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热气冲天。合理的，极端的，纷纷出场。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从19世纪争吵到现在，该有一个清醒的小结了。为此必须纵看历史，横观世界，俯览现实，冷静思考几个基本问题。
纵看历史：震撼心灵的三大景象
第一、耀眼的辉煌
从商代起算至道光年间，三千多年的岁月形成了一个人口高达四亿多——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的共同体，其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是汉族的传统文化。这个灿烂的文化拥有世界最丰富的典籍，源远流长的各个思想流派，独特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医中药。这个文化大体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且影响超越国境，泽被东亚。如此等等，都已铭刻在人类史册上。
第二、历史的危机
17世纪以后乃至更早，中国已经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15世纪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各大帝国并立并存的局面，以世界市场的开辟和扩大为基础，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兴盛衰败层见叠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逐步沦落尤为明显。近年来，在反西方中心论的旗号下，历史分流说流行一时；仿佛东方并未衰落，而是文明类型的差别，并无轩轾之分。有些国人因此沾沾自喜，甚至为直至19世纪中国经济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之类的话语所陶醉，忘乎所以。
先不说那些总量第一的估算是否可靠， 1825年世界总人口约10亿（科林·麦克伊韦迪、理查德·琼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第419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北京版），而中国人口已接近四亿（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4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福州版），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0%。“按当期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地区）比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刘逖：《1600—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北京）
这是值得夸耀的第一，还是令人痛心的落后？
数字后面是制度落后，文化落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承袭宗法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没有靠自己内生的力量转型为现代社会。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1840年起计算，仅仅辩论是不是应该接受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就花了60年！义和团闯了弥天大祸，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赔了巨款，大清帝国才开始老老实实全面学西方。主要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依据这个文化体系建构的社会制度。代表当时主流文化的朝野人士坚持什么？
1.中国是天朝上国，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这是儒家坚持的天经地义，核心价值！
2.在儒家三纲六纪固化为制度后，人都成为等级差序格局下的臣民、子民，任何超出圣人和经典教导的行动都是不容许的。
3.皇帝是最高无上的“圣上”，集全部统治权力于一身。只要他高兴，可以随时砍掉任何大臣的脑袋，死后也可以挖出来鞭尸。有些年代，他分给臣下较大权力；但这是随时可以收回的，而且分享者同样是大大小小的专制者，百姓没有相应得到更大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人不乏创办企业、发展内外贸易的冲动，但是官府的答复是两个字：不许！要办也只能官办！
18世纪就有大臣给乾隆爷上书，不废除科举，人才无法生长。皇上置若罔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少年，只能继续让自己的头脑被几部儒家经典箍死，现代文明的新成就要进入中国步履维艰！
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至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
第三、危机来自自身的缺陷。
古往今来的文化、思想、学术，都是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失和弱点中前进的。可是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
1、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灌输信条为特征，对异端缺乏宽容大度。它与权力结合后，更不准他人议论，“非圣无法”，罪不容诛！没有外来的冲击，堵塞了自我更新的道路。
2、儒学自我定位主要是教化子民的工具，匡扶圣主的拐杖，汉以后就极少激烈的辩驳了。后果是形式逻辑不发达；怀疑和自由精神不足；儒生们以皓首穷经为荣，砍斫了儒学内生的自我更新能力。
3、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如此等等都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明显至极的缺失，已经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令人寒心的是，当代儒学信徒仍然热衷灌输信条，俯伏在圣人脚下，在堵塞儒学前进道路的同时，继续充当愚民的工具。
俯览现实：传统文化已摆脱了被摧残、压制的处境
它已摆脱了被摧残、被压制的处境，“国学”已是今日的显学。
所谓国学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准确和不恰当的表达。学术无国界。日本人造出“国学”一词，旨在压抑外来的儒学和佛学影响，抬高本土的神道和武士道。中国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鼓噪，意欲何为？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掀起的所谓“学术批判”、“思想改造”，至文革期间登峰造极，导致一场“破四旧”大劫难，破坏公私财产和文化遗产，折磨知识阶层，视生命为草芥，罪行累累。当下的“国学”热就其可以理解的一面而言，是对文革时期摧残文化登峰造极的野蛮行为的反弹。
任何民族都应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物质、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责任；继承和弘扬本国和世界的文化则是知识阶层的本职。中国人要不要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个伪问题。传统是割不断的，它无所不在。除非你不说华语，不写汉字，传统文化无从回避。
在看到和不能忘记过去的压制和破坏的同时，必须注意当下的变化。
学术层面对儒学和其他传统文化的研究，早就不存在任何障碍；大批财政资金正源源不断注入这类项目。几个规模宏大、耗资巨大的整理典籍、研究古代文化的工程正在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儒藏》为代表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及重修清史工程等等；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望尘莫及！
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习惯，也顺畅恢复。各地政府纷纷把一些民间庆典提升为当地的节日，娱乐和商业结合，煞是热闹。
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拨乱反正，传统文化已上升为显学。说它仍然处于受压制或不被重视的状态，并不符合实际。细怿其意，不无过分抬高其地位或抵制他人议论它的是非得失之嫌。
当下的危险是儒学冀图超越它不应和无力超越的边界
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长短。正确的态度是扬长避短或扬长补短。
修身是儒学之长。剔除不符合自由、平等的内涵，它多年凝结的道德规范、修身方法等等可以直接继承。与此紧密联系的与人相处的某些智慧，也有可取之处。培养浩然正气，坚持正义更是珍贵遗产。好些政治智慧也是值得珍惜的。
问题是现在的某些儒学提倡者走的是歪道。
第一、构筑抵制外来文化的思想堡垒。
把所谓“国学”作为文化的聚焦点，就值得质疑。学术无国界。洋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算不算“国学”？20世纪从国外引进并已生根开花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不是“国学”？除了概念不清外，更可怕的是排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受难，更为残酷的攻击指向外来的现代文化。这一状况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一些国教派及其盟友——新左派今天仍叫喊反对“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研究“文化安全”也成了可以拿到大把政府资金的课题。
任何国家的文化只有在自由交流的情况下，才能扬长补短，避免僵化。文化的特点是在人们的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除了外敌入侵、军事占领下的奴化教育，世上没有所谓“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提出这样的概念旨在构筑限制文化自由交流的思想堡垒，在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英雄的同时，推销自己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极端思潮！
文化同样不讲国籍。在这个领域只分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国人喜爱洋鬼子发明的电影、话剧、歌剧、芭蕾……从小学习物理、化学等等外来科学、技术就危及国家安全了吗？或者是读莎士比亚是汉奸，看抗日神剧则成了爱国典范？一些人哄骗官员、忽悠百姓，说只要服食他们炮制的丹膏丸散，中国文化立马稳如泰山！其实那些直接或间接的封闭措施只能让中国人狭隘、猥琐，失去无所畏惧的创新精神，置中国文化于失去根基的危险地位。
第二、一群挂牌或没挂牌的国教派崛起，玩弄“政治儒学”，要求把儒学变为国教，冀图排除他们认为不利于自己特权的各种学术文化。
例如，他们鼓吹修改学术规范，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概念一一重新修改，把他们认为危险的思想因素一一剔除干净，建立“中国式”的概念体系。
学术没有定论，任何结论和概念都可以修改或推翻。但是，这只能在国际学术平台上自由讨论、问难辩驳中决定是非。而国教派追求的是依靠权力，把自己的主张宣布为“中国式”的真理，排斥他们眼中的“异端邪说”。揣迎上意，冀图与权力结合，忽悠芸芸大众，用政治帽子压制不同意见，阻碍求真，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又如，他们力求修改现代社会基本制度，谋求少数人的特权地位。
他们提出：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通儒院、国体院和庶民院。通儒院由儒学之徒组成，领袖人选应由学者提名，检验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国体院领袖由孔子的后代继承；其他成员则从圣贤、统治者和各大宗教领袖的后代中遴选。最后，庶民院应由大众选举产生或由各机构的领导担任。一项议案必须经过至少两院同意才能通过。最高原则是“保护儒家神圣合法性的首要地位”。（蒋庆、贝淡宁：《儒家宪政宣言》，《纽约时报》2012-07-11第25版）
说到底，就是他们这些自封的儒家大师和历代统治者及所谓圣贤的后代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拥有否决权。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通通被他们踩在脚下。问题是你们凭什么要享有这些特权呢？捧着四书就可以向上爬的年代早已过去。宪政就是宪政，与儒学没有半毛钱关系。把宪政或政治与某种宗教联结，往往导致社会动乱不止。中东的乱局、ISIS的猖獗触目惊心；中国也不乏宗教极端主义者，千万不要玩火！不要以为这些是少数人的梦呓，
他们出书，办报，有一群信徒并与新左派结盟。在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揭露他们的谬误。
为了支撑这样的错误理论，他们明目张胆伪造历史。西周在他们笔下成了儒家宪政的典范。可是，他们引以为据的文献，居然是早有定论的伪书：《古文尚书》。以考古成就为基础的西周研究硕果累累，竟被他们一一踏在脚下。如此藐视学术，令人吃惊！
第三、他们哄骗乃至强制少年儿童读腐朽的《三字经》、《弟子规》。
广州市教育局不久前就拨款几千万在各校设置读这两部古代蒙学课本和其他儒学书籍的课程。有此类措施的地方比比皆是。这样的超出中小学教育纲要的措施恰当吗？为什么不用宝贵的资金建设书香校园，让学子们阅读全世界最好的儿童和青少年读物呢？
先看《弟子规》。“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讲的都是行为规范。真的言行一致，培育出来的是事事看人脸色的小奴才。说了不做，变为小两面派！“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教孩子们这样做，出了事，要不要追究法律责任？“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这是儒学一贯推销的礼仪，两千年来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假孝子，真两面派。时至21世纪，为什么还要贩卖这些破烂？“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养十万思想警察也办不到这一条。你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们相信这样的歪理，真是功德无量啊！
再翻翻《三字经》。这部书全文1722字，涵盖了当时天文、地理和其他自然知识，道德规范和各种人文知识，包括中国的朝代，学术史，典籍史。就学术维度看，这些知识绝大部分都应更新了。就教育维度看，内容繁复，根本不是孩子们所能理解的。儿童教育的始点应该是培育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怀疑精神，死读《三字经》与之背道而驰。“上致君，下泽民 。扬名声，显父母 。”它所传递的诸如此类的伦理观念，更值得斟酌了。
更大的潜在危险：中国人会不会在轴心时代缺席？
再从全球的角度看看中国文化问题吧。上述种种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是对外培植夜郎自大心态，对内灌输尊圣宗经和讲究尊卑等级的思维方法，压制人们的创造力。
请允许我说个故事：1987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利根川进获奖后回到日本。当被问到为什么多数日本获奖者是在国外工作时获奖的原因时，利根川进回答：东方文化不利于科学发展。释迦牟尼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大。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世界第一。这与东方文化讲究尊卑等级是不相容的（大意）。他的箴言很值得中国人记取。
日本文化在变化，思想自由度与欧美没什么差别了。他们获得诺奖的只有少数人在国外了。而中国人在学术领域依然与诺奖无缘。对挥舞大棒，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把国界插入学术领域并说得天花乱坠的先生们必须大喝一声：你们贩卖的那一套限制自由，压抑创造，是毒害青少年的玛啡，为了中国的发展和13亿人的利益，请收起来吧！
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中国贡献了孔孟老庄和其他思想文化巨星，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记录。人们说，新的轴心时代就要到来了，中国文化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为此中西文化必须融合。
何时是新的轴心时代？这是几百年乃至千年后才会有定评。但有几条事实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17世纪至今，中国没有出现一个能引领世界向上的思想家。而欧美有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杰斐逊，哈耶克，波普尔，罗尔斯，诺齐克，阿伦特，雷蒙·阿隆……一系列光辉名字。
第二、新的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必然与解决世界两大问题紧密联结：一是世界实现一体化。二是建设一个没有战争、没有贫困、没有污染的美好世界。
第三、19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最长和最为艰辛的转型苦难，理应产生震古烁今的思想成果和震撼心灵的艺术。现实的答复是：没有！没有！
关键是辽阔的神州没有让思想自由飞翔、自由碰撞的天地。国教派及其追随者所作所为，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是在学术领域挑起国与非国的边界，把思想锁进牢笼！
东西文化融合与期望
人们津津乐道东西文化融合。论者期待用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去纠正或弥补西方现代文化，从而出现思想和学术奇迹。靠老祖宗的余荫飞天！
让我说句企盼被证伪的话：这是又一个黄粱美梦。
经过众多先驱努力，东西文化在各领域都已自然融合。
扫描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中国，哪里还有纯粹的国产品？即使是国画，不也吸收了众多西方艺术的成就？
一些学者期待用东方价值观念去纠正西方价值观的偏颇。可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足以服人的证据。
有人说：天人合一是东方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特性。但命题的提出就是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兴起后的事，创意是别人的；且天人合一的本义是天人之间的神奇感应，跟人与环境和谐与否毫无关系。这个套路与晚清一些先驱们的西学东源论，异曲同工。从议会到各种机器都是中国固有的，“礼失求诸野”，多好啊！
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特有的，足以矫正西方的个人主义。可是，各大宗教几乎都有类似的格言。犹太教：“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印度教：“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不要对别人做”。《圣经·路加福音》：“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穆罕默德：“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第150、1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成都）心同理同，各民族人性相同，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
亨廷顿预言世界将陷入“文化冲突”。西方文明与所谓儒家文明冲突的预言没有实现。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似乎真的惊心动魄；实际矛盾发生在文明人与少数宗教极端分子之间，包括多数穆斯林在内都反对那些极端分子。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不是不同文化的冲突。
应该认真进行各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各种文化应该平等对话，但是应该坦荡地吸取他者的成就，学者更应有世界人的眼光，不被民族情绪遮蔽自己，冷静地分析各种文化的成败得失。
期望奇迹从天而降是犬儒心态。
当务之急三件事
摆正被国教派弄歪的路标后，传承传统文化有很多事要做。在我看来，当务之急三件事：
第一、提倡全民读书，建设书香校园。
21世纪了。这个时候谈传统文化不要忘记时代背景。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中国正在走往文明大国的路上。眼睛不要只盯着几部儒家经典，把世界各民族的经典都请进校园，培育世界公民；中国才会涌现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大家。
请谨记：现代国家文化一定是多元的。文化选择权属于公民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各种文化才能共生并育，不会僵死。不能再走灌输信条的老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也须臾离不开自由问难和辩驳。
第二、捍卫汉语纯洁，医治新华体的痼疾。
传承中国文化，少讲大话，请从注意汉语的简洁、准确或言简意赅开始。
“举行会谈”，“进行会见”……这是新华社惯用的句式。那些记者约会，不知会不会说：亲爱的，我们举行吃饭吧！
记者们喜欢使用方言。提炼方言，丰富汉语是大好事，但要注意文化内涵。“一碗三十蚊”的美食您敢吃吗？改为三十文，与古货币单位衔接，还原这个粤语单词的本来意思会不会好一些呢？老板逃跑，变为“走佬”，与台湾一样写为“走路”，动词、名词定位准确，汉语不变味，多好啊！
第三、改进语文课本。
语文课本增加古诗文，这是好主意。比重如何，应该认真研究。请注意不要光增加文学篇章。要选一些实用文章，例如信函（尺牍）和其他应用文。中国大陆知识人在使用尊称和问候语中闹的笑话太多了，稍微注意，不难克服，问题在语文课本要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