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主导的那场变法已经过去900多年了，结局虽早已明了，但争论始终没有平息。自变法开始各种反对声浪就此起彼伏，新法被废后又一直不断被批评甚至鞭挞，王安石成为一位孤独的改革者。
温和，峻急
宋初的国策是中央集权，政权、财权、军权高度集中，之所以这么做是被唐中期以来的藩镇割据吓怕了。集中有集中的好处，但也有严重弊端，因为权力靠人来维护，权力的加强意味着人员和机构的庞大臃肿，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由此而生，行政成本急剧攀升，加上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兴起，国防开支又大增，尽管宋朝很富有，朝廷的财政也出现了严重问题。
改革成为朝野的共识，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觉得要改，不改就揭不开锅了，问题只是怎么改。一般来说，削减财政赤字有两个办法可行：一是开源，一是节流。这两个办法，前一个是“多挣”，后一个是“少花”，它们的区别不仅是方法问题，而且决定着改革的艰巨程度。相比而言“少花”较容易，裁一裁、减一减、省一省即可；“多挣”更复杂，因为想多挣钱并没有那么容易，必须从体制机制动刀，必须动真的、来硬的，势必改变利益结构，触动现有格局。
王安石主张“多挣”，为此他推出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这些措施均与发展经济和改善财政状况有关，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富国富民，为了让国家有钱、百姓富裕，他领导的改革派想尽了办法，设计出一套细致而复杂的改革方案，但这些改革政策的密集出台也考验着原本就脆弱的社会承受力，不仅保守派反对，普通百姓对其中的一些政策也不支持。
一向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自然不会退缩，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他的改革更加峻急，力度更加猛烈，为了平息反对声浪，改革派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在京城设置巡卒，凡有非议新法的一律查办，一大批反对改革的官员被罢黜。
公义，私利
改革派试图用霹雳手段压制住反对的声音，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这场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其中的原因，除了宋神宗在改革问题上的摇摆游移外，更主要的还在改革政策本身。
王安石变法有一个基本思路，那就是在不增加百姓赋税的前提下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这是变法能得到宋神宗大力支持的根本原因。改革派要兑现这个承诺就要先理好财，就此问题王安石曾与司马光在御前展开过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反驳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精通历史的司马光还以桑弘羊为例，暗批改革派借蒙骗圣听。
司马光或许有些偏激，但在改革实践中确实暴露出政策设计上的缺陷。以青苗法为例，王安石的本意是解决农民青黄不接时的经济困难，由朝廷设立专门机构，以地里的“青苗”为抵押贷款给农民，农民解决了生产生活的资金问题，朝廷通过贷款收取一定利息，是“公私双赢”的结果。但司马光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事，他亲自跑到京城附近的几个地方做调查，问农民愿意不愿意贷这个“青苗款”，农民都说不愿意，因为一来利息很高，朝廷的统一利率是年息二分，即20%，到下面又层层加码，拿到手已经是30%－40%了，等于高利贷；二来手续复杂，农民为贷到款经常还得去行贿，索性不要了。问题反映上来，王安石认为是改革的力度不够，于是下令各地强制推行贷款，为此还下达了“贷款指标”，最后一些不需要钱的富户也不得不贷款以完成任务，利民成了扰民。
当时经常出现不法奸商操纵市场和物价从中牟利的情况，改革派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对市场进行管理，这是一个朝廷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贸易公司”，由朝廷拨款100万贯发起成立，通过买卖手段调节物价高低，这项改革措施就是“市易法”。改革派认为，通过这个办法既能稳定市场，又可以为朝廷赚钱，是一举两得的事。还有一项“均输法”，由朝廷拨款500万贯和300万石米成立发运使，统一采购原本由各地负责的供应朝廷的物资，朝廷现存的物资有不急需的，也可以通过这个部门向各地销售，一买一卖，既解决了各地向朝廷供应物资时标准不统一、运费高昂的问题，又能在两边赚差价，也是一件“双赢”的好事。
上面这几项改革措施的实施，目的都是加强朝廷对经济的控制能力，“青苗法”让朝廷办起了“银行”，“市易法”让朝廷办起了“公司”，“均输法”让朝廷开办了更多更大的“国企”，朝廷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尽管也有先例可遵，但涵盖如此之多、涉及如此之深都是空前的。朝廷管理“企业”，效率高下先不说，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如何解决？恐怕是改革派没有充分考虑到的。权力越大腐败往往越严重，与“青苗法”一样，“市易法”、“均输法”也都半途而废了，原因是这些办法实行后，一些人趁着采购和倒卖的机会大发横财，为朝廷没挣多少钱，反而把市场搞得更乱了，激起了更大的反对声浪，严重损伤了改革的声誉。
有人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说他所用非人，改革派的主要成员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竟然个个有问题，不是贪赃枉法就是私德有亏，有些人在当时就被公认为小人，有些人在历史上名声很差。表面上看王安石拙于识人，但细究起来恐怕还有制度上的原因，变法造就了这些人手中的权力，手握经济大权又缺乏监督约束，产生普遍性的贪污腐败也不奇怪。一旦面临巨大利益的诱惑，人性的弱点无法遮掩，纵然有“三不足”的豪情，纵然内心里秉持着“兴利除弊”的宗旨和使命，王安石也无法预料更无法避免的这种宿命。
敌人，朋友
改革的预期未能实现，不仅反对派力阻，宋神宗最终也产生了动摇。王安石心灰意冷，多次托病请求离职，熙宁九年（1076）他的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借机辞去宰位。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一向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新法，第二年王安石病逝。
接着，宋朝的国运急转直下，发生了“靖康耻”，宋廷南迁，丧国亡家之后人们陷入了反思，谁来承担责任？王安石变法最后成为大家一致认可的罪人。改革没有错，不改革局面也许会更差，王安石变法尽管没能成功，却有着积极意义，全盘否定的观点并不正确，但在当时的背景下，王安石变法确实难逃“替罪羊”的命运。
宋代至清末中国有两场最重要的改革，一场是王安石变法，一场是张居正改革。对比一下这两场改革，前一场公认是失败的，后一场改革则基本取得了成功。但有意思的是，张居正虽然成功了，其本人却广受诟病，尤其在私德方面；王安石虽然失败了，人们却很佩服他的人品。
王安石一生清廉，他身居高位，平时的生活却很简朴，从不讲究吃穿，苏洵说他“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不溺于财利酒色，视富贵如浮云”，一生也从不接受贿赂，不为亲属谋私利，就连政敌也不得不说他“平生行止，无一污点”。但是改革者的个人品质再优秀，也弥补不了改革本身的缺陷，改变不了改革的命运，王安石变法失败和张居正改革成功都说明了这一点。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但在私下里他们二人却是很好的朋友，“平生相善”、“游处相好之日久”。朝堂上，司马光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反对他的主张；朝堂下，作为朋友司马光又多次给王安石写信，劝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以“尽益友之忠”。如果不是互相钦佩对方的人品，这一点也很难做到。
王安石落寞而死，消息传到京城，正在主持废除新法的司马光抱病给友人写信，认为老朋友死后“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所以他“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最后在司马光的建议下，朝廷追赠王安石太傅的一品荣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