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以前的《论我国春秋时代鲁国的贵族共和国特质》一文中曾指出，据《左氏春秋》中的有关史实可知，春秋时代的鲁国与世界近代史上的英国相似，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近代英国是一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则当年的鲁国也是一披着君主制外衣的东方古老民主制贵族共和国。同时，笔者意在强调该书资料的原始性与所记史实的可信度，在前文章中还曾指出，《左氏春秋》是一部不曾遭到秦火“毁版”的先秦古老书籍。同样，《论语》也是一部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先秦基本面貌的古老书籍。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论语》虽然是经郑玄编订了的，但郑玄在编订时除了根据今文《鲁论语》和《齐论语》之外，对《古论语》有吸收。并且，《鲁论语》《齐论语》与《古论语》，两者之间的差别本来就不大。按照桓谭《新论·正经》中的说法，《古论语》与齐鲁，仅“文异六百四十余字。”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道：“《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论语）》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论语）》二十篇……《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更进一步，唐人鲁德明在《经典释文》一书中转引东汉经学家郑玄注云，《论语》是孔子得意弟子“仲弓（冉雍）、子游（言偃）、子夏（卜商）等撰。”学者近年来对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楚墓竹简中有关内容的研究表明，郑玄的推断大致正确，《论语》就是战国中期以前人的作品。[1]
本人在前述文章《论我国春秋时代鲁国的贵族共和国特质》中已经指出，依据《左氏春秋》中的史实，鲁国当年的政治体制特征主要为：一、鲁国当时实行虚君君主制；二、鲁国的国家大事由卿大夫议事会决定；三、国人对国家的军政决策有相当发言权；四、官民一体，对国家热爱有加，誓死捍卫；五、他们比较民主，卿大夫们为官比较清廉。则《论语》一书中的有关史实，主要反映的是鲁国上述诸点的第一方面与第五方面。亦即，《论语》一书中所记述的史实，许多是反映当时鲁国实行虚君制，和他们比较民主的情况。
在展开鲁国的以上两点，亦即，在具体论述鲁国当年实行虚君制和比较民主的有关情况之前，先说明一下，《论语》一书中所记的以上两方面史实，一是孔子等人是持反对虚君制立场的，他们是以反着的语言表述出有关史实的；二是鲁国当轴人物与孔子对话时，孔子是以平等身份和智者的语气来回答他们问题的。由此，笔者一是想到了，就像毛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讲的，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糟的很”与“好得很”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二是鲁国的当权者不像后来的帝国统治者这样全智全能。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什么都懂，而是真正做到了不耻下问。更进一步，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那时还没有后来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对国家说不上话、建不上言、操不上心”的情况。
一、《论语》中关于鲁国虚君制的记述
《论语》中关于鲁国虚君制的记述，内容较多。有鲁国虚君制总体情况的记述，也有具体事情的记述。总体情况的记述中，有纵向历史过程的记述，也有具体的横向权力格局的记述。
《论语·季氏》中的如下记述，是至孔子时，鲁国实行虚君制纵向历史情况的综述：“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以上话语翻译成现代语言即：“孔子说：‘鲁国的君主失去实际治权已经有五代了，国家政权控制在大夫手里已经有四代了，三桓的子孙在此过程中也衰落了。’”
以上话语中的“公室五世”，是指鲁国的五位国君，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鲁昭公和鲁定公。公元前608年，鲁文公去世，大夫东门遂（襄仲）应文公宠姬敬嬴的请求杀死哀姜所生的公子恶和公子视，立敬嬴所生的倭为鲁君，即鲁宣公，从此以后，鲁国的治权实际上为卿大夫所掌握。
以上话语中的“大夫四世”，是指鲁国至孔子之时，在实际上一直掌握着鲁国治权的季氏家的四位宗主，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和季桓子。鲁宣公即位为鲁君之后，鲁国的大权先是实际由东门氏所执掌。前591年鲁宣公死后，季文子驱逐东门氏，从此季氏成为鲁国正卿，一直掌握鲁国实际的治权。
另外，以上话语中的“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之句，在此也有必要说明一下。
上面已提及的季孙氏，还有孟孙氏和叔孙氏，这三家贵族都是鲁桓公的后代，他们共同一直掌握鲁国的大权，因此有“三桓”之称。在孔子所处的鲁定公时期，鲁国的政权曾被季氏家臣阳虎所篡夺，一度出现过“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借用文革时期出版的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编《论语批注》一书中不太贴切的话讲来即，“三桓势力一度衰弱，孔丘断言三桓子孙将从此衰败下去，是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恶毒诅咒。”[2]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讲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则鲁国当时是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一起祭祀祖先。亦即，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他们三家共同掌握鲁国的祭祀大权。此事在《论语》中有反映。《论语·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以上话语翻译成现代语言即：“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祭祀祖先完毕时唱着《雍》撤除祭品。孔子知道后指责说：‘《雍》这首诗中有助祭的是诸侯、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里主祭之句。他们三家的祭堂上怎能用得上《雍》这首诗呢？’”
《论语》中记述孔子单独指责三桓之一的季氏的话犹多，其中也反映了当时的鲁国国君并不能独尊，亦即，鲁国的国君是虚君的历史实际。
《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肸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林放是孔子的学生。林放曾经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对林放提的问题很满意，认为林放很会学习，便对他说：“你问的问题非常有意义。就礼节仪式来说，与其奢侈，不如节俭；就丧事而言，与其在仪式上做得很完备，不如心里虔诚地悲哀。”[3] 则以上的三段话翻译成现代语言即：“孔子在讲到鲁国正卿季孙氏时说，‘举行祭祖等仪式时只有天子才用八肸乐舞，诸侯用六肸乐舞，卿大夫用四肸乐舞，季氏竟然在他的家庙里举行仪式时用了八肸乐舞，人们对这样的事情也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季康子（季孙肥）决定了去祭祀泰山之后，孔子对已成为季氏家臣的其学生冉求说：‘你能劝阻此事吗？’冉求说：‘我不能。’孔子说：‘哎呀，难道泰山神还不如我学生林放懂得礼之要义吗？泰山神会接受这种越礼的祭祀吗？’”；“季氏之家已经富比周朝的公侯了，家臣冉求还帮助其增加财富。孔子说：‘冉求违背我的主张，他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学生们大张旗鼓地声讨他好了。’”
《论语》记述的以上孔子批评季氏用八肸乐舞祭祀之事，《左氏春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后者的差别只是在人多还是用人少上，而不是是否违反了等级“规定”的问题。《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五年》中记道：“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臧孙曰：‘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大夫遂怨平子。”
这里的“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之语，钱穆先生在其所著《孔子传》的《孔子之中年期》一章中讲，这是在说“业万舞者，是日，皆往季氏之私庙，而公家庙中舞者仅得两人。”僖公庙是季氏的私庙。《左氏春秋·襄公十一五年》中记季武子与大夫们作三军时“盟诸僖闳”，僖闳就是僖公庙的大门。[4] 则以上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即：“将要在襄公庙里举行祭祀，跳万舞的只有两个人，多数人到季氏的私庙那里跳万舞去了。臧昭伯说：‘这叫做不能在先君的宗庙里酬谢先君的功劳。’大夫们于是也就怨恨季平子了。”臧昭伯其人在鲁昭公想灭掉季氏不成之后，曾与昭公一起出走齐国。
另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当时的孔子也曾去了齐国，则孔子关于八肸乐舞的言论与臧昭伯的此言论一起，都属于“王党”者的言论。
要之，历史上的季氏并不是如以上孔子话语中所反映出的那样不近人情、那样的无德。不然的话，孔子自己在齐国时也就不会向齐景公谋求近似于季氏那样的地位了。也是《论语》，其中的《微子》篇中讲：“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我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我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这段话翻译成现代语言即：“孔子在齐国谋求得到重用。齐景公先是讲，‘给孔子的地位与待遇像鲁国给季氏的那样，我做不到；但可以比季氏低一些，而又比鲁国给孟孙氏的高一些。’齐景公后来又说：‘我老了，不能用他了。’孔子便离开了齐国。”据研究，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09年。
另外，在前面文章中已经提及，《论语·公冶长》中记道：“季文子三思而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即季孙行父，鲁成公、鲁襄公时任鲁国正卿，期间鲁国的文治武功俱佳。从孔子以上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季文子是持肯定态度的。
二、《论语》中关于鲁国当权者不耻下问与平等待人的记述
《论语》中记述鲁国当权者不耻下问的事情犹多。他们所问的问题，有关于知人用人的，有关于行为准则的，也有关于施政方针的。并且，鲁国的几代当权者与几个当权家族的人都如此。
另外，《论语》中也有鲁国当权者，他们对知识分子关心和希望与之建立友谊的记述。
关于询问知人用人的事情。《论语·公冶长》中记道：“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论语·雍也》中记道：“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子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求可使从政也与？’子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论语·先进》中记道：“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孟武伯即史书上所说的仲孙彘。孟武伯与季康子一样，也是掌握鲁国实权的鲁国大夫。以上三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即：“孟武伯（仲孙彘）问孔子：‘仲由做到仁了吗？
’孔子说：‘我不知道。’他再问时，孔子说：‘仲由这个人，在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可以让他管理军事，但我不知道他能否做到仁。’孟武伯又问：‘冉求怎么样？’孔子说：‘冉求这个人，可以让他在一个有千户人家的公邑或百辆兵车的采邑里当总管，但我不知道他能否做到仁。’孟武伯又问：‘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公西赤这个人，可以让他穿上礼服，站立在朝廷上接待来宾，我也不知道他能否做到仁’”；“季康子问孔子：‘仲由这个人，可以让他从政而处理政事吗？’孔子反问道：‘仲由这个人处事果断，难道处理政事有困难吗？’季康子问：‘端木赐这个人，可以让他从政而处理政事吗？’孔子反问道：‘端木赐这个人通达事理，难道处理政事有困难吗？’季康子又问：‘冉求这个人，可以让他从政而处理政事吗？’孔子反问道：‘冉求这个人有才能，难道处理政事有困难吗？’”；“季康子问孔子：‘你的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人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没有像他那样好学的人了。’”
《论语》中记载了，孟孙氏有两代宗主弟子般地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孝的问题。该书的《为政》篇中有一处记道：“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为政》篇的另一处则记道：“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这里的孟懿子即孟武伯的父亲孟孙何忌。以上两段话翻译成现代语言是： “孟孙何忌曾向孔子请教、问孝的具体含义，孔子说：‘孝就是不违背礼。’后来有一次樊迟为孔子驾驶马车时，孔子告诉他了孟孙氏问孝这件事。樊迟便问：‘您说的不违背礼是什么意思？’孔子便说：‘父母活着的时候按照礼的要求去侍奉他们；父母去世了，按照礼的要求来埋葬他们，和按照礼的要求祭祀他们’”；“当孟孙彘又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孝时，孔子说：‘对父母，要特别为他们的疾病担忧，这样做就可以算是孝了。’”
《论语》中鲁国当权者问政事于孔子的记载也不少。按照现在的说法，其中有国家级干部，有地方管理大员，也包括了没有实际治权的鲁国国君。
《论语·为政》中记道：“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论语·颜渊》中有三处有关的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政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以上四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即：“季康子问孔子：‘使老百姓敬上、忠诚而又努力工作，怎样才能做到？’孔子说：‘你用庄重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们就会尊敬你；你孝敬父母、慈爱子女，他们就会对你忠诚；你举用善良的人而教育不良，则他们就会努力工作了’”；“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说：‘政就是正的意思。您带头走正路，那谁还敢走歪门邪道？’”；“季康子担忧偷窃屡发，问孔子如何是好。孔子回答说：‘不必过虑。只要您自己不贪图财利，就是奖励人去偷盗，偷窃的行为也泛滥不起来。’”；“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时问：‘如果杀掉无道的人，而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国家，哪里用得着杀人？您要是想做善事，老百姓也会跟着做善事。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就会一定跟着倒。’”
仲由、冉雍、卜商，还有阳肤，他们曾是孔子学生或孔子学生的学生，后来分别做过季氏宰、莒父宰和孟孙氏的士师。用时下语言讲来的话，他们都是当时的中高级干部。但是，他们中却没有一个像现在的国家干部这样的目空一切，少有人性与师生之情。更具体些，用当下老百姓形象的话语讲来，他们都是当了官之后也没有像现在的从政者这样“全烂了上眼皮”，亦即，不像现在的当官者这样的只认得自己的上峰，而是认真向自己的老师请教和相互切磋如何处理好政事。
我们都知道，仲由是中国传统二十四孝故事中的重点人物之一，他的故事叫做“百里负米”。讲他少年在外常以野菜为食，但回家时却百里之外背回米来给父母吃。他后来做了鲁国的大官季氏宰，去楚国时带着兵车百乘，但并没有忘记自己早年时的贫贱，不忘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对人讲，父母已经不在了，想再像年轻时那样孝敬父母也不可能了。孔子知道后称赞他说，仲由算是至孝之人了。则《论语》的《子路》篇一开始，就是讲的他问政于其老师孔子的事：“子路（仲由）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此话用现代语言讲来即：“仲由问怎样管理政事时，孔子说：‘对老百姓教化第一位，役使第二位。’当仲由请求说的再详细些时，孔子又说：‘处理政事必须小心谨慎，一定不能倦怠。’”
《论语·子路》中还记道：“仲弓（冉雍）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此话用现代语言讲来即：“冉雍做了季氏的家臣之后问如何处理政事时，孔子说：‘对下属要善于引导，对他们的小过错不过于追究，选拔贤才。’冉雍又问：‘怎样知道人是贤才而把他们挑选出来？’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难道别人会把他埋没吗？’”。
《论语·子路》中的另一处还记道：“子夏（卜商）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此话用现代语言讲来即：“卜商到鲁国城邑莒父做总管去，行前问去后怎样执政时，孔子说：‘不要求快，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做不成大事。’”
《论语·子张》中则记道：“孟氏使阳肤（曾子学生）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此话用现代语言讲来即：“孟孙氏任命曾子学生阳肤为法官，当阳肤向曾子请教时，曾子说：‘当政者执政不讲道德，民心离散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你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应当同情和悯恤他们，而不要傲慢和沾沾自喜！’”
鲁国君主虽然不直接处理实际政务，但和现在英国的女王或者日本的天皇一样，对鲁国的政治也能产生一些影响。《论语》中也记述了一些孔子时代，鲁国当时的两位国君，鲁鲁定公和鲁哀公，先后与孔子及孔子学生讨论政事的事情。
《论语·子路》中记道：“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此话用现代语言讲来即：“鲁定公问孔子：‘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说法吗？’孔子回答说：‘不可能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这样的说法。比如，有人曾经讲：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是件难事，这不近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的说法吗？’ 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衰亡，有这样的说法吗？’孔子回答说：‘不可能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这样的说法。比如，有人曾经说：我做君主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我所高兴的只在于我所说的话没有人敢于违抗。如果是正确的话而没人违抗，这很好，但假是不正确的话而没有人起来违抗，这岂不是近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衰亡的说法吗？’”
《论语·为政》中记道：“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此话用现代语言讲来即：“鲁哀公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老百姓服从管理？’孔子回答说：‘选拔正直的人担任官吏，罢黜有品行瑕疵的，老百姓哪有不服从的？’”
《论语·颜渊》中则记道：“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此话用现代语言讲来即：“鲁哀公问孔子学生有若：‘年成不好，国家的财政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地税十分抽一的彻法？’哀公说：‘地税都是十分抽二还入不敷出哩，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回道：‘如果百姓的用度够了，您不足又如何？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足了又如何？’”
另外，《论语·乡党》中记载了季康子在孔子病了时亲自送药之事；《论语·泰伯》中则记载了孔子学生曾子生病了之后，孟孙氏宗主孟敬子（孟武伯之子孟孙捷）曾前往探视。我们都知道曾子有句著名的话，“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在孟敬子探视时，曾子对他讲的。
总之，当时的鲁国又是君主请教孔子及其学生政事，又是其总理级的国家干部和其他高中级干部请教孔子及其学生政事，并且有总理级的国家干部屈尊为生病的孔子及其学生曾子送药或亲自前往探视，这些都与秦朝以来统治者独尊、万能，皇帝既是世间实际事务的主宰，又是真理的化身，不用请教任何人；他们只会对知识人工具般使用与无情杀戮，不用关心爱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有关的话语
春秋时期各国的人们对鲁国的政体与文化是持肯定与羡慕态度的。《左氏春秋·昭公二年》中记载，“二年（前540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
《诗经·大雅·绵》是叙述周人开国的史诗之一，其最后一章是“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这段诗翻译成现代语言即：“虞与芮之间的争执由我们来评，文王使得他们有了感动。我们有专门的臣下负责团结老百姓，有专门的臣下为君主服务。有专门负责外交的人，有专门负责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疆土的人。”则很明显，鲁国的实际负责人季武子，这是在借用以上诗句，向韩宣子进一步介绍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运作详情。
《论语》中记载，晚于季武子两代人的孔子，还有孔子的学生，尽管他们对鲁国当局有些指责，但对自己国家的体制，包括鲁国所实行的虚君君主制在内，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亦即，他们认为，相比较而言还是鲁国的政治体制好一些。
《论语·雍也》中记载：“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此话翻成现代语言即：“孔子说：‘把鲁国的社会与体制改变一下，便达到鲁国现在这样了；再把鲁国的社会与体制改变一下，就达到先王之道了。
’”
什么是孔子心目中的王道？是西周时期的社会与制度形式。《论语·八肸》中记载：“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里的梦类似于目前中国人举国都在说的中国梦，讲的一种社会愿景。
另外，《诗经》中的《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活动的，则《閟宫》这一在季氏私庙僖公庙中举行祭祀仪式时所唱诵的诗歌，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虚君制下鲁国的社会面貌与治理水平。其中有如下诗句：
“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
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黄发台背，寿胥与试。俾尔昌而大，俾尔耆而艾。万有千岁，眉寿无有害。
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
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
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鲁侯燕喜，令妻寿母。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既多受祉，黄发儿齿。
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
这些古诗句翻译成现代语言即：“有战车千乘，矛饰红缨弓扎绿绳，两矛两弓以备交锋。有步兵三万人，头盔镶贝红线缀缝，军队众多一层层。戎族狄族我将痛击，楚国徐国我将严惩，没人胆敢与我抗衡。
让你兴旺炽盛，让你长寿富贵。白发变黄发还驼了背，寿命都能长。人康健又强壮，高寿至耆艾。过了万岁千岁，高寿而不受损害。
泰山高大森严，鲁国境内的天险。拥有龟山蒙山，疆土直到东方极远。延伸至海畔附庸，淮夷都来盟会谒见。他们无不相率服从，这是鲁侯所建的功业。
据有凫绎两山，抚定徐戎旧居之地。一直延伸到海边小邦，要将淮夷蛮貊治理。南方蛮夷之族，他们无不听命服气。没人不唯唯诺诺，顺从鲁侯而不敢叛逆。
上天赐给鲁公洪福，让他高寿保卫鲁域。常许二地有居处，恢复周公原有的疆宇。鲁侯设宴让人欢喜，既有贤妻又有老母。协调众士与卿大夫，国家永保其土。已经获得许多福祉，白发变黄乳齿再出。
徂徕山上青松郁郁，新甫山上翠柏葱葱。将它截断将它砍斫，丈量尺寸留下待用。松木方椽又粗又大，寝殿宽敞气势恢宏，新修庙堂光彩融融。大夫奚斯写成此诗，篇幅漫长蕴涵甚丰，此心此意万民顺从。”
但是，也是《论语》中的记载，在人性化对待老百姓方面，西周比较严厉，而春秋时代的鲁国要比西周做的好。《论语·八肸》：“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这段话翻成现代语言即：“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宰我应该用什么树木做土地神的神主。宰我回答说：‘夏朝用松树，商朝用柏树，周朝用栗子树。用栗子树的意思是说，使老百姓战栗。’孔子听到了这件事之后说：‘已经做过的事不要再提了，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再劝说了，已经过去的事不要再去责备了。’”则由此看来，孔子心里也清楚，西周并不是没有阴暗面，他当时的鼓吹从周，是在为了自己的王权主义主张而“托周改制”。
再比如，《论语·宪问》中记载：“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守孝），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这段话翻成现代语言即：“学生颛孙师问：‘《尚书》上说：殷高宗守孝，三年不问政事。为什么这样？’孔子说：‘不仅殷高宗，古代的人都这样。老君主去世后，新即位的君主都要三年内不问政事，期间所有的官员都得听命于相当于后世国相的冢宰。’”古代有“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之事，则在这里，信而好古的孔子在实际上肯定了鲁国当时的虚君体制。
孔子及其学生肯定鲁国当政者的行为之事，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们对当时的体制并不十分反感。此方面《论语》中所记述有代表性的事例，除了我们前述的孔子肯定季文子的“三思而后行”之外，还有该书《子张》篇中所记曾子对鲁大夫孟庄子（孟孙速）孝行的肯定。曾子的原话是：“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与记载了大量鲁国当年实行虚君君主制、卿大夫们共和来管理国家的历史，以及孔子赞成虚君的思想有一定关联，《论语》一书在中国进入专制帝国时代之后曾在长时间里地位不高，就像东汉前期的徐防在上疏中所讲的：“《论语》不宜射策。”[5]
另外在此顺便提及，与我们的以上论题有某种关联，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最近在《中国为什么搞不成君主立宪？》一文中讲，秦汉以来的“儒家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中国最好的时候是三代，夏商周的时候中国是非常伟大的，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但是后来秦始皇建立了专制，就越来越野蛮了。从秦以后两千年，从世界最文明的地方变成了很野蛮的地方，中国的儒家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所谓的今不如昔，三代是黄金时代，以后就礼崩乐坏。因此儒家的思想就是要克己复礼，要回到三代去，有点类似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人对中世纪不满，要回到希腊、罗马去，是有点类似的。他们（郭嵩焘、薛福成等人）说西方就像我国当年的三代，非常仁义道德。他们讲西方非常仁义道德，这和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没有矛盾的，他们当然不回避西方侵略中国，虽然西方在他们口中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这个礼仪之邦如果侵略了中国，当然我们也是要抵抗的。说西方比中国更仁义更道德，指的是他们的内政，也就是说他们的国家对他们的老百姓仁至义尽，我们的国家就不把老百姓当人的，他们人与人之间是讲道理的，其实主要是指法治，而我们就经常谁的权力大就可以欺负人等等。”秦晖在该文章中还讲到，“在一个没有尊重虚君传统的体制下搞君主立宪是非常之难的，我认为比搞共和还难。所以辛亥革命出现共和制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于中国的历史逻辑的”。[6] 秦晖先生前一段话中对于秦汉以来我国儒家社会观与政治观，以及对于我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思想的综述，非常准确，但其后一段话中所表达的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虚君君主制的观点，本人不敢苟同。因为，如上所述，春秋时代的鲁国，即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的典型的虚君君主制。其存在时间甚长，并且人们对虚君鲁君也较为尊重，就像季武子所颂《绵》诗中讲的那样。
[1] 郭沂：《〈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郭店简与早期儒学》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2] 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零级工农兵学员：《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8页。
[3] 《论语·八佾》。
[4] 季氏还有与孟孙氏、叔孙氏共有的私庙桓公庙。《左氏春秋·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此事，《孔子家语·辩物》中的记载是：“孔子在陈，陈侯就之燕游焉。行路之人云:‘鲁司铎灾及宗庙。’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庙。’陈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礼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今桓僖之亲尽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曹尧德等在其所著《孔子传》的第二十八章《愍公敬贤冉求归鲁》中引了《孔子家语》的以上话语后展开说：“其实，桓公、僖公祖庙的存在，说明季氏在鲁国的跋扈。按照当时的礼法，祖宗的庙只存到四代为止，鲁国所以还保存桓公、僖公的庙，是因为季氏当权的缘故。桓公是季氏的直系祖先，僖公则是开始季氏封地的人。季氏为了纪念他们，所以特地将他们的庙保存下来。孔子一向反对季氏专权……才说了这样的话。”曹尧德等该处表述时用了“季氏专权”等语，有问题，但他们揭示的僖公庙、桓公庙是季氏等家的私庙的史实，极其清楚，甚好。
[5] 《后汉书》卷四十四《徐防传》。
[6] 《中国为什么搞不成君主立宪？》，《共识网》2016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