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历来是宋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对于变法的评价出入最大，不同意见最多，也最难统一，这些分歧主要是就围绕变法具体内容分析展开的。我现在想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变法，即从王安石实施变法的途径去作分析。
一、王安石实施变法的途径
王安石能上台实行变法有两个很好的条件，一是他个人的因素：道德高尚、清正廉洁，诗词文章、经学皆高出世人一头，政绩突出，不求闻达，在官员中拥有极高的声望。二是神宗锐意变法图强，对王安石有极好的印象，对他信任不疑。王安石在上台前声望到达了他一生的顶点。
王安石于熙宁元年（1068）四月上朝入对，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此时已有比较全面的改革设想。他的改革蓝图来源于对周礼的精深研究和自己在地方任职时的实践，他将自己看作当代的孔子，自信这是最佳的方案。熙宁二年二月四日，他就任参知政事，认为变法的时机已到，便立即着手变法。
在王安石之前，范仲淹实行变法，但很快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四条：1.范仲淹身为副宰相，不能逾越宰相和其他执政官，掌控改革大权。2.不能逾越众多士大夫的反对。3.不能逾越监察机构的监控。宋代监察权极大，可以风闻奏事。4.改革派的力量太弱。
王安石的变法力度比范仲淹大，所遇阻力自然也会更大，但优势也很明显，王比范更有魄力，而宋神宗比仁宗年轻，有朝气，有富国强兵的雄心，对他的信任度甚高。因而王使出四招，排除这四大障碍。
他的第一招不是颁布具体变法措施，而是设立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时在熙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这当与吸取范仲淹变法失败教训有关。范仲淹变法时，其官衔也只是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其地位在宰相之下，无法控制变法进程，一旦宰相不同意，变法就失败。如果王安石不设这样的机构，那么，发布有关财政的新法，必然交由三司执行，有关军事措施，必然交枢密院办，如果他们拖拉或用各种形式抵制或变味，他都不好越权去处理。因为枢密院、三司都是相对独立的单位。而设立这一机构后，表面上由宰相和他两人负责，由于变法的设计蓝图都在王安石的脑海里，宰相实际上处于挂名的地位，至于枢密院等官员更不能插手，则变法事宜就完全掌握在王的手里了。其次，有了这样的机构，就可以安插自己的亲信，协助制订各项具体措施。自己不至于孤立无援，或因事务繁忙而疲于应付。故此司一建立，王安石力荐其最主要的变法助手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
实施变法手段之二，是加强皇帝的独断，亦即皇帝的个人独裁。这样做是有风险的，皇帝可以听你的，也可以独行其是。但王安石要实施变法，排除阻力，舍此别无良策。因为在当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下，每逢国家大事，皇帝必须和大臣商量，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应当采纳多数人的意见，除非有充分理由说服大家。范仲淹变法仅仅几个月就流产，就因为众臣的反对，王自知这次变法的力度远比范仲淹变法大，其反对的声浪也一定会比前者高。王相信自己的做法会奏效，还基于这样的现实：神宗年轻，只能依靠一位能臣，在当时来说，非王莫属，因为此时王的声望极高，神宗当太子时，导师韩维就时时称道王安石，给神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将他视为最可信赖的名士。在反对声浪甚高，神宗犹豫不决时，王不惜以去就相争，迫使神宗下决心按王的方针办。
要鼓励神宗独断，必须增强他的自信心，神宗有雄心而少办法、缺经验，他不能不广听意见，然后再作裁断。而王早就预料会遭到许多人反对，不增强神宗的自信心是无法让他下决心独断的，因此，与神宗初见面，见神宗有学唐太宗之意时，王安石立即说：唐太宗何足仿效，要以尧、舜为楷模。以后又多次重申这一观点①。
实施变法手段之三，改变监察机构的性质，将监督政府变为政府的附庸。王上台不久，御史中丞吕诲已看出其改革力度太大，认为这将危及政权的稳定而予以全力抨击，但他得不到多数士大夫的支持，在王的反击下，将他撤换。换成自己的好友吕公著。按惯例，台谏官是由皇帝亲命，宰相不能干预。而王安石则时时插手。除一把手外，他还安插亲信李定越级升为监察御史里行，遭到强烈反对而未成。到熙宁六年（1073），又任命邓绾为御史中丞，至此，台谏官完全由王安石控制。
实施变法手段之四，以对变法的态度决定官员的升降，拥护者不断提拔，反对者罢免，消极者贬斥。以其第二助手曾布为例，一年10个月中提拔了13次②。
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苏轼、刘攽、范纯仁等人均予贬斥或者罢免。
对于曾经是自己的朋友，后来也逐渐反对变法者，也毫不犹豫地予以清除，如嘉祐四友中的吕公著，被免去御史中丞。
熙宁七年，新法的第二助手曾布对市易法提出不同意见，立即逐出朝廷，自翰林学士兼三司使，贬知饶州[1]卷255。
二、王安石变法的消极影响
王安石使用这些手段，效果是明显的，他使新法比较顺利地推行到全国。不仅神宗在世的十几年如此，其死后新法尽管被废止了8年，仍然能够东山再起，一直推行到北宋灭亡。然而，它也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主要是：
1.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体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逐渐减少，专制性日益加强。
王安石向神宗鼓吹搞独断的做法，苏轼已经看到其危害性，他给进士考试出的题中即指出：历史上搞独断的结果有两种：既能兴国，也能亡国。应当慎重对待③。王安石不可能不了解这些历史事实，但他一心想推行新法，舍此难以达到，所以不顾一切后果，冒险走这一步棋。从制度层面上说，这是大倒退，历史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
神宗即位时刚20岁，有朝气，有抱负，但缺乏经验。16岁时其父英宗当了皇帝，他才接受4年的皇家教育，不像以前的皇帝，从小就按当皇帝的标准来教育。对自己的期望值不是太高，他觉得能向唐太宗学习就不错了。在王安石的教育和鼓励下，抛开唐太宗，以古圣人尧舜为榜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也有点飘飘然，真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圣人了，他处理事情也越来越主观独断。在他身上很快暴露出两大弊端。
其一，不经过政府、不经过监督的御笔、手诏随便下达。从治平四年到熙宁十年，御笔手诏下达了1346道[2]卷328。从《长编》所引用的手诏统计，太祖5，太宗11，真宗30，仁宗46，英宗17，神宗302。以“上批”的形式下达者，前5帝0，神宗958，手诏与上批合计，前5帝109，神宗1260，在这里，神宗的数据不含最初的3年，也就是说，只是15年的总数。前五帝在位108年，平均每人每年只有1件手诏，而神宗平均每年84件手诏或手批，是前5帝80多倍。不仅如此，他事无巨细，什么都管，除以上所举之外，仅仅给在宋夏前线知延州沈括的手诏，一年半中，竟有273件之多[3]卷69。一个皇帝怎么可能事事都高明呢？在变法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神宗急于在战争中获利，事事独断，处处干预，其结果，不但没有明显效果，反而连遭惨败。
其二，诏狱大量出现。这是钦定的大狱，在仁宗时期十分罕见，此时已成家常便饭，出现了以诗得罪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为同类案件开创了极坏的先例。王安石也几乎尝到了苦果。熙宁八年（1075），神宗制造赵世居案，罗织罪名，以谋叛罪处死赵世居，为此又将李逢、李士宁打成叛乱的煽动者，而李士宁与王安石关系非常密切，有人企图由此将王安石牵涉进去，快要结案时，王安石第二次入相，看到某些人的企图不善，与神宗展开两场激烈的争论，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陛下即位以来，未尝勘得一狱正当，臣言非诬，皆可验覆也。”[2]卷264 神宗被迫作了让步，对李士宁从轻发落，这才没有牵连到王安石。
皇帝独断的强化，也为宦官、大臣假借皇帝名义弄权创造了可乘之机，哲宗时就有人假造御笔，见《曾公遗录》。
一种比较好的制度遭到破坏，要想再修复是很难的，司马光等人用老太后的权势和个人的威望，想一下子将国家拉回到熙宁以前的状况去，已不可能。他们既不能解决以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又触犯了新法集团的既得利益，便很快成为历史，北宋王朝只能继续沿山坡往下滑去。
比较能干的皇帝在位，独断的副作用稍小一点，下滑得慢一些，遇到政治上糊涂的皇帝，局面就完全变了。缺乏政治眼光的徽宗上台，先后重用蔡京、王黼为相。他们进一步鼓吹独断，抬高御笔地位，下诏违者以违制论。蔡絛《国史后补》曰：“内降自祖宗来有之，但作圣旨行下，崇宁有亲笔乃称御笔。大观四年夏，始诏违御笔以违制论。……又降御笔曰：诸御笔承受官司，住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一年……又诏违御笔以大不恭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4]卷2“粤自崇宁奸臣自作威福，恐人之议己，以御笔付有司，且重之以大不恭之罚，自是结舌者过半矣。圣明中兴，率循旧章，批降御笔，必经给舍，下无隐情，上无舛令，隆兴之责以缴驳，乾道之许以批敕，其谨重诏令，开广言路，虽自圣意，亦家法也。”[5]卷34 童贯、梁师成之流时时假借御笔弄权，与奸臣里外勾结，弊政横生，最终亡国亡身。论其缘由，不能不说是破坏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
加强皇帝的专制独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在皇帝世袭制度下，继位者不可能个个都好，良莠不齐是必然的，在皇帝有能力控制局面时，实权在皇帝手里，如果实行的政策正确，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如果实行的政策错误，就可能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在皇帝无能力控制局面时，其实权力就会下移，宰相就会打着皇帝的名义搞专制，南宋不断出现权相是加强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始作俑者的王安石难辞其咎，挨骂近千年，并非无因。
2.监察机构原是维护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的重要机构，对宰相起监督作用，对皇帝起谏诤作用，但新法以后逐渐成为政府的附庸，成为掌权者打击政敌、剥夺士大夫议政自由的工具，在权利斗争激烈时，监察官变动最为频繁。不是立即下台，就是投靠新主。王安石自己就尝到了这个滋味。熙宁五年（1072）二月，他用邓绾为御史中丞。[2]卷230熙宁七年四月下台，王推荐心腹吕惠卿作参知政事，而吕为了进一步爬上宰相的宝座，极力阻止王复出，形成自己的小山头，邓改而投靠吕，没有想到10个月后，王又重新上台，邓赶紧转而揭发吕的罪行[6]卷239《邓绾传》。王看到这些反复无常小人的表现，很痛心，不久，再次下台，回金陵过他的平静生活去了。新法以前，主要的监察官由皇帝选任，宰相一般不参与，王打破惯例，直接参与。台谏官监督宰相的功能逐渐丧失。台谏官为提拔他们的当权者服务，当权的宰相利用监察机构打击对手，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宰相胡作非为、任用亲信、贪污腐败，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他们的权利恶性膨胀，蔡京已开始向权臣方向迈进，到秦桧就正式成为宋朝第一个权臣，台谏官成为他扼杀士大夫自由议论的工具，以后又有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直到贾似道，权臣成了南宋的一个毒瘤。权臣的产生使政治越来越腐败，南宋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亡于权臣之手。
3.宋代的用人，变法以前，要看学历（是否进士）、资历、政迹，还要有足够的推荐人。官场风气比较正，但按部就班，不利于一些能干的人马上到关键的岗位上去。变法以后，有些能干的人如沈括很快从地方到了中央，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但整个官场风气越来越坏，政治投机、趋炎附势，随处可见，谁得势就跟谁，反复无常的小人越来越多。王安石提倡以道德，易风俗，然而以是否拥护新法为标准的用人路线（而不问品行）实行的结果，适得其反，道德风俗日益沦丧，结党营私，贪污贿赂成风。王安石得势时，纷纷紧跟，以求升官。王安石罢相赋闲，“门前无爵罢张罗”，到去世时，“恸哭一声唯有弟”[7]卷4《哀王荆公》。新法盛行时，人人以王安石门生为荣，
一到元祐更化，“人人讳道是门生”，甚至“著书以诋公之学者”。绍圣重新提倡新法，又转过身来称门生[8]卷10《谈谑》。官场风气一旦变坏，要想重新扭转是十分困难的。吏治的加速腐败，必然导致政权的垮台，即使没有外敌，也会自取灭亡。
4.为后来的掌权者利用新设机构实施自己想搞的所谓新法开创了先例。徽宗时崇宁元年（1102）七月五日，蔡京就任宰相仅11日就依三司条例司为范本设置讲议司，8月自任提举，以心腹吴居厚等人为详定官、参详官、检讨文字等，专门研究宗室、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冗官、尹牧7件大事，以继承熙丰新法为名，网罗党羽，清算元祐更化以及所有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三年四月结局，到宣和六年十一月再次成立讲议财利司。南宋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任右相，第二年五月，秦乘着左相吕颐浩外出领兵之际，依照讲议司的模式设置修政局，自任提举，探讨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其目的是借此将实权抓到自己手里。吕返朝，识破其阴谋，八月秦下台，此局随之罢废。蔡、秦都以改革为名而创立新机构，其实所行的多为苛政失人心之事④。与之相反，要想设立新机构办点好事，却是难上加难，大观四年（1110）十一月，张商英设立政典局，想纠正蔡京的弊政，陈瓘就认为，应当通过正常途径，由“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会很快寿终正寝的。果然，不到一年就垮了。靖康元年四月徐处仁、李纲等置详议司，也想以此纠6贼之失，他们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就垮了。其原因并不复杂，制置三司条例司、讲议司带来的消极影响，已使新机构名声扫地，正派的人对任何新设机构不抱希望，一心想走捷径往上爬的小人，看到它没有油水可捞，也会袖手旁观。倡导者再抱好心，在无人拥护的情况下，只能付之东流。
注释：
① 《实录•王荆公安石传》：“神宗在藩邸，见其文异之，及即位，就除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初入对，上曰：‘方今治当何先？’安石曰：‘以择术为先。’上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近，所为不尽合先王，但乘诈取，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述。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常以为高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渺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上留安石坐，曰：‘有欲从容与卿议论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K23R101.JPG}、稷、契之贤，亦必为小人所蔽，因卷怀而去耳。自古患朝廷无贤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则贤人虽欲自达无由矣。’上曰：‘自古治世，岂能使朝廷无小人，虽尧、舜之时岂能无四凶？’安石曰：‘唯能辨四凶面诛之，此乃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K23R101.JPG}、稷、契亦岂能苟食其禄以终身乎？’未几，除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14引，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9年版）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5：熙宁四年秋七月丁酉，“曾布熙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自海州怀仁县令转著作佐郎，闰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详衙司条例。熙宁三年四月五日差编敕删定官，八月二十四日差编修中书条例，九月六日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九月八日差权同判司农寺，九月十四日授集贤校理，九月二十三日差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十月四日差看详编修中书条例。熙宁四年二月五日差直舍人院，二月八日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五月三日差详定编敕，七月十三日试知制诰。从选人至知制诰止一年十个月。”（下引此书简称《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 司马光《手录》8《苏轼策问进士录》：“介甫初为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为开封试官，策问进士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介甫见之不悦。”（《司马光日记校注》第120页；亦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22郎晔注）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
④ 以上史料均见于：李心传《建炎以来韩野杂记》，甲集卷5《修政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30《靖康元年夏四月》，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汪藻《靖康要录》卷4、卷5，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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