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要撰写此文，一是因为《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关于《左传》著者的一段话，二是看到目前有些官僚出于需要，以宏扬古代传统文化的名义“注水”造假。
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的前言中否定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时写道：“我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不但不是《论语》的左丘明，也没有另一位左丘明（有此一说），因为《汉书．古今人表》以及其他任何史料都没有提到第二位左丘明。”[1] 杨伯峻在此讲世间没有左丘明，此说与历史遗存和文献记载均不符。
本文中下面将要讲到的“以宏扬古代传统文化”为名义进行“注水”造假之事，也与《左传》作者左丘明有关。
一、关于左丘明的历史记载
在述及关于左丘明的历史遗存之前，先考察一下左丘明其人的有关历史记载。用形象话语讲来的话，这是左丘明否定论者不可逾越的第一道屏障。
写作《春秋左传》的左丘明历史上确有其人。杨伯峻的以上话语中讲“第二位左丘明”的话，是一种诡辩的招数。甚是无谓。如下的历史文献可证左丘明其人不可抹杀：“子（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2]“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文，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传指，为有所讥刺褒讳抑损之文，不可以书见，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3]“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4]“左丘明（将《左传》）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钞录》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钞录》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5]“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6]“《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7]
以上第四条关于左丘明记载中提及的曾申，是孔子重要弟子曾参的次子，见《礼记．檀弓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的记载。亦即，曾参是生于公元前505年。《左传》所记历史结束的年份是鲁悼公四年（前463年），其时曾参已四十三岁，则曾申是其次子的话也已到了束发就学之年，由此可知刘向所记的“左丘明授曾申”不诬。
以上提及的《论语》中孔子论左丘明的记载，最先起来否定其真实性的，就像前引杨伯峻话语中所注明的，以前就有，最早可溯推至唐代。《新唐书．儒学下》记载：唐朝天宝末年，赵州人啖助在当了几任临海尉、丹阳主簿的小官之后回家屏居，“甘足疏糗。善为《春秋》。……助爱公（羊）、谷（梁）二家，以左氏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认为）《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所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盖如史佚、迟任者。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叙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
对于谈助的此史实与是非颠倒之论，宋代史学家欧阳修曾进行过严厉抨击：“赞曰：……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皆出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回舛，然犹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义或谬误，先儒畏圣人，不敢辄论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讪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匡）、陆（质）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8]
清代后期考据大家俞正燮，对于唐代啖助的以上怪论，也进行过有力驳斥：“古人毁《左传》者有之矣，谓《左传》非左邱明作者，则自唐以后。谨案孔子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耻之，我亦耻之。……《左传》若非邱明作者，乃是怪书矣。《正义》引刘向《别录》云：左邱明授曾申，则邱明卒在孔子后，邱明小于孔子数岁，或亦不小。《汉书．艺文志》云：左邱明鲁太史。则邱明自有世官，不能居孔子门，而续经之孔子卒，非所敬爱，谁能若此？……《汉书．艺文志》亦云：邱明作《左氏传》，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故以授曾申及吴起，皆所谓共为表里者。《太平御览．学部》载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斯善论矣！自唐啖助、赵匡、陆淳（质），以私心测圣，反谓《论语》左邱明如老彭、伯夷之属，为古之文人。或以文论之，谓左氏浮夸，后人因疑《左传》至悼四年《国语》事，远出孔子后，疑邱明之年，不悟传书附益，古多有之，邱明可续经，曾申、吴起何不可续传？又谓邱明恶巧言，必不作《左传》。又言为经作传，何得不在弟子之列？不知盛德传经，不当诬以巧言，史策（所传，本）有巧言，岂得使邱明改佞为忠，饰狂作圣？邱明既有世职，何当废君臣之义，弃祖父之官，假馆孔氏，从之出游。世之儒者读经传尚不明其趣，奈何昌言窜改史册及不忠孝之事，以追教古大贤也。”[9]
俞正燮、欧阳修的以上所论甚是。俞正燮关于左丘明“小于孔子数岁”的推断，关于“传书附益，古多有之”，与“邱明既有世职，何当废君臣之义，弃祖父之官，假馆孔氏，从之出游”的雄辩，均合情合理。至于欧阳修以上史评中啖助颠倒《左传》与公、谷两家著者关系的观点，更是目前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亦即，我国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著者才与孔子有直接的学术嫡传关系，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学生公羊高与谷梁赤所著。
在此仍有三点可以进一步充足俞正燮，以及欧阳修以上所论的正确性。即一、从《论语》有关左丘明章节的其他内容看去，可间接证明俞正燮左丘明“小于孔子数岁”的说法正确；二、从同类史书《史记》的后人多有增补看，俞正燮《左传》一书主体为左丘明所撰的说法正确；三、从《左传》所记的内容看，可证俞正燮的左丘明是鲁国史家世官，二者虽然观点相近但身份不同的说法正确。
如果细致观察的话，可以看到《论语》一书的内容编排很多前后是有相关性的。孔子论左丘明之语所在的《公冶长》篇也不例外。孔子的该话语在《公冶长》篇的第二十五章，而在前一章里，孔子就是论的同时代人微生高：“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微生高，与孔子同时的鲁国人。一说是孔子的学生。由此也可证啖助讲孔子尽言上古人说法的不经。
《史记》是我国仅次于《左传》的古代史书，林纾等研究者曾将二者并称为“一左一马”。[10] 但是，亦如俞正燮前述所言的情况，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史记》主体亦虽然是司马迁所撰，但它已经不是最初原貌的《史记》了。原样的《史记》到西汉末年已不复存在。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讲《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唐代颜师古在该句之下引三国魏张晏注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斯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西汉元帝、成帝年间博士褚少孙）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
西汉末年的褚少孙如何补《史记》的？也是唐人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也是引了张晏的上述话语后指出：“《景纪》取班书（《汉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记》。《乐》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历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以辑此篇，何率略且重，非当也。《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而无笔削之功，何芜鄙也。”
对于司马贞的上述之论，南宋吕祖谦、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等不完全同意。[11] 但是我想，就像其他史书版本不同而文字多寡也不尽相同一样，除了司马贞所指出的之外，今本《史记》中还有其他人加入的一些文字，这点应该是肯定的。比如该书今本《秦始皇本纪》后面，就有“孝明皇帝（东汉明帝刘庄）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等一大段东汉班固说的话。就像天津学者（原天津师大教师）杨锺贤所言：“除了褚少孙续补《史记》，今传《史记》中，还有没有其他人缀入的文字呢？肯定有，只是不详其究竟出自谁手了。”[12]
关于左丘明的不是孔子学生，身份独立，二者观点有一致之处、同时也有差别的问题，在此不再展开，下文中涉及。
二 与左丘明有关的历史遗存
也是用形象话语讲来，下面述及的左丘明故里遗存，是左丘明否定论者更加不可逾越的屏障。
明代万历年间与张居正一起担任过阁臣的山东平阴县洪范池镇人于慎行的《望云翠山绝顶》诗中有“岱岳西来如万马，千峰云气总相连”之句，是说泰山的西向山系绵延百余里不断，一直延伸到其家乡洪范池镇的云翠山一带。泰山的东向山脉之阳有知名的大汶河自东而西流向西南方向的东平湖，则上述泰山的西向山脉之南也有一条知名河流自东向西流过，在大运河中段水利枢纽工程戴村坝以东汇入大汶河，然后一起进入东平湖。目前当地人管这条河叫康王河，是与寓居东南半壁江山的南宋窝囊皇帝高宗赵构即位前的称康王并路过了此地有关。
但历史上这条河不是此名。郦道元的《水经．汶水注》中有“泌水西南流，径肥城县故城南”之语。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辞海》的泌水词条中也记道：泌水“在山东省中部，源出肥城县，流入汶水”。
至清代晚期，此河也一般不称康王河此名，而是叫肥水。比如，清后期的俞正燮就在其的考据名篇《左丘明墓考》中使用了肥水的称谓。[13]
泰山西脉之阳的古泌水对中华上古文化的贡献，似乎并不逊大汶河多少。她一是孕育了明德的遂文化，二是为中华民族孕育了史学之祖左丘明。并且，二者与大汶口文化一样，也有历史遗存保留下来。她们一个在该河流的下游右岸，一个在中游。
1980年版《辞海》的遂词条中有如下内容：遂，“古国名，在今山东肥城南，公元前681年为齐所灭。”《左传．昭公八年》中有“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的记载。遂是虞舜的后代，在周代作为妫姓子级封国是鲁国的附属国，中心地区在今山东东平县接山镇北部的上遂城、下遂城与北遂城三村一带。在今上遂城村村南，仍有东西南北均在数百米以上、内含灰褐红等色陶片的高台城址在。
2002年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的内有铭文98字的青铜器“遂公盨”，
也是古遂国的遗物。遂公盨铭文中记述了大禹浚川的功绩，与《尚书．大禹谟》中大禹“德惟善政”、“九功惟叙”的记载相符。铭文的最后一句是“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古遂国还有青铜器遂啟諆鼎传世。
离古遂城不远的古泌水的中游地区就是左丘明的故乡。左丘明在《左传》中以君子自居而重明德，或许就与其生活的地区靠近遂国故都有关。
先秦人有“狐死而首丘，仁也”的认为。[14] 用现代语言讲来的话，左丘明也不能免俗，他自然看重死后回归故里。在该河的中游北面不远处，具体位置在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以北偏东，有左丘明的坟墓。
衡鱼村的村名与古泌水的今名康王河一样也是晚近之事。以前叫都君庄。清康熙十一年修《肥城县志．古迹志》的记述即是“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正觉寺西。”衡鱼村原村名都君庄与古遂国一样，也是与虞舜有些关系。清《山东通志》云：“舜居此，成都处……文作都君，盖古屯练处。”衡鱼村中现在的居民多邱姓，自称是左丘明的后人。此事我们后面还要论及。
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以北现在的左丘明石墓，以及墓前的“先儒之墓”牌坊等全是新的，并且做工粗糙低劣，明眼人一看就假。它们是文革被彻底毁后所新建的。但左丘明古墓从北魏到文革之前，史书上却都有明文记载。
《魏书．地形志》“东平郡富城（即今肥城）”之下注曰：“有富城上城、武强城、左丘明冢。”[15] 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的“平阴县（当时肥城县西部划归平阴）”云：“左丘明墓在县东南五十五里”。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平阴县（当时也是肥城县西部归平阴管辖）”亦云：“左丘明墓在县东南五十五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阴法鲁2000年时则讲：“余家住肥城石横镇红庙村，距衡鱼村左丘明墓地三四里，幼时常去瞻望。牌坊上书‘先儒之墓’，坟丘高大，墓碑为明朝天启年间知县（王）惟精所立，墓地四周古木参天。当年肥城县衙前有左丘子祠，建筑十分壮观，悬匾为‘君子’二字。衡鱼丘氏家族每年都去县城祭祀。”[16] 阴教授这里所言当时肥城县城左丘明祠的“君子”悬匾当与《春秋左传》中的史家赞语“君子曰”有关。
另，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汶水》中有“乐正子春谓其弟子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焉。’”之句，当也与左丘明有关联。乐正子春，春秋时期鲁人，曾子弟子。我们前已提及，曾子次子曾申，曾从左丘明学《左氏春秋》。
除了肥城石横镇衡鱼村的左丘明慕之外，宋代以来在山东的其他地方也出现过称作左丘明墓的土丘或坟墓，并且有些还写进了当时官方所修的地方志书之中。比如当时兖州府下属的峄县与曹州下属的曹县等。但它们在历史记载上都晚出数百年，并且不合历史与逻辑，是明显的附会。对此，俞正燮在《左山考》、《左丘明墓考》等文中对之进行过有力的驳斥与揭穿。
在此基础上，俞正燮并曾进一步对肥城衡鱼村左丘明墓的真实性进行了严密论证，今撮其要点录之如下：
“肥城、东平、峄、曹皆言有先贤左邱明墓，方志多歧，何以核其实也？肥城本汉（书）《地理志》泰山郡县，东汉省入卢其、东平国、富城，盖分其地。北魏则肥城地俱入富城……魏富城为今肥城，邱明冢见古籍者以《魏书》为始，冢在肥城，佳证一矣。……富城地唐时东北入乾封，西南入平阴……唐《元和郡县志》‘平阴县’云：‘左丘明墓在县西南五十五里。’应在今（肥城）县西南地，佳证二矣。……宋平阴治……一与唐同。（《太平寰宇记》）又云‘左丘明墓在县西南五十五里。’亦与《元和（郡县）志》合，佳证三矣。明《天顺一统志》二十二《济南府．陵墓》云：‘左丘明墓在肥城西南二十五里。’盖‘五十五里’误刻刊字。检《肥城志》云：‘县西南五十五里肥河乡都君庄有左丘明墓。’都君庄者，《通志》云：‘舜居此，成都处。邹平成君启洸至衡鱼，得元正觉寺碑读之，文作都君，盖古屯练处。今庄名衡鱼，肥水亦曰衡水也。’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17]
三、左丘明的史学成就
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希罗多德著有《历史》，被西方人称之为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注重战争的记述，因而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同样，我们前述与之生活年代相近的左丘明也是擅长于战争的记述与描写。比如，在其笔下把战争场面写得活龙活现而比较著名的战例，就有齐鲁长勺之战（前684年）、晋楚城濮之战（前632年）、秦晋殽之战（前627年）、晋鲁与齐的鞍之战（前589年）、晋楚鄢陵之战（前575年）、吴鲁与齐的艾陵之战（前484年）等。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注重政治体制问题，曾将希腊城邦分成君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几类。他推崇希腊，称颂雅典，主张权利平等，看重法治。[18] 同样，如本人在《论我国春秋时代鲁国的贵族共和国特质——从“左氏春秋”所记史实说开去》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左丘明在《左传》中也注重国家政治体制之事，也在相当程度上肯定其所在的鲁国的政治制度，肯定鲁国季文子等领导人的勤政为国与清正廉洁，提倡国君要慈善平等对待自己的人民，主张国家的礼制成法不可擅自改动。[19]
另外，希罗多德与左丘明二人都是讲故事高手、叙事的大师，所记人物形象生动，所述故事一般都连贯完整。已故台湾历史学家杜维运先生讲：“无叙事即无史学。曾经波澜壮阔的往事，翔实而生动的叙述了，史家责任便已经尽到大半。所谓综合、诠释是叙事以后的事。有叙事而无诠释、综合，仍不失其为史；有综合、诠释而无叙事，则将流于玄学家之言，难以跻身于历史之林。”[20] 亦即，只有有叙事的著作才称得上是历史。因此，依据以上诸点，左丘明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历史学之父。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左丘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贡献，最可提及的还有一下两点：一是他著史时的明确表白本人观点与立场，发明了“史家曰”；二是他的独立著史精神。在后一点上，讲的极端一点，其的做法有点像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同样是讲经论儒，但顾炎武并不主张尊君强主。
刘知几的《史通．论赞》中讲到：“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贤愚共事，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 此即说的左丘明在《左传》、《国语》等著作中的明确表白自己观点之事。这是左丘明著史方式上的一大发明。之后，其开创的这一“史家曰”的评赞传统被司马迁等人继承了下来。经过式样上的改进之后，该发明对以后中国史学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由于《左传》是以为《春秋》作传的形式著史，此表象导致了以往论者多以为左丘明及其所著《左传》的精神是依附性的。以为左丘明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这样。左丘明而是有其独立思想的。其在尊礼等一些方面与孔子思想相通，但并不就表明其是孔子这个主干上的菟丝子。
形象讲来的话，二者虽然并不对立，但却像是《左传》这个大柿树接穗在拿孔子的《春秋》作其著作与思想主张的君迁子砧木，其后来自己倒成了举足轻重的参天大树。换言之，是左丘明在利用孔子的《春秋》而成就自己独立的著史大业。此点历史后例，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与原《水经》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左丘明《左氏春秋》与《春秋》二者之间关系的很好说明。1980年版《辞海》在《水经注》词条中写道：“此书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作了二十倍于书的补充和发展，自成巨著。”
另外，两汉时期不少人《左传》不传《春秋》，研究者指出的“《左传》（比《春秋》）少讥刺”、南宋叶梦得在《春秋序传》中认为《左传》传事不传义 ，以及前面提及的欧阳修《左传》“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 的说法，也可间接给以证明。
我们讲左丘明思想的独立性，并不全是意传《春秋》，从《左传》中所记的如下三件事中可以得到直接说明：一、左丘明与孔子对季氏不满的观点不同，曾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无经的情况下，热情讴歌逼走了鲁昭公的季平子的保国领导才能，记述了鲁国上下在季平子领导下同仇敌忾，取得对齐国炊鼻大战（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庄镇西顾城村以北的柴汶河南岸地区）胜利的详细过程；二、与孔子为尊者讳的观点不一致，左丘明曾经在《左传．文公六年》中也是无经的情况下，直呼秦穆公的其名任好，并以“君子曰”的形式对秦穆公用良人庵息、仲行、針虎为自己殉葬的做法进行了痛斥；三、左丘明与孔子《论语．季氏》中君子“畏大人”的思想炯不同，曾经在《左传．襄公十四年》中记下了晋宫廷乐师师旷如下的话语：“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很明显，师旷的该段话是后来孟子“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思想的先河。[21]
另外，《汉书．艺文志》中有如下一段话：“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徽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固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在此，班固所记左丘明著《左传》的情况比司马迁更详细了。并且，其中讲左丘明写作《左传》是利用的自己身为鲁国史官与拥有鲁国史乘的有利条件，所言更接近史实。
但是，班固在这里还是重复司马迁恐孔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以及“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怕的只是“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用其本人的语言讲来的话，也是有失其真。从《左传》所记的具体内容看去，其曾“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不但怕的是“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同时也怕来自孔门人士的批评。像我们前面所指出过的，怕势力甚大的孔门人士批评其以孔子著作的名义著史，而加进了那么多的无经“私货”。
总之，一如我们前面所已提及的，左丘明的著《左传》在相当程度上是如后来郦道元的著《水经注》，是欲树良果大树而依砧木；其的《左传》、即司马迁《史记》中所称的《左氏春秋》，
与后来郦道元的地理著作《水经注》性质相同，也是一部独立的历史著作。
四 与左丘明有关的其他事情
前面我们提及，左丘明墓所在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的村民中多邱姓，自称是左丘明的后人；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阴法鲁也回忆说，还记得其少年在家乡时，衡鱼村的邱姓村民到肥城县城的左丘明祠祭祖。中国的事情有点好笑，人的祖先是谁也得由官方认定，并且这种认定可以变。左丘明是他们这些人的祖宗之事就这样。在尊孔重儒崇经的清代，他们先是曾经被认定是左丘明的后代、得到官方的认可了，但以后又给否了。
清代乾隆十七年（1752年）前后，经肥城县、泰安府递请于朝，并经曲阜孔家衍圣公府核准，清廷曾授予肥城邱姓六十九世孙邱玉洁为奉祀生。相关文书今具存孔府档案中。其中包括始编于明代天启三年的、据说已经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文物的《左传精舍志》一书。[22]奉祀生朝廷登记在册，由官方发给衣巾，专门负责主持祭祀左丘明的仪式，身份世代相传。
自明代起朝廷为显示褒宠儒家先贤，于翰林院置世袭五经博士，为正八品官，由孔子至朱熹等圣贤子孙若干人承袭。其执掌仅限于奉祀先人，不理他项事务，是一种荣誉职。清代沿袭此制。
嘉庆初年，时任山东巡抚铁保与学政刘凤诰，也是像现在的地方大员热政绩、热形象工程热得不行一样，虽然在社会上有饱学的名声，并自称经过了两人的“反复考订”，竟认为前述《左传精舍志》上所记肥城邱氏先世事情与世系属实，并访得肥城人邱明善为左丘明七十三世孙，上奏朝廷，请立邱明善为五经博士以奉祀。
铁保的请示报告上奏朝廷之后，时任礼部尚书、著名学者纪昀，还有当时在京供职的知名经学家段玉裁，或者以奏折的形式，或者以代礼部起草文件的形式，均曾对之进行了反驳。纪昀写了《礼部议奏山东巡抚疏请增设左邱明世袭五经博士折子》、《礼部议奏山东巡抚申辩前疏并另请增设汉儒郑元世袭五经博士折子》，段玉裁有《驳山东巡抚请以邱姓人充先贤左邱明后博士议（代礼部）》。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了各自的文集中。[23]
就像现在的官员与官书一样，《左传精舍志》的主体本是明天启年间肥城知县关西人王惟精所辑，文史水平肯定了了，结果被纪昀抓住了其中所辑的金人诗中竟有“廿十一史”之词等十处“近人依托之明证”。另外，纪昀和段玉裁在上述折子与驳文中一个坚持认为左丘明为复姓左丘，一个认为左丘明姓左不姓邱。
更进一步，段玉裁甚至认为左丘明连复姓也不是，肥城邱姓根本就与左丘明风马牛不相及，是在冒充先贤之后。其的原话为：“自汉至今，多言《左氏传》，未有言《左邱氏传》者。《汉书．艺文志》列六艺，于春秋家曰《左氏传》三十卷，曰《公羊传》十一卷，曰《谷梁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左邱明，鲁太史’；‘公羊子，齐人’；‘谷梁子，鲁人’。假令复姓左邱，则何不同于公羊、谷梁之例云‘《左邱传》三十卷’也？上言《左氏》，则注言邱明者其名可知也。”[24]
《左传》的著者如果是左丘复姓人士所著的话应该像《公羊传》《谷梁传》一样称作《左邱传》，从形式上看，段氏的以上之论甚是雄辩。但是，他当时写下此话语时不应以偏盖要。我们如果全面去看《汉书．艺文志》的话就会知道，如我们本文前面有关引文中所讲的，班固在有关的总结性论述中已经讲明了，《左传》成书甚早，出自鲁国史官之手。其与成书于末世的《公羊》、《谷梁》、《邹》、《夹》四传，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作品。
另外，我们前面已提及的，就像后代史官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原来不叫《史记》而叫《太史公书》一样，《左传》原来也不叫《左传》，而是被司马迁称作《左氏春秋》。或者，司马迁有时候就直接被称之为《春秋》。《左传》之意当就是鲁国左史所著书之意。
安作璋先生主编的《山东通史》中，也曾有与笔者相近似的论述：“左丘明，春秋末年鲁国人。曾任鲁国太史，著有《左氏春秋》（即《左传》）……有的说他姓左，名丘明；有的说他姓左丘，名明；还有的说左是官名，姓丘，名明。我们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自西周立到春秋时期，周王室设有多种职掌不同的史官，以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他们的名称、职掌，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到了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史官也基本上只剩太史和内史了。可见，太史和内史是周王室内最主要的史官。而太史属于朝廷六卿中的三左之一，协助周王室处理政务，记录时事。《汉书．艺文志》等书所言左史、右史，大概就是指太史和内史。太史就是左史。丘明曾任鲁太史，故人们便以左氏代称，又称他为左丘明了。”[25]
总之，左丘明的故乡如我们前述的是今肥城市衡鱼村，没有问题；左丘明姓丘，衡鱼村的邱姓为其后人，也没有问题。但是，最后还是主要因为没有多少真才实学的地方官僚造假与无有认知水平，肥城衡鱼村邱姓申请立为左丘明之后的五经博士的提议，被清廷所否决。亦即，主要是因为《左传精舍志》书中造假，导致了真左丘明之后的衡鱼村邱姓，在清代成为五经博士之事泡了汤。
真的因为做小动作被抓住把柄认定成了假的，弄巧成拙，以上事情的具体经过，当时曾力主肥城衡鱼村左丘明墓为真墓，肥城衡鱼村邱姓是左丘明后裔，并为他们申请五经博士提供过学术上帮助的俞正燮在自己著作中有详细记述。其在《书“左氏精舍志”后》中记述道：“嘉庆壬戌（1802年）冬过济南，值肥城邱氏挟《左传精舍志》干上官，前有东汉人及宋明道时人记其谱系，言左邱明，太公后，奔楚又奔鲁，裔孙左邱起，后避王莽召，改姓邱，明时立博士，后失爵。真荒诞之言。其书载中古人文，而署熏沐顿首拜。载金人诗，而云请看廿一史。乾隆初年，一知县作序赞之，称文水司马。检谱，有捐职州同邱玉汜，殆此君倩无智之人撰者。向读《邱迟碑》，言迟邱明后，始知邱明为邱氏。及读《广韵》，知吴兴邱为姜裔，邱明后自在鲁。又近人刊《元和姓纂》，牵合左思为邱明后。检《晋书》，则思家世儒学，自言齐左公子后，并不关邱明。因聚敛旧书推排之，信邱明后为山东邱氏，而《左传精舍志》所言，则无一不伪。是非自有真，而自著书以乱之。《左传精舍志》、《武城家乘》、《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是三书者，皆所谓无是非之心者也。时官山东者，欲挟《左传精舍志》入请世袭博士，尝私言于司事者曰：国家方立伏氏博士，邱氏事宜无不可。然必不肯以世禄予伪者。邱明子孙在古书有端绪者仅此一线，而《（左传精舍）志》以伪乱之，应札肥城送旧族谱，其族人必有能首作伪事者，则《志》可毁，谱可出，博士可立。不先为之计，此书一出，即入掌故，或遭诟厉，乡里愚人，更毁旧谱灭其迹，贤裔不可复问矣。癸亥（1803年）夏，在掖县又言之，不听。以其书上，请交部议。时礼部不欲遽举《志》妄，札山东更求实据，略引邱姓及（左丘明）墓数事致诘，而所说又误。尝为左邱明事（作）《申杂难》一篇，理其所诘。甲子（1804年）夏，山东颇采《申杂难》文答部驳。部员怒，摘《左传精舍志》妄语粘签进呈，事遂止，是年十月事也。请博士事，当入史志，部员不能分别古书，山东官吏不能辨别伪书，邱氏子孙自诬其祖，三难具，而累及先贤，故展转乞得邱氏刊本（的《左传精舍志》），书其事藏之。能者但能从礼部及山东抚院、学院，检得《左传精舍志》，未有不以邱氏为伪者，此所以不能已于言，欲使方来君子，知邱氏真贤裔，而为《志》所误。世之妄引古书，及伪造谱牒，轻改先世遗文者，皆可以为戒也。”[26]
但是，直到今天，包括地方大员们，也包括邱姓的后人们，并未如俞正燮所希望的，而是仍在继续发扬其前任或先人当年造作《左传精舍志》的精神。比如，肥城市2009年9月举办“左丘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压轴文件即《左传精舍志》。
该会议召开之后不久的同年年底，本人应大学同学、山东大学教授李平生的邀请去给山东职业学院肥城分部讲课。课余到肥城市史志办访问时，一刘姓工作人员将他们影印的《左传精舍志》相赠。并讲是本人的一位某大学熟人将该书从孔府档案中给他们找来。影印本的后面附有《左传精舍志》的点校本。印刷的后记中则称点校本是经过了山东大学知名古文字专家董治安教授的审查和校点。[27] 笔者大学时代曾听过董先生的古文字课。该熟人即后来送某领导人王肃本《孔子家语》者。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后来仔细看时，声称经过了大学名教授审查和校点的《左传精舍志》的点校本中，竟将明代万历时人赵师圣（字我白）的一段小说家言当成了历史。[28] 对明代后期人赵师圣创作的鲁侯当年任用孔子是听了左丘明劝告的一段话，竟加上《荐圣》的标题，包装成了历史。某地官方这里的利用小说改写历史，与前几年大陆有人试图利用台湾当代人诗句“一树梨花压海棠”来重塑苏轼文学创作的历史同。[29]
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文章一开始时提及的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否定《左传》作者左丘明其人的说法，与历史记载、历史遗存和事理逻辑均不合。没有道理。
分析杨氏此怪论出炉的原因，与《左传》的最后一章《哀公二十七年》中出现了“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的文字有关。对之，杨先生是牢记在心的。其也是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写道，“《左传》最后记载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而且还附加一段，说明智伯之被灭，还称赵无恤为襄子。智伯被灭在纪元前四五三年，距孔丘之死已二十六年，赵襄子之死距孔丘死已五十三年。左丘明若和孔丘同时，不至于孔丘死后五十三年还能著书”。[30] 杨本人对此事自己不能弄得明白，于是就干脆将之枪毙了事。但是，他老先生就不想想，一如我们前面提及的俞正燮所指出过的，“传书附益，古多有之”。另外，一如我们前述的，那么多的史籍与史迹屏障，其否定左丘明其人，能否定得了！
推而言之，恕本人直言，杨氏的此失误更在于其不是历史内行而偏言历史的话题有直接关系。古文字的行当虽然与历史有联系，但言历史的问题非有更广博的知识与更高超的思辨能力而不可行。
另外，由上述明清以来某些地方官僚联合肥城衡鱼村邱姓后裔而造假的故事，笔者想到的是严复在《救亡决论》中讲的如下的话：“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也是推而言之，恕本人直言，难道全是他们当事人之过？与我国专制的中央集权主义体制就没有关系？如人所言，逼良为娼之事，中国古已有之。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前言第33页。另外，近代以来否定左丘明是《左传》作者的还有康有为、章太炎、钱穆等。康有为承袭清代经学家刘逢禄之论旨，在《新学伪经考》中讲《左传》是汉代刘歆所作。章太炎在《春秋左传读》中说左氏者卫国邑名，吴起是卫国左氏人，《左传》是吴起所作：“或亦因吴起传其学，
故名《左氏春秋》。”钱穆则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辩》（香港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中结论性地写道：“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
[2] 《论语．公冶长》。
[3]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4]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5] 刘向：《别录》。
[6] 班固：《汉书》卷三十六《刘向刘歆传》。
[7]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儒学下．啖助传》
[9]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左邱明作“左传”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10] 林纾：《左传撷华》。
[11] 见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但是，钱大昕认为晋代以后还有人在改动《史记》：“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缺，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当乙者。或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
[12] 杨锺达等主编：《文白对照全译史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前言第16页。
[13]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九《左丘明墓考》，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14] 《礼记．檀弓上》。
[15] 魏收：《魏书》卷一零六（中）《地形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同一注释，俞正燮所引内容为“有富平城、卞城、武强城、左丘明冢”。不知其出于哪种版本。本文所以用上海辞书社版本，是北魏富平的县治在今肥城市西南靠近东平县的地方，则汉时的肥城故城正好在其上方，文与历史相合。
[16] 肥城市党史史志办、肥城市石横镇政府编：《左丘明史料选辑》，泰新准字2000年版，第127页。
[17]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九《左丘明墓考》，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
[18] 希罗多德曾讲过雅典人所以作战勇敢，原因是权利平等。他说，“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为主人工作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个人就都尽心竭力为自己做事情了。”其书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个事情：一名希腊人对波斯王薛西斯说，“希腊人虽然是自由的，但他们并不是任何事情上都是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见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2页等处。
[19] 万昌华：《论我国春秋时代鲁国的贵族共和国特质——从“左氏春秋”所记史实说开去》，爱思想网2016年1月19日。
[20] 转引自瞿骏等：《只缘身在此山中：近代史研究如何成为“攻玉之石”》，澎湃新闻网2016年12月3日。
[21] 《孟子．万章下》、《孟子．尽心下》。
[22] 该书的现在已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文物，见肥城市党史史志办等编：《左丘明史料选辑》，泰新准字2000年版，目录后第1页。
[23] 分别载纪昀的《纪文达公遗集》卷四、段玉裁的《经韵楼集》卷四。
[24] 段玉裁：《驳山东巡抚请以邱姓人充先贤左邱明后博士议（代礼部）》，《经韵楼集》卷四。
[25] 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先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7页。
[26]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书“左氏精舍志”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27] 肥城市党史史志办、肥城市石横镇政府编：《左丘明史料选辑》，泰新准字2000年版，第190页。
[28] 赵师圣其人事迹见清《江西通志》卷八十四《人物》。另，其与汤显祖有交往。汤显祖有《答赵我白太史书》。
[29] 关于“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诗句系台湾人1980年代所作的考证，见祝淳翔：《也谈“一树梨花压海棠”》，《书城》2013年9月号。
[3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前言第32页。是刘逢禄最先利用此点作为理由，来否定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撰写《左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