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虽从戊戌政变起就一直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却又名动天下，在当时之中国，以通晓中外政理著称。所以，某些朝廷大员还与他暗通款曲，向他咨询时务。1906年载泽、端方为预备立宪的出国考察报告实际就采用了不少梁氏有关文章；1907年法部尚书戴鸿慈还专门就法有关法部与大理院权限问题写信向梁请教。
当然，这些大员或许也有另一层考虑，梁启超毕竟不是要推翻朝廷，相反还也革命党论战维护大清王朝；况且，光绪皇帝仍在，一旦慈禧过世，光绪重掌大权，梁还会得到重用。不论他们出于何种考虑，他们向梁请教还是给梁启超带来了间接影响朝政的机会，也使他产生了重被朝廷“接纳”的一线希望。
政闻社成立
立宪派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是梁启超最早发动的。早在1902年，他就提出应效仿当年英国“权利请愿运动”：“彼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代议士不纳组税’之格言，真可谓惟一正当之手段，惟一正当之开武器也。”国内立宪派响应他的号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1906年底，张謇、郑孝胥等江浙立宪派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立宪团体。1907年，杨度组织了立宪讲习会。梁起初想组织一个与这两个派别联合的立宪团体，计划争取张謇、郑孝胥、汤寿潜和杨度悉数拉入，推杨度为干事长。之所以设“干事长”而不设“会长”，他的盘算是会长应由康有为出任，但康是朝廷通缉要犯，且国内反康人亦多，所以暂不设会长，等以后条件成熟再由康出任会长。梁本人在会中也不任职，但以普通会员身份代行会长事。但张、郑、汤等一与梁交往不深，二不愿开罪清政府，三不愿屈居人后，所以婉拒了梁的要求。杨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梁看法不同，也不敢得罪朝廷，同样也不愿只当名义上的领导者，所以也拒绝了梁的要求。这样，梁只得以自己的力量来组织一个立宪团体，名为“政闻社”。
在筹办政闻社的过程中，梁自然对清廷一些大员报有相当期望，通过关系希望得到张之洞、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一些要员的支持，并拟推荐光绪皇帝的弟弟、军机大臣载沣为总裁，度支部尚书载泽为副总裁。1907年6月，梁还专门来到上海，想与袁世凯、岑春煊面谈，但并未实现。事实说明，梁想拉这些大员入会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些官员可说开明，其中有人对康、梁可能不乏同情，但要他们公然入会则非常危险，无人敢冒此风险。
为成立政闻社，梁启超决定停办《新民丛报》，创办月刊《政论》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1907年10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为了避嫌，梁启超并未列入政闻社发起人名单，不设会长，只设总务员一名，请年近70、有温和色彩的马相伯担任。梁启超本人虽不具名，但是实际的幕后领导者。政闻社在其“宣言书”中说：“专制政体不适于今日国家之生存”，其主张是“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公诸民”，实行国民政治；只有召开国会、君主立宪才能达此目的。并强调从事合法的活动与和平的斗争：“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于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今立宪之明诏既屡降，而集会结社之自由，则各国咸认为国民公权，而规定之于宪法中者也，岂其倏忽反汗，对于政治团体而能仇之。”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实际对自己以前主张的“开明专制论”所持的“国民程度不足论”作了检讨，公开提出改造“恶政府”。从“开明专制”到“立宪”，从“国民程度不足”到“恶政府”，梁启超的思想明显“激进化”。政闻社的纲领有四点：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此时“立宪派”与“革命派”正在为“改良”与“革命”争斗，所以在成立大会的当天下午继续开会时，革命党人张继、陶成章等率众大闹会场，惊动当地警方。梁启超为顾全中国人颜面，未将真相告知日本警方，以息事宁人。
政闻社成立后，活动重点放在国内，派大批成员回国，广泛联络各地立宪人士，推进国会请愿运动。1908年2月，政闻社已发展成员500多人，为更好在国内开展工作，本部迁往上海，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均回沪主持工作。在北京、四川、湖南、湖北、广西、福建都派有专人前往进行组织建设和运动发动工作。政闻社的工作方针有两条：一是发动民间，二是联系官员。在发动民间、建立支部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联络官员方面却非常不理想。由于慈禧对康、梁的痛恨众所周知，所以许多热衷立宪的官员也不敢与政闻社接近。慈禧宠臣岑春煊就是因为与维新人士有某种来往，被政敌袁世凯得知而革职的。
政闻社在国内的发展虽不顺利，但国会请愿运动却一浪高过一浪。从1907年，杨度以他领导的宪政讲习会的名义发表意见书，号召人民重视自己的天职，力争开国会。9月25日，宪政讲习会派代表熊范舆、沈钧儒等四人领衔、有100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请求开国会。请愿书指出：“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只有立宪开国会，才能消弭革命的祸乱，“独裁之弊不除，内乱之源不塞”。强烈要求在一两年内就开国会。
对此请愿书，清廷不加理会，但是，在报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巨大。全国各立宪团体、开明士绅、甚至一些官员都起来响应，使杨度受到极大鼓舞。于是，他决定继续发动请愿运动。杨度是湖南人，宪政讲习会内也是湖南人多，杨度再次起草的请愿收在湖南征得4000余人签名，许多著名绅士都名列其中，领衔者为教育总会会长刘人熙、商会总理陈文玮和陆军部主事曾熙，仍坚持要求朝廷在一两的内开国会。1908年3月中旬，他们再次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
虽然清廷仍不加理会，但要求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在全国各地更加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不少官员参加其中。面对如此舆情，清廷不能再不理会，但对开国会分歧激烈，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在1908年7月22日，朝廷谕令各省在一年内举办咨议局、制定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但并未明确说明开国会的年限。
这道谕旨根本无法满足立宪派的需要，先后仍有十数省派代表携带本省绅士签名的请愿书到京请愿，有些省征集到的签名人数过万，所说山西达两万之多。所以，山西省代表到京时，在京的山西籍官员竟然正装到正阳门火车站迎接。甚至北京的一些八旗人士也要求开国会，签名者有1600人。
政闻社被迫解散
面对如此局面，慈禧太后与支持她的顽固派官员认为任其发展最后无法控制局面，于是决定镇压。但是，如何镇压却并不简单。杨度是请愿运动的最重要的发起者，但在请愿运动高潮时由袁世凯、张之洞保荐，被朝廷委任为四品京堂、宪政编查馆提调，已是四品高官。影响同样大的是张謇领导的江苏预备立宪公会，但张素以稳健著称，且与朝中许多高官私交甚好，与袁世凯关系尤其密切。因此，慈禧无法也无意以此二人或此二会“开刀”。
在请愿高潮中，政闻社也以全体社员名义致电清政府的“宪政编查馆”，提出限期三年召开国会的主张。而且，自称政闻社成员和法部主事的陈景仁从南洋单独致电清廷，不仅要求三年内开国会，而且要求将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康、梁素为慈禧所恨，于是，慈禧决定拿政闻社“开刀”。7月25日，朝廷突然发一上谕，严责陈景仁和政闻社：“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著即行革职”。
对陈景仁的“革职”使人可气又可笑。可气的是因为上奏、请愿要求开国会的官员为数不少，独独惩罚陈景仁明显不公，舆论哗然；可笑的是，陈景仁是“捐班”出身，其实是一个南洋商人，人都不在国内。但清廷就是要用此来镇压政闻社，同时敲打整个“立宪运动”。此谕确使政闻社大受打击，有领导人认为难以生存，“留此不生不死之团体，有害无益”，主张解散。梁启超则认为解散容易今后再聚集难，不同意解散，想趁袁世凯的心腹唐绍仪赴美路经日本时向他解释政闻社对袁的态度，争取袁的谅解，如果不行再解散。
但8月13日，梁还未能见到唐绍仪时，由于传言梁启超要回国领导立宪运动，朝廷突然下旨查禁政闻社：“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夥，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悖逆要犯”主要就是指梁启超。
由于朝廷严禁，政闻社确已难于生存，梁启超再三考虑，决定解散，由总务员马相伯登报宣布解散。
朝廷如此严厉镇压政闻社、且要“严拿惩办”梁启超，具有多重悲剧意义。首先，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一直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最后却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这对他个人来说，是悲剧，也是讽刺。更广些说，也是整个“立宪”的悲剧，主张和平变革的立宪的精神领袖却不能回国、还被清政府通缉捉拿，这本身就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使信服“革命”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更是清廷的悲剧，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权内最高统治者慈禧却一直对十年前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不知道清王朝已危如累卵，不知道梁启超有多高威望与能力，不仅不想法设法抚平当创伤，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让其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此之谓也！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者仍把为其辩护的梁启超等改革者当作体制的敌人，最终它失去了领导改革的能力与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