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载于《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
爆发于公元前455年的晋阳攻守战，是春秋战国之际，晋国内部四个强卿大族：智、赵、韩、魏之间为争夺统治权益，兼并对手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是役前后历时两年左右，以赵、韩、魏三家联合携手，共同攻灭智伯氏，瓜分其土地而告终。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较为重大的影响，因为就是在这场战争之后，才逐渐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新局面，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多将此事看作是揭开战国历史帷幕的重要标志。
春秋末年，晋国政治生态出现了晋君权力被剥夺，强卿大宗主宰国内政治的局面。公元前458年，范氏、中行氏在残酷血腥的内乱中遭受灭顶之灾，此前，曾权倾一时的栾氏、郤氏也先后覆灭，智、赵、韩、魏把持国政。但“四卿”同样不能和平相处，很快又出现激烈的冲突，这样便点燃了晋阳之战的导火索。
“四卿”之中，以智伯瑶一族的实力最为雄厚，智伯遂利令智昏，忘乎所以，向韩、赵、魏三家索取土地，韩、魏两家被迫献地，但赵襄子却断然地拒绝了智伯的要求。智伯怒火中烧，便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公元前455年）调集军队攻打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协同作战。赵襄子采纳谋臣张孟谈的建议，起兵抗击智伯的进攻，制定了依托坚城固守，持久抗敌，伺机反攻的防御方针，选择民心向赵，墙高池深，粮草充足的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进行固守。
攻守双方在晋阳城下相持一年有余，战争其实进入了僵持不下的局面，这时，急于求成的智伯沉不住气了，决定引导晋水（汾水）灌淹晋阳城，水攻，在冷兵器时代，就像“火攻”一样，也是一种重要的特殊战法，《孙子兵法·火攻篇》就有“水可以绝，不可以夺”的论述。智伯的水攻，一开始还是颇为有威力的，它使得晋阳城浸泡在洪水之中，形势十分危急，但是守城军民斗志旺盛，殊死抵抗，硬是将智伯联军阻挡在危城之外。
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赵襄子的智囊张孟谈潜出城外，秘密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以唇亡齿寒的道理打动他们，劝说他们暗中倒戈，确定了三家联合进攻智氏的方针。一切就绪后，赵襄子在韩、魏两氏的配合策应下，派遣精兵实施偷袭，放水倒灌智伯军大营，智伯军在突袭面前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赵军主力乘势从晋阳城中正面出击，韩、魏两军则从侧翼发起夹攻，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土地，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朴民：《先秦喋血》第97-99页，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在晋阳攻守战中，赵襄子做到了指挥若定。他善于利用民心，激发士气，充分准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挫败了智伯围攻孤城、速战速决的作战企图；当智伯以水灌淹城池，守城作战进入最艰巨的阶段时，赵襄子及守城军民又临危不惧，誓死抵抗，并采纳谋士张孟谈的建议，利用韩、魏两家与智伯瑶之间的深刻矛盾，加以争取，瓦解智伯的统一战线，使其陷于彻底的孤立，为日后的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当“伐谋”、“伐交”顺利得手后，赵襄子又能及时制定正确的破敌之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大水倒灌智伯的营垒，予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在初战告捷的形势下，赵襄子牢牢地把握战机，一鼓作气，迅速全面出击，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取得了聚歼敌人的彻底胜利。
而智伯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咎由自取。他恃强凌弱，一味迷信武力，丧失民心，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他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在外交上陷入了孤立；在作战过程中，他违背“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的原则，长年顿兵于坚城之下，白白损耗了实力；也昧于对自己“同盟者”动向的了解和掌握，以至于为敌手所乘。当对方用水攻转而对付自己之时，又惊慌失措，计无所出，未能做到随机应变，组织起积极有效的抵御，终于一败涂地，真可谓是“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军形》）的一个范例。其身死族灭，为天下笑，应该说是并非偶然。
晋阳之战的总体规模虽然不大，但意义却相当突出。它的最大特色，就是标志着春秋时期以争霸为主流的战争的终结，战国时代以兼并为本质的战争的到来。
春秋战国之交，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大厦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时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在这方面，晋阳之战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意义。它以智氏向韩、魏、赵勒索土地而开始，又以三家瓜分智氏土地而告终；智伯胁迫韩、魏与己联合攻赵，是用三分赵地为诱饵；而赵襄子策动韩、魏倒戈，也是以瓜分智伯土地为条件。
由此可见，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这场战争的始终。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春秋时代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的残酷一面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宗旨的温和一面，这是与战国以后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现象有所区别的。
具体地说，在当时，军事威慑要多于会战，《孙子兵法》所云“伐交”便是典型的军事威慑之法。“伐交”之基本含义是通过布列阵势，显示强大实力，威慑敌人而逼迫其退缩或降服，它是三代与春秋前期通行的“观兵”威慑之法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已的条件而屈服，乃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以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相对有限。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固然兼并小国，坐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则较为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重要的军事斗争方式。
战争的手段是由战争的目的所决定的。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这一点在晋阳之战中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智伯决晋水灌淹城池，长围晋阳两年，必欲置赵氏势力于死地而后快；同样，赵、韩、魏击败智伯瑶军以后，也是擒杀智伯，尽诛其族，瓜分其地。这里已丝毫见不到邲之战、鄢陵之战中那种彬彬有礼的旧“军礼”遗风，战场上曾经有过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谷梁传·隐公五年》）的贵族高尚风度，早已被弃之如敝屣了。而只有无所不用其极的酷烈，只有惨绝人寰的血腥，这正是兼并战争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所以，无论是从战争的目的看，还是从战争的手段看，晋阳之战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它标志着战争历史行将打开崭新的一页，战国时代兼并战争开始全面上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