉书比史记记载汉武帝详细。司马迁史记里就明显敷衍了，只罗列各种文件。写字的人还是要有日常生活。
三、反思秦帝国的制度与文明
郡县制是更有利于秦的制度——从秦王和吕不韦的矛盾说开去
《吕氏春秋》是国家操作运行的大典。我认为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很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后世史学对吕不韦有扭曲，把他定位为杂家，我认为不妥。吕不韦任丞相时，秦国已经有130多年的法治国家基础，而且许多功臣存于一世，他只能在既有框架下发挥运作能力。虽然连续帮助秦国度过三次政治危机，但无法撼动根基，也无法完全实现他的政治理念。
《吕氏春秋》第一部分对一年的时辰时令做了详细规范，每个月每一天国家应该干什么，排列庙堂的政治运行手册。第二部分，寻找历史上所有符合此时令运行的典范。第三部分规范人文政治领域，官场核心人群的基本操守和修养。《吕氏春秋》为治理国家树立了大典，但有一个缺陷是主张封建制，不主张郡县制，所以吕不韦给秦王提出的是“霸天下”，而非“王天下”。
但始皇帝在战国时期形成的深刻认知便是分裂带来的现实磨难，所以秦始皇主张实行郡县制，按《商君书》治国。此外，吕不韦在政治实践上也没有完全实现《吕氏春秋》中的理想政治纲领。吕不韦后将《吕氏春秋》公布天下，其中有对商鞅的明确指责（与司马迁的观点相同），秦王嬴政由此对他产生警觉。秦对吕不韦是实封制，很高的奖赏，但吕不韦因嫪毐集团叛乱事受牵连后出居洛阳，仍然和山东六国豪士交往，更加引起秦王忧疑，命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担心被诛杀，忧惧自尽。今天我们再来探讨吕不韦，或许还可研究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商人进入政治所发挥的作用。
秦朝以后对儒家的“独尊”弊大于利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孔子的第八代孙封为“文通君”，等同于“侯”。始皇帝虽然以法家为治国理念，但在文化和典籍上他没有独尊任何一家，可以说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传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从来不提此事。
儒家是很好的思想，但被“独尊”却弊大于利。汉武帝一生主要就集中精力做了两件事，反击匈奴和独尊儒术，作为政治家，我对他的评价不高。而如果说儒家被独尊给中国带来好处，恐怕只能说为中华民族抵御了宗教亡国的威胁。我认为所有的宗教都给人提供自我认同的高度，教徒要以生活方式、语言方式、思想方式的不同体现独特的尊严感、价值感、神秘感。而儒家在礼仪人伦方面的教条和原则，不管他是否合理，基本上具有和宗教相同的特质和作用。中国的读书人实际是读经人。佛教进入中国也被抵制了，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就是从儒家意义上进行的反抗，认为对佛教的礼遇是浪费国家资财、降低民众生活。儒家传统的程序、礼仪，在某种意义上正将宗教给予人的尊严和自我归属感得到满足。
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关系
我最近有一个想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核心的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似乎很难存续。现在的美国才两百年历史，它是没有主体民族的，是否还需要来一次民族大融合？回看中华民族的历史，久经磨难，在危难中总有群体站出来，承担重任，形成主体民族，带领全民族奋斗救亡。美国还没有这样一个主体民族，它是各种种族、族裔，白人也不算一个民族。这个“民族”还没有受到足够艰难的挑战，我看很有可能要经历过两次破坏性的大实验不可。如果不经历，那美国就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一种特殊的文明形式了。
《大秦帝国》
孙皓晖：《大秦帝国》，世纪文景，2012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