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興城亦即唐長安城[1]，既是從皇帝、百官到庶民、僧道的生活居住空間，又是帝國各項行政制度運作的舞臺，這裏是隋唐帝國的核心，因此，對於長安城的理解和研究，是我們研究隋唐時代許多方面的基礎。
長安是隋唐帝國政治、經濟、軍事的中樞，盛唐時代的長安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乃至當時東西方文化的彙聚之都。但從安史之亂開始，長安成爲歷朝歷代軍閥劫掠的對象，文化時聚時滅，加上自然力的破壞，使得長安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有關的典籍圖書也大多散佚。唐代長安地面上的建築大多早已不復存在，然而其昔日的榮光，仍然通過唐朝的地志、畫史、碑記、寺塔記以及詩人的吟詠篇什、筆記小說的故事等等，多多少少地保留下來，可以讓我們透過文獻記載，去想象大唐都市的輝煌。
對於長安，我們已經擁有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比較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相關文獻的整理與增
有關長安的文獻，保存下來的主要有開元十年韋述撰《兩京新記》殘本和北宋宋敏求撰《長安志》，清人徐松以《長安志》爲基礎，參照其他相關文獻，撰成《唐兩京城坊考》，成爲近人研究長安的奠基之作。在此基礎上，近代以來，學者們在《兩京新記》的校訂、輯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績[2]；並且遵循着徐松的做法，發掘古籍文獻記載、考古調查成果以及新出碑誌資料，對長安宮室建築、坊里住宅都進行了大量的增補和考訂[3]。
2．都城制度及其演變的探討
長安以其宏大的城郭、整齊的宮城與坊里設計而給人以突出的印象，學者們爲了追尋這種都城建築設計的思想來源，提出了多種說法，探討了從《周禮•考工記》所記城郭制度以及漢魏以來北方主要王朝的都城與長安城的關係[4]，雖然迄今尚無一個統一的看法，但這無疑加深了我們對於長安城設計中折中取捨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因素的認識。學者還進一步研究了長安這種整齊劃一的都城制度對於隋唐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5]，以及隨着唐朝政治的發展，大明宮、興慶宮的建立改變了長安的宮室格局，從而影響了唐朝中央的政治格局和制度變更[6]，甚至官人的宅第也逐漸從西街向東街轉移，形成“東貴西富”的新格局[7]；而長安經濟、文化的發展，也使得舊有的坊里制度不再適應新經濟體制和文化需求，從而導致了坊牆的突破和侵街現象的出現[8]。
3．考古發掘的成就
對於長安城的考古發掘，爲我們正確認識文獻記載提供了科學的依據，並且把長安局部的研究細緻到一磚一瓦。雖然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到目前爲止的成果還是非常有限的，但我們已經從有關考古發掘的報告中，重新認識了唐長安城的地基、坊里的基本情況[9]，大明宮及其內部含元殿、麟德殿的建築佈局在逐步澄清[10]，長安城明德門、含光門的基址有助於推測其壯觀[11]，大寺院如青龍寺、西明寺、實際寺也部分揭露出來[12]，還有西市遺址、何家村寶藏以及扶風法門寺地宮等處的發掘[13]，都爲長安的研究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實物資料。
4. 歷史地理研究的豐富成果
對於長安城及其周邊地域的歷史地理學考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這方面，大到長安城周邊的環境變遷、自然山河對城市的影響、長安與各地的交通路線，小到坊里名稱的變化，宮室、寺院或住宅的位置所在，都有不同層次的探討[14]。
然而，相對於長安的重要性來說，我們對於它的研究還是非常不够的，涉及的方面也不夠廣泛。特別是多年來的長安研究，主要局限在歷史地理、考古、都城建築等學科範圍，而沒有和長安豐富的歷史內涵結合起來。
筆者在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學的過程中，不斷在思考一個問題，即長安是興盛的大唐帝國的首都，敦煌是唐朝絲綢之路上的邊陲重鎮，由於特殊的原因，敦煌藏經洞和敦煌石窟保留了豐富的文獻和圖像資料，引發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敦煌學研究熱潮；相反，雖然有關長安的資料並不少於敦煌，但因爲材料分散，又不是集中被發現，所以有關長安的研究遠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樣豐富多彩，甚至也沒有建立起像“敦煌學”那樣的“長安學”來。然而，只要我們讀一下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關於長安千福寺的記載，看一看《舊唐書》卷一○二《韋述傳》關於其家藏文獻文物的有關文字，我們就可以斷言，敦煌資料的豐富遠遠不能和長安相比擬[15]。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驚歎於敦煌藝術的精美，那當年長安寺院的圖畫一定更加精美絕倫；如果我們說敦煌文獻豐富多彩，那也只是長安寺院藏經閣或學者書齋的冰山一角。
爲了追尋長安昔日的輝煌，筆者組織了《兩京新記》讀書班，希望借助這部開元十年的著作，部分復原盛唐長安的景象，並以此爲基礎，來探討長安的社會、文化等等方面。
長安的研究是一項綜合的研究，我們的讀書班更加強調以下幾方面的研究視角。
1．打破從北到南的長安文獻記載體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間聯繫。
因爲自從《兩京新記》以來，有關長安坊里的專書都是從北向南依次敍述的，這種敍述方式必然影響到研究者對長安的理解，使得人們常常更多地考慮南北坊里之間的關係，而忽視了與東西相鄰坊里的聯繫。其實，由於長安北面是皇宮禁苑，雖然有南牆上的三座門通向城南廣闊的天地，通向終南山，乃至巴蜀湘江。但從社會生活、東西交通等諸多角度來說，從金光門到春明門和從延平門到延興門的兩條大街，對於長安的意義更加重要。即使北面被皇城隔斷的部分，東西的關聯也大於南北，如《兩京新記》記輔興坊金仙、玉真二女觀稱：“此二觀南街，東當皇城之安福門，西出京城之開遠門，車馬往來，寔爲繁會。而二觀門樓、綺榭，聳對通衢，西土夷夏，自遠而至者，入城遙望，窅若天中。”東西南北的道路，把一些里坊從空間上聯繫起來，使得坊和坊之間的一些建築物得以歸入一組，而坊里之間一些人物的交流情景也就浮現出來，這在唐代的文學作品中有生動的寫照[16]。
2．從政治人物的住宅和宮室的變遷，重新審視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
過去研究發生在首都長安的政治事件的論著，很少注意事情發生的地點和與事件相關的人物所處的地理位置，陳寅恪先生曾強調玄武門的地理位置及其地勢高低在玄武門之變中的重要性，是關注地理因素在政治事件中所起作用的少有的做法。其實，不論是玄武門之變還是唐朝前期歷次宮廷革命，皇帝和爭奪皇位的雙方所處的地點，都是取勝與否的重要因素[17]。而仔細分析從武則天到唐玄宗時期的爭奪皇權的鬥爭各方所居住的地點，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氏家族和武、韋集團成員，是涇渭分明地分別住在宮城和皇城東西的大坊中的[18]。而唐玄宗以後不再發生皇子爭奪政權的流血事件，和玄宗把皇子集中到長安城東北角的十六宅加以集中管理有密切關係[19]。
唐朝中央的職官設置和運作，更是與相關職官的衙署密切聯繫在一起。開元時玄宗聽政於興慶宮，天寶以後諸帝轉移到大明宮起居，都對唐朝中央官僚體制和權力結構産生重大影響[20]，其中內侍省從太極宮掖庭西南角隅之地，遷徙到大明宮右銀台門內唐朝中樞神經的核心地帶，爲中晚唐宦官專權創造了有利的地理空間[21]。從政治人物的活動地點和一些重要的官府所在地，可以更加清楚地認識唐朝政治史的演進和政治制度的發展變化。
3．走向社會史，對於長安進行不同社區的區分並分析研究。
前人已經總結出長安城內坊里“東貴西富、南虛北實”的特徵，妹尾達彥先生對於唐朝官人從西街向東街的遷徙走向做過詳細的研究，給我們以許多啓發。長安是當時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都會，其城內範圍之廣闊，其與城外別墅、山林、寺院的廣泛聯繫，構成長安城內外的不同區域特色，從社會史的角度來探討長安城內城外這些不同區域的特點，將會使我們更加仔細地觀察到長安社會的一些細部，同時也可以揭示出長安社會的一些變化情形。由於吐魯番文書中幸存下來唐朝前期新昌坊當鋪的文書，對比唐後期文人官僚的相關記載，我們可以細微地觀察到唐代前後期新昌坊的人文和自然景觀的變化[22]。而條理分析終南山與長安城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讓我們看到長安社會的一個重要側面[23]。
4．找回《兩京新記》的故事，追索唐朝長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靈世界。
從目前保存下來的《兩京新記》卷三的抄本和《太平廣記》保存的一些佚文來看，《兩京新記》區別於《長安志》以下記載長安坊里的著作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伴隨着一些著名的建築物，不論是貴族百姓的住宅，還是官衙或寺宇，都有生動的傳說故事。有些故事在後人看來荒誕不經，所以被《長安志》的作者、正統的歷史學家宋敏求刪削迨盡，但事實上這些故事恰恰反映了長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並且賦予某些建築物以人文色彩。《長安志》以下的長安坊里研究，受宋敏求的影響至巨，今人的研究更是以考證地理位置、新增宅第爲主要目的，只要見到一方墓誌，即補一個宅第，甚至使父子異戶，夫妻分居，我曾在課堂上戲稱長安研究幾成“錄鬼簿”。其實，把《兩京新記》散失的故事找回來，我們可以從中聆聽到長安居民講述的美妙傳說，觀察長安居民的神界鬼域，思索長安居民的精神境地。那些今天看來是荒誕的故事，纔是長安歷史的真實；那些鬼怪傳說，纔是長安的精神世界。
長安是唐朝最輝煌的佛寺道觀所在，但豐富多彩的佛教、道教研究論著中，大多數是有關宗派和人物的研究，很少涉及他們所住或所學的寺院。長安的佛寺道觀既是名僧高道的修習講學之地，也是皇家、貴族、官僚、百姓供養的對象，它們和世俗社會有着密切的關係。我們注意到，唐朝前期的幾個皇帝，都和某所大的寺院有着密切的聯繫，這些寺院有的是他原來的本宅，像唐中宗和薦福寺的關係就是這樣的非同一般[24]。即使是保存下來的材料十分稀少的祆教神祠，如果匯集各地祆祠的有關記載，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長安祆祠的社會功能[25]。對於長安各種宗教寺宇及其相關人物的研究，必將加深我們對唐朝宗教、信仰以及宗教社會史的認識。
長安的研究充滿了魅力，長安的研究也是頗有收益的。我們的讀書班雖然還沒有結束，但已經陸續産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上面提到了從我們的研究視角出發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我們編輯這卷以“長安：社會生活空間與制度運作舞臺”爲題的研究專輯，爲的就是集中展示長安研究的成果，我們邀請了妹尾達彥、齊東方教授賜以專文，並匯集相關的一些研究成果，如關於祭祀、臺閣、陵墓的研究，我想這必將大大豐富人們對長安社會、文化的認識，推進唐代歷史的研究。
最後應當說明的是，我所主持的“《兩京新記》讀書班”的研究工作，得到北京大學“盛唐研究”計劃的資助，並得到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大力支持，沒有這裏的豐富藏書，也就無法開展這項研究工作。在編輯這卷研究專輯的過程中，得到雷聞博士和王靜、畢波两位同學的大力幫助，朱玉麒教授在北大歷史系做博士後研究期間，也積極參與此項研究，他也爲本卷的編輯出了力，在此我一併表示衷心感謝。
（原载《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1-8页。）
[2]周叔迦《訂正〈兩京新記〉》，原載《服部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1936年，503-521頁；收入《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下集，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953—968頁；岑仲勉《兩京新記卷三殘卷復原》，《史語所集刊》第9本，1947年，545—580頁；收入《岑仲勉史學論文集》，中華書局，1990年；福山敏男《校注兩京新記卷第三及び解説》，《美術研究》第170號，1953年，31-66頁；收入《福山敏男著作集》之六《中國建築と金石文の研究》，105—184頁；平岡武夫《唐代長安和洛陽•資料篇》序說，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30頁；陳尚君《晏殊〈類要〉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23-336頁。
[3]主要成果有張忱石《唐兩京坊宅補遺》，《古籍整理與研究》1988年第2期，38—72頁；閻文儒、閻萬鈞編著《兩京城坊考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楊鴻年《隋唐宮廷建築考》，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主要觀點見那波利贞《支那首都计画史上より考察したゐ唐の長安城》，《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东京弘文堂，1930年，1203-1269頁；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二章附都城建築，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Arthur F. Wright, “Symbolism and Functio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1965, pp.667-679；田中淡《隋唐建築家の設計と考證》，《中國の科學と科學者》，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8年，209—306頁；妹尾達彥，“The Urban Systems of Chang"a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D.583-907”, Historic Cities of Asia. 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Cities from Antiquity to Pre--modern Times, Ed. by Muhammad Abdul Jabbar Beg, Malaysia 1986, pp.159-200；又《長安都市計畫》，講談社，2001年；Xiong Cunrui, “Re-evaluation of the Naba-Chen Theory on the Exoticism of Daxingcheng, the First Sui Capital”,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5, 1987, pp.136-166；又“The Planning of Daxingcheng, The First of the Sui Dynasty”,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7, 1988, pp.43-80；宿白《隋唐城址類型初探》，《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279-285頁；郭湖生《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宮室制度沿革——兼論日本平城京的宮室制度》，山田慶兒、田中淡《中國古代科學史論（續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1年，753-805頁；傅熹年《隋唐長安洛陽規劃手法的探討》，《文物》1995年第3期，48—63頁。
[5]參看徐蘋芳《唐代兩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647—656頁；妹尾達彥《唐代の科舉制度と長安の合格禮儀》，《律令制——中國朝鮮の法と國家》，東京，1986，239-274頁；又《唐長安城の儀礼空間——皇帝儀礼の舞台を中心に》，《東洋文化》第72號，1992年，1—35頁；金子修一《唐の太極殿と大明宮——即位儀禮にぉけるその役割について》，《山梨大學教育學部研究報告》第44號，1993年，52-64頁。
[6]參看佐藤武敏《唐長安の宫城にっぃて》，《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論集——考古、美术篇》，东京，1976年，227—241頁；松本保宣《唐後半期における延英殿の機能について》，《立命館文學》第516號，1990年，71—115頁；趙雨樂《唐宋變革期之軍政制度：官僚機構與等級構成》，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又《唐代宮廷防衛與宦官權力淵源》，朱雷主編《唐代的歷史與社會》，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45-58頁；妹尾達彥《大明宮的建築形式與唐後期的長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4期，97—108頁；又《中唐の社会と大明宫》，《中唐文学の视角》，東京創文社，1998年，339—356頁。
[7]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第55卷第2號，1996年，35—74頁。
[8]劉淑芬《中古都城坊制的崩解》，《大陸雜誌》第82卷第1期，1980年，31—48頁；氏著《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學生書局，1992年，441—480頁；史念海《唐長安城外郭城街道及坊里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1期，1—25頁；氏著《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272-312頁；李孝聰《唐代城市的形態與地域結構——以坊市制的演變爲線索》，李孝聰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248—306頁。
[9]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考古學報》1958年第3期，79—94頁；陝西省博物館、陝西文物管理委員會鑽探組《唐長安興化坊遺址鑽探簡報》，《文物》1972年第1期，43—46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唐長安城安定坊發掘記》，《考古》1989年第4期，319—323頁。
[1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大明宮》，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宮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第7期，341—344頁；劉致平 、傅熹年《麟德殿復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年第7期，385—392頁；傅熹年《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原狀的探討》，《文物》1973年第7期，30—48頁；又《唐長安大明宮玄武門及重玄門復原研究》，《考古學報》1977年第2期，131—158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唐大明宮含元殿遺址1995——1996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7年第3期，341—406頁。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唐長安城明德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4年第1期，33—39頁；傅熹年《唐長安明德門原狀的探討》，《考古》1977年第6期，409—412頁；又《對含元殿遺址及原狀的再討論》，《文物》1998年第4期，76—87頁；馬得志《唐長安皇城含光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7年第5期，441—448頁。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唐青龍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4年第5期，322—327、321頁；又《唐長安青龍寺遺址》，《考古學報》1989年第2期，231—262頁；又《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1期，45—55；安家瑤《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的考古發現》，《唐研究》第6卷，2000年，337—352頁。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唐長安城西市遺址發掘》，《考古》1961年第5期，248—250页；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革委會寫作小組，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30—42页；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1－26页。
[14]主要成果見武伯倫《古城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1-3卷，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5年；李之勤《西北史地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史念海主編《漢唐長安與黃土高原》（中日歷史地理合作研究論文集第一輯），西安，1998年；又《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中日歷史地理合作研究論文集第二輯），西安，1999年；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又《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15]參看榮新江《盛唐長安：物質文明閃爍之都》，《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47-53頁。
[16]本卷所收朱玉麒《隋唐文學人物與長安坊里空間》即從文學作品中揭示了許多長安坊里間的人物關係。
[17]參看孫英剛《唐前期宮廷革命研究》，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7卷，2001年，263-288頁。
[18]參看本卷所收孫英剛《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和蒙曼《唐代長安的公主宅第》兩文的相關部分。
[19]參看本卷所收孫英剛《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
[20]參看王靜《唐大明宮的構造形式與中央決策部門職能的變遷》，《文史》2002年第4期，101—119頁。
[21]參看王靜《唐大明宮內侍省及內使諸司的位置與宦官專權》，《燕京學報》，2003待刊。
[22]王靜《唐代長安新昌坊的變遷——長安社會史研究之一》，《唐研究》第7卷，2001年，229—248頁。
[23]本卷所收王靜《終南山與唐代長安社會》。
[24]孫英剛《長安與荊州之間：唐中宗與佛教》，榮新江主編《唐代的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125-150頁。
[25]參看榮新江《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與祆祠的社會功能》，《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385-41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