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不朽杰作《史记》自从着成之后，历代传诵不衰，至今仍对读者具有巨大的魅力；而且，《史记》所创造的着史格局，不仅影响了中国史学2000年的进程，还一直影响到当代，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从研究层面说，学者们对于司马迁的政治观、经济观、民族观，《史记》主要篇章的成就等，均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尚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关注不够，这就是，《史记》较之先秦时期《左传》等史着，是由史学初具规模到产生成熟的巨著之飞跃。那么从历史视野来说，司马迁与先秦史家所不同的是什么？《史记》被传统史家称誉为着史之“极则”，是否与其选取的历史视角的特点有关？其中又包涵着史家怎样的哲理思考？与此相联系的是，产生于汉代的《史记》的编纂思想，为何能与当代史家“立体式着史”的观念相通？当代实施的大型史学工程又为何能直接从《史记》的总体结构获得启示？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谈点粗浅认识，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多维历史视野：深刻的哲理思考
客观的历史，是以往人类社会活动演变发展的进程；经过历史学家思考、记载下来，便是书写的历史，即历史著作。正因为历史是人类社会进程的记录，它就不是单线式的演进，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也即是多维构成、不断变化发展的空间图景。人类社会生活由简单到复杂逐步演进，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能力也由简单到复杂，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逐步发展。其体现，便是观察历史由单一视角而发展到多重视角，所得的结果，是由比较朴素、简略的历史记载，逐步发展为复杂、丰富的记载。
人类远古的祖先实行“结绳记事”，就是最早的历史记录。《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郑玄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何以知道大结所代表的大事、小结所代表的小事？就得靠口说相传。近代社会学家调查所得的某些后进部落的记事方式正好与此相印证。如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佧佤人，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还没有文字，记载本族史事的方法，就是用木头刻的痕迹深浅表示事件大小，靠本族老年人口说讲解。[1]到了殷商时代甲骨文上记载的事件，就已有明确的年、月、日要素。由此发展，就是编年史。我国先秦时期的两部最主要的历史著作《春秋》、《左传》，都是编年体裁，完全不是偶然。它表明早期的历史学家是采取年代先后的历史视角，即以“时间维度”观察历史，以年、月、日为线索，叙述春秋各列国的政治事件、会盟攻伐，以及各诸侯国的政权更迭、盛衰变化等。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了先秦史学的成就，并且加以大大发展。《史记》着史体系气魄宏伟，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而成，承载了丰富生动的内容，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则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时间维度、人物活动维度、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由此表明从先秦史学的初具规模，到汉武帝时期《史记》这部成熟巨著的出现，是由于史家历史观察力产生巨大飞跃而实现的。《史记》的五体结构是外在的形式，而其实质内涵，则是史家深邃的哲理思考：首先，历史的演变，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开的，以年、月、日的先后，将一件件相关的史事组织起来。其次，凸显了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发挥了作用，而又各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演了复杂曲折的活剧。再次，制度的沿革和社会生活，也是客观历史演进的重要内涵，与事件、人物活动相结合，构成社会进程的全貌。
司马迁历史观察力的高明，确实令人叹服。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要素，五体结构的着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由于《史记》在着史格局上的巨大成功，从史学发展的实践上看，历代正史的编纂者绝无例外地以之为楷模，从《汉书》到《清史稿》，历经2000年均奉为圭臬。再从历史编纂思想、编纂方法的得失言之，自东汉初的大史学家班彪父子，到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都做过精当的评论，予以高度赞扬。班氏父子主要赞誉司马迁善叙事理，才华过人，史德高尚。班彪云：“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2]班固又加以发展，谓：“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至唐代刘知几以后，评论者更加重视的，是司马迁创造的着史格局气魄雄伟，容量广阔，足以展现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4]“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5]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6]章学诚则赞誉《史记》的着史气魄和丰富内涵为“范围千古，牢笼百家”。[7]
正因为司马迁在哲理思维上能发现构成历史演进的时间、人物、社会生活(制度沿革是社会生活中的要件)三大要素，所以才能达到如赵翼所言“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并且以着史之“极则”来表达《史记》在构建史学体系上的最高典范意义。上述精到的评论，都深刻地揭示出司马迁在观察历史和表现历史上所具有的伟大创造力。
二、从“以事系年”到“通古今之变”
《史记》所创设的着史体系中，“本纪”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从历史视角来说，它是以时间维度来考察历史的演进，记载重大事件。司马迁对“本纪”的命名，显然是极其慎重的。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中说：“纪以包举大端”。他又在《本纪》篇中说：“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着《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刘氏在不同地方所论，着重点有所不同，合起来看，他是从三个方面讲“本纪”取名的含义：一者，纪是纲纪万物，它在全书中是专记有关国家大事项。二者，“本纪”只用于天子，表示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国统”之所系。三者，“纪”按时间纵贯记事，直接来源于《春秋》依年、月、日为序。
以上刘知几所论，可谓颇得其实。而我们所特别注重的是，司马迁的“本纪”继承了《春秋》的记史方法，而又加以大大发展。简言之，同样是以“时间维度”记载历史，从先秦史着到《史记》，已实现了巨大飞跃，由《左传》是按春秋242年年代之先后，井然有序地作直录式记史，发展为《史记》之“本纪”12卷，对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做“通古今之变”的考察，“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对此有自觉的追求，《史记·太史公自序》做了明确表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着十二本纪。”
《史记》是记载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的通史，司马迁所高悬的目标，是“通古今之变”，对于上起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下迄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作贯通考察，尤其着重记述各个时代的盛衰变化，探究其中的历史动因。那么，《史记》的“本纪”，是怎样着力体现“通古今之变”的着史目的呢？概括而言，主要运用了以下三种手法。
第一，广博地搜集、整理先秦以来各种典籍文献，“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及官府档案、刻石铭文，并以其在全国各地亲身考察的历史遗迹和采访所得的故老传说相印证，写成一部详尽的中华民族的信史。司马迁所注重的，是施政得失、帝王贤否、大臣作为、战争攻略、外交活动、民族关系、疆土拓展等等。自传说华夏民族始祖黄帝，到唐尧、虞舜，因为时代久远，史料稀少，书缺有间，司马迁更以极大的苦心搜求排比考论史料，写成《五帝本纪》。继之夏、商、周三代，每一朝代各立一篇，为《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的地位特殊，先立《秦本纪》，述秦的先世事迹。《秦始皇本纪》集中记载了始皇先后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其后因实行暴政，激起全国民众的反秦风暴，导致迅速灭亡的历史。西汉建国以后，则按每一在位皇帝设立一篇“本纪”。这样，共设立12篇“本纪”，连续记载了中华民族自远古至当世几千年的历史，构成了《史记》全书的总纲。
第二，在据实记载的基础上，画龙点睛式地正面发表议论，明确揭示出盛衰兴坏之理。秦何以灭亡？汉何以兴盛？这是西汉前期上自帝王下至士庶共同关心的大问题，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篇末进行了中肯的回答。《秦始皇本纪》篇末“太史公曰”极其精炼地概括了秦由僻远小国到统一全中国的历史：“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秦始皇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始皇而羞与之侔”，恣意妄为，把一切民生疾苦、人心向背置之度外，其结果是秦帝国在民众的反抗怒涛中顷刻覆灭。秦的兴亡教训是何等深刻!对此，司马迁不作详细分析，因为汉初政论家贾谊的名篇《过秦论》已经有脍炙人口的论述，因此司马迁采用了特殊的手法，用“善哉贾生推言之也!”直接引用其几千字原文作为回答。贾谊文章最精警之处在于，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强大的、天下无敌的秦国，为什么竟会骤亡呢？他明确回答，秦的灭亡是实行暴政的结果，“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待也。”“(陈涉)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回应者，其民危也。”他进而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政治黑暗，再锐利的武器也抵挡不住为生存而战的千万起义的民众。那么，汉朝为何能够代秦而起，成为一个强盛的朝代呢？司马迁明确指出，这是由于汉高祖刘邦接受了秦亡教训，实行德政，以宽缓政治代替暴虐政治，与民休息，体现出由乱到治的客观规律。《高祖本纪》篇末正是从汉初成功地实现了历史变局的高度发表议论：“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承敝易变”便是充分肯定汉初以德政代替秦的暴政，减轻百姓负担，使饱受灾难的民众得以宽息，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合而观之，《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篇末两段重要议论，正是从“通古今之变”的高度而得到的宝贵认识，对以后的史家也极具启示的意义。
第三，与十二“本纪”的记载相配合，《太史公自序》中又对每一篇的撰述义旨做出概括。其意图，正是为了帮助读者明了古今历史发展、“承敝易变”的大势。对此，我们细加品味即能领会。如：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K1Z401.JPG，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总之，司马迁在先秦史学成就的基础上，加以大大发展，以十二“本纪”详载史实为世代读者留下几千年中华民族演进无比宝贵的信史，并且明其盛衰变化之深层原因，其广泛搜集史料之勤，历史见识之高，编纂技术之精，都为后代史家树立了楷模。
在《史记》五体结构中，十二“本纪”之后紧接着十“表”，这是司马迁的匠心安排，其目的，是以“本纪”和“表”共同构成全书的纲领，显示“通古今之变”的总趋势。
以往对于十“表”重视不够，我们对此应有新的看法。刘知几曾说：“表以谱列年爵”。[8]梁启超则谓：“表以收复杂事项”。[9]他们都指出了《史记》十“表”的一些特点，但十“表”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即白寿彝所指出的：“《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司马迁每写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10]这里，我们仅以《六国年表》为例。在《史记》记述中，战国的特殊性在于，它属于“东周”，而从周平王东迁以后，先经春秋，是12诸侯并立的时代，周天子已失去号令天下的地位，进入战国，“东周君”地位更加式微。故《周本纪》的后半篇，已无法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据此，司马迁须依靠别的篇章。他在《六国年表》之前写了一篇长序，藉以起到统领战国时期历史的作用，其中论云：自秦穆公称霸西戎，“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疆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蠭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执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序的结尾又称：“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着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显然，司马迁是以《六国年表》来提挈战国七雄争战、角逐、强弱的变化，以及秦如何逐步强大，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这一历史大势。
三、以人物为中心：展现历史创造的主体
“人物维度”，是司马迁观察历史又一重要视角。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历来即被视为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论“《史记》创造之要点”，列在首项者即为“以人物为中心”，并论云：“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的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以长也。”[11]梁氏此论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本纪及世家的内容，还有记全国或一地方政权政治、军事大事的成分)，但从总体上讲，却明确指出《史记》的着史格局“以人物为中心”的特点，而且他们都与“发动社会事变”密切相关。
从今天来看，以人物为中心，是对“人”创造历史的作用的发现和充分肯定，是记载历史的巨大进步。而这一进步，又根源于观察历史能力的重大推进和哲理思考之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而这恰恰是在战国以来出现的历史变局推动下取得的。战国至秦汉之际，客观历史运动的显著特点是：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遭受沉重的打击，平民力量迅速崛起，能否发现和任用文武贤才，往往能直接导致国家的盛衰存亡。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对此曾做过精辟的论述：“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衣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12]战国以后有作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大大打开了历史学家眼界，使之对推动历史进程的深层原因有进一步的认识。在秦汉之际的风云变幻当中，人的活动的作用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刘邦出身平民，“无尺土之封”，却凭借他的智谋策略，在一批文武贤才的帮助、拥戴下，成为强盛的汉朝开国的君主。刘邦周围这批豪杰之士，也几乎都出身低贱，却在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业。如陈平、王陵、陆贾、郦商等，皆布衣平民。樊哙、周勃、灌婴、娄敬出身更贫贱，分别以屠狗、织薄、贩缯、挽车为业，而都建功立业，致身卿相。历史的空前变局，使司马迁对人在时代前进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新认识，这无疑是他创造以人物为中心的着史新体裁之认识基础。《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再陈言：他作为史官，如果“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将是莫大的罪过，而作七十列传的明确目的，为记载“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便是明证。
以人物为中心，展现出“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这一历史视角贯穿于“本纪”、“世家”的大部分篇章和全部“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时间跨度极大、范围极其广阔的各种类型的历史人物，均以丰富具体的史实，生动的手法，描写他们在特定历史场景中个性鲜明的行为，表现其对历史进程所发挥的作用。这里略举两个典型例证。
商鞅是战国时期在秦国成功实行变法的著名政治家，司马迁为他立了《商君列传》，集中而详实地记载他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国骤致富强的历史功绩。司马迁突出地记述了以下几项：一是商鞅变法的原委。商鞅选择由卫入秦，正当“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秦国急于寻找强国的良策，这就为商鞅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商鞅求见孝公以后，前三次是以“帝道”、“王道”、“霸道”进说，孝公起初根本不感兴趣，最后商君进说“强国之术”，孝公乃兴奋异常，“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月不厌。”于是君臣目标一致，决心以变法求得秦国之强盛。二是围绕变法与否，秦国朝廷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商鞅引用历史经验阐述变法主张，驳倒保守派人物的阻挠。三是重点记载了商鞅两次变法的内容，和取得的巨大成效。第一次变法在孝公六年，其中的关键点是：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让民众劳动致富，同时改变旧的氏族大家庭形式，变为普遍的小农户制度，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强秦国的物质基础；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的制度，加速旧的氏族制的瓦解；推行连坐法，严究犯罪行为，加强城乡的治安管理。篇中更强调办法取得的巨大成效：
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自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于是孝公任命商鞅为大良造，掌管最高军政权力。至孝公二十年，秦国由雍迁都咸阳，商鞅第二次实行变法，主要内容是：合并乡邑为31县；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规定一户有两个丁男者必须分居，否则加倍征赋；颁布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度。司马迁同样充分肯定第二次变法的卓著效果：“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再一个典型例证，是司马迁为反秦起义英雄陈涉立了“世家”，表现出他准确把握秦汉之际历史动向和歌颂人民大众反抗压迫的卓越见识。《史记》“五体”中设立“世家”的标准和意图何在？后人每以己意猜测，所言未必切合司马迁之原意。实则《太史公自序》中对此已有明白的交待：“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讲明“世家”是用以记载像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般的辅弼股肱之臣。即周代的十二诸侯和汉代的侯、王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名号、地位在国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像孔子、陈涉，虽然没有诸侯的名号，但因为他们在历史上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司马迁也破例立为“世家”，以彰显其巨大的历史功绩。陈涉虽然出身佣耕，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他是农民起义英雄，由他点燃起义反秦烈火，终于把暴虐的秦朝推翻。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论定：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列传》。他把陈涉比作讨伐暴君桀、纣的商汤、武王。2000年前的史家，能够如此深刻认识和热情歌颂农民起义英雄的巨大功绩，其历史洞察力令人赞叹。
刘知几在《史通·世家》篇中，却责备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是“自我作故，名实无准”，其论云：“按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刘知几过分看重名分、地位。却不承认陈涉起义的意义，斥之为“群盗”，这是受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用等级观点看问题而形成的偏颇看法，相比之下，更说明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是多么的难以企及。再从历史编纂学角度言之，刘知几的主张过分拘于体例。司马迁则是灵活处理，在必要时敢于突破成例，而《史记》的编纂思想恰恰因此而放射出光华，因而被后世史家赞誉为“体圆而用神”。
司马迁对于通过记载人物的活动来展现“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已达到相当程度的自觉。十二“本纪”，不但记军政大事，而且记述了秦始皇、项羽、汉高祖、汉文帝等不同历史时期核心人物的活动和性格；三十“世家”，分别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历史，同时也记载了周公旦、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政治家的活动，以及孔子、陈涉和西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重要人物的活动；七十“列传”中既有专传，又有合传、类传，记载了大量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各阶层代表人物。“本纪”是《史记》全书纲领，其余篇章围绕“本纪”展开记事，表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进化史，就是各个时期在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个性鲜明的人物创造的。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3]这是司马谈临终前执司马迁之手含泪嘱咐，司马迁郑重承诺的庄严使命。记载在各个历史时期建树功勋的人物是司马迁着史的重要目标之一。司马迁凭借高度的责任感和杰出的才华，出色地完成了他确定的目标，为中国史学提供了记载生动、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并通过人物表现各时期特定历史面貌的成功典范成为后世史家着史的楷模。
四、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视角
司马迁深邃的哲理思考和非凡创造力的又一突出体现，是选取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视角撰成“八书”，作为历史著作的重要部分，与记载政治军事人物和记载人物活动相结合。《太史公自序》中对于设置“八书”的作用有明确的表述：
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据《史记索隐》作者司马贞言：“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14]即“八书”包涵的内容是当时人们心目中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八个最主要的部分。“礼乐损益”指《礼书》、《乐书》；“律历改易”指《律历书》，“兵权山川鬼神”指《兵书》、《河渠书》、《封禅书》，“天人之际”指《天官书》，“承敝通变”指《平准书》。而今本《史记》“八书”的顺序是，《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律书》、《历书》分为两篇，而缺《兵书》。这是什么原故呢？历来学者多有讨论，如司马贞《索隐》所说，因《礼书》、《乐书》、《兵书》三书亡缺，补缺者分《律历书》为《律书》、《历书》，以足“八书”之数，故今本“八书”中无《兵书》。①但今本《礼书》、《乐书》、《律书》的序，其见识、笔法均应出于司马迁之手无疑，非他人所能拟作。《礼书》“序”以下的内容，为后人摘取荀子《礼论》及《议兵》以补。《乐书》“序”以下，也是后人摘取《礼记·乐记》文字以补。②
是则，司马迁“八书”所记均为当时“国之大政”，而《历书》以下五篇确是司马迁原作，历代学者对此并无疑问。这里仅就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尤为重大的《天官书》和《平准书》作简要论述，以见司马迁选取社会情状视角记载历史的重要价值。
《天官书》是总结古代天文学知识和对“天人之际”发表系统看法的篇章。“天人关系”一向是观察历史和处理现实关系的重大问题，在西汉更是如此。司马迁创立《天官书》作为“八书”之一，将记载、总结天文学知识作为其恢宏的史学著作的一部分，证明他具有过人的见识和渊博的学识。而同时，又与他父子两代相继担任“太史令”官职直接相关。司马迁曾经形容“太史令”的职务说：“文史星历，近于卜祝之间”。[15]太史令即身兼史官和执掌天文历法两种身份。
《天官书》就是结合西汉皇朝建立100年来官方的天文记载数据而撰成的。因此殊为珍贵。《天官书》的主要贡献是，它开创了中国史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史料的优良传统，从而使我国丰富的天文学数据得以很好地保存、流传。特别是，司马迁记载了一份相当完整的星官体系，由于他的记述，“这个体系才能为我们得知，而今天我们在研究重要的汉代天象时就不能不依仗《天官书》的记载。”[16]尤其是，司马迁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述，提出了具有唯物论倾向的进步观点。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他的职责之一是监视天象，以揣测所谓天之意向，为朝廷服务。由于科学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他并不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西汉时期天人感应、迷信之说盛行，司马迁相信天上人间有对应关系并不足怪。但他揭露战国时期唐昧等人“其占验凌杂米盐”，对占星术为迎合当权者的需要不断变换手法加以贬责，是他朝着否定占星术走出可贵的第一步。所以《天官书》篇末这样总结天意与人事何者更为重要：“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禳，正下无之。”[17]他强调的是国君的行为和政治的清明，把治国的方针(“德”)和办法(“政”)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祈祷上天则不是什么好办法。从这一点上，甚至可以说，司马迁实际上否定了天意的作用。由此可见《天官书》在其“究天人之际”思想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论述社会经济发展与历史进程、国家盛衰的关系，更是司马迁的卓识。人类关于物质经济生活对于历史进程起到何等重要作用的认识，曾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是认为历史发展是由“神意”决定，继之认为是由个别“英雄”人物所决定，这些错误观念曾长期支配人们的头脑。历经几个世代之后，最为睿智、杰出的学者才透过种种复杂现象，认识到经济条件对于历史发展起到根本支配的作用，如唯物史观创立者之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序言(作于1892年)中表述的：“一切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那是到了19世纪大工业时代的伟大发现；而司马迁则在西汉时期已经认识到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之间极其密切的联系。他撰写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两篇，一是以社会生活为主要视角，一是以人的活动为主要视角，记载物质生产、经济交换等与历史进程的重大关系。《平准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重大意义，是以开阔的视野记载了一个朝代的经济状况及发展趋势，为后人提供了经典性论述。经过秦朝的滥用民力、对民众残酷榨取和秦汉之际长期战乱之后，西汉初年处于经济凋敝、社会残破的局面：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而到了武帝初年，国家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民众殷实、国库充足的情景。司马迁用确凿的史实说明，这是汉初“承敝易变”，接受亡秦教训，从高祖立国之始即采取恢复生产、爱惜民力的“宽省”政治，特别是文帝、景帝相继实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取得的巨大成效。汉初和武帝初年是西汉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司马迁的论述从大处落笔，记载的史实既典型，又生动、鲜明，凸现了时代的特征，并且揭示出演进的趋势，因而千百年来成为研史者认识汉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为珍贵的依据。
五、民族文化创造力与“立体式着史”
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司马迁为了写出华夏民族自黄帝以来全部的历史，创造了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有机配合的史书体裁。这种“五体结合”的史书形式能够成立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其成功的奥秘又在哪里？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其根据和奥秘，就是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地观察和叙述历史。换言之，司马迁苦心擘画，其着史目的是要使读者明了事件发生、演变的年代先后，了解历史变局的因果关系，睹见人物这一历史创造主体的活动和风采，同时又能知晓治理国家和传承文明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制度和复杂的社会情状。“多维历史视野”是一种抽象和概括，以此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出：司马迁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这是司马迁杰出创造才能在哲学思维上的体现，是《史记》全书的哲学精华。惟其成功地运用了多维历史视野，而非单线式、单角度的观察，他呕心沥血着成的《史记》才为我们展现了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景式的、丰富、生动的画卷，有血有肉，内涵深刻，令读者百读不厌，感悟奋起!运用“多维历史视野”这一新概括、新表述，无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史记》何以被称为着史的“极则”，何以其成就“笼罩了两千年的中国史学界”，又何以人们一致对《史记》所具有的“永恒的魅力”推崇备至。
探讨司马迁“多维历史视野”这一课题还具有突出的当下价值，能更加恰当地评价《史记》历史编纂成就对20世纪史家的深远影响。近代以后，时代环境、着史观念、史着的受众对象等，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都迥然而异，但是，司马迁构史体系所具有的见识和气魄，却仍然令有作为的史家受到深刻的启迪。现梁启超对撰着中国通史体裁的探索和由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成就为典型例证。梁启超在20世纪初，是激烈地批判旧史、倡导“史界革命”的著名革新派人物，但他恰恰对司马迁在构史体系上的伟大创造力进行了高度评价：“(《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众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18]“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19]而从史学实践上，梁氏发愿着《中国通史》，从已经撰写的部分篇章看，其体裁正是由“载记”、“年表”、“书志”、“传记”四者配合而成。③其基本格局和灵魂，明显是继承司马迁“多维历史视野”的观念和方法，而加以发展。
白寿彝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由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于1999年全部出版，成为以“新综合体”着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功之作。从白先生对“新综合体”进行探索到《中国通史》完成，半个世纪的史学实践证明，其构史体系正是从司马迁运用“多维历史视野”的智慧得到宝贵启迪，并加以创造性发展而取得的重大成果。1946年他在昆明发表了《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的演讲，就已明确提出《史记》是“综合体裁”，并且提出今后应当用“立体的方法”着史，以克服当前在体裁上“艰难万状”的局面。至改革开放初期，他更加强调“创造新的综合体裁，以再现广泛复杂的历史现象”。[20]至1986年，他在《中国史学史》第1册《叙篇》中，即为《中国通史》在编纂体裁体例上进行了总体设计，提出：“全书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成为一体的新的综合体裁”。序说，“内容包含基本史料的阐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本卷的编写大意”。综述，“阐述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总的发展形势，其中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和中外关系”。综述系“取法旧史之本纪”，而加以根本性的改造，“要求能综览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及其规律，这是跟旧日的本纪显然有本质的区别”。典志，“分篇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风俗等”，“综述与典志的关系，是要求前者能阐述历史发展之阶段性的全貌，而后者则是对这一历史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视”。传记，“包含个人传记，学派传记，艺术家、宗教家传记等”，我们写的传记“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人物，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物”。他还指出，用这种新综合体来撰写历史的优点，最突出的两点是，“便于容纳更多的历史内容”和能够“更进一步地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21]《中国通史》全书12卷22册，就是贯彻这一编纂思想完成的，很显然，它既运用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了时代要求，凸现了卓越的创造精神，同时又是司马迁以“多维历史视野”着史的哲理思考在新时代的回响。因而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注释：
①《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篇《索隐》：“张晏曰‘迁设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将相表》，《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傅靳》等列传也。’案：《景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乐》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历史述以次之。”
②然又有学者认为，今本《礼书》中所引《礼论》，《乐书》中所引《乐记》，均为司马迁原有之内容，非补缺者所为。如黄履翁谓：“汉承秦灭学之后，百氏蜂起，天下知有众说而不知有吾道，知有新制而不知有古典，所谓《礼论》、《乐记》之书，谁其讲之？迁乃取而载之于书，非有高世之职[识]，不能也。”(《古今源流至记·别集》卷5)
③梁氏已撰成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是叙述一个时期的历史大势和重大事件，是根据《世纪》的本纪而加以改造。参见拙作：《近三百年历史编纂上的一种重要趋势——新综合体的探索》，《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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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晔：《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3][15]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卷62《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2738、2732页。
[4][5][8]刘知几：《史通》卷2《二体》、卷3《书志》、卷2《二体》，四部丛刊本。
[6][1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各史例目异同”条、卷2“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王树民校证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6页。
[7]章学诚：《文史通史》内篇1《书教下》，四部丛刊本。
[9][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7、157页。
[10]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5页。
[1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2，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页。
[13][17]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卷27《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5、1351页。
[14]司马贞：《史记索引》卷23《礼书》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57页。
[16]薄树人：《试论司马迁的天文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20]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2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