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断代史研究专家孟森先生，对康、雍、乾三朝文化治绩的论断，似颇有自相矛盾之处。他一面说：“清一代有功于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于艺林一事。”但他又说：“其搜采各书，有自挟种族之惭，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忌讳，防禁有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谬累累。”意思是借编书之机，屡造文案，诛杀了太多的人。这样的“文化治绩”，究竟是有功于文化，还是有罪于士林，岂不是不言自明。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其“功”还不仅仅在于因此而兴的文案，杀掉的士子，更在于由此毁掉了大量古书。倒底毁了多少书，清廷自己曾有一个统计，“据军机处的报告记载，在1774—1782年间，共发生了24次焚毁‘禁书’事件，所毁图书达538种共13862册。”（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所谓毁书，不但印成的书烧掉，印版也劈为木柴，使得一些古书从此绝迹。而因书中有触讳之字被其增删改削了的，则更是难以统计。四库成而古书亡，既在于书被焚、版被毁，还在于书被改。如此，便更难以与“有功于文化”相匹配了。
退一步说，有清一代下大力气（几乎调动了当时所有归顺的顶尖知识分子和各省、道的行政力量）、投入大量资金（收集、编纂、刻版、印刷等费用不菲）辑成《四库全书》，其目的究竟何在？并非是要兴盛文化，有功于艺林，而是有利于其文化管控，或者是精神统治。这只要看一看与编书相配套的大兴文字狱，便十分明白。所以，自顺治始兴，到乾隆朝止的百余年间，剔书与杀人的两手共用，终于慑服了有清一代残存的文人，更为后世的读书者立下了牢固的规矩，清朝的王权遂得以巩固，而且到乾隆一朝，达至鼎盛。
尽管如此，但孟先生对于清朝大兴文字之狱所带来的恶果，论断却是十分精准的。他说：“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仇嫉之恶恩。”“惟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于经学，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而使聪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于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如正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孟森著《在北大讲清史》，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1月一版。下引此书，不再注明）这就是说，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任王者接续努力，至乾隆一朝，终于将一个异族统治中国的王朝推上了“盛世”的局面，其后人被推下帝位，虽然是在百余年之后，但被推翻的原因，在其祖宗治下的极盛时期，就已经种下了。大清虽然亡于清恭宗浦仪之手，可祸根却远在他的祖先时就已酿成。
著有《中国近代史》一书的著名史学家徐中约先生，也持此说，所以他写中国近代史，即从明末女真部落的崛起开头。他认为，开始时极为强悍的女真一族，建立起宠大的强清一朝，然自中叶起便衰弱不堪，终至亡掉，其原因是在其强盛时期便已埋下的。比如谈到帝国的行政管理时，他说：“采取大的决策不是行政官员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是皇帝的特权，所以国家能够繁荣完全依赖皇帝的能力高下。”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正可在孟森先生的分析中找到。
在指出亡掉清朝的这个“远因”之后，孟森先生又对其构成，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说。
他先以雍、乾年间的谢济世案为例。雍正七年（1729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参谢济世注解《大学》从《礼记》本，不从朱子《四书集注》，不用程子所补《格致传》，是蔑弃程朱。对此，孟先生评论道：“《礼记》亦颁定之经书，既与四书并行，信此信彼，必无大罪。”可雍正帝则认为：“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世宗不但肯定了锡保揭发的“蔑弃程朱”，还另外发现了其怨望人君的大问题。对谢济世，开始朝臣拟定的处罚是斩立决，可皇帝特旨开恩，免去死罪，发军前当苦差。孟森先生以为，这个案子的做成，说明在雍、乾朝，不能谈经，因为说经，多涉事理，可圣经贤传里面，太多警戒人君的话，一涉笔即得死罪，谁还敢谈。“故清一代汉学之极盛，正士气之极衰，士气衰而国运焉能不替。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一也。”文字狱案的屡屡兴起，直接的后果是杀掉了士气。而士气则为国运之所需，一国之内如果没有了士气，国家的败亡，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孟先生还以依另一桩案子，即陆生楠作《通鉴论》案，以说明盛中育败的第二种。此案也由锡保检举：“军前效力之陆生楠，细书《通鉴论》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金性尧著《都是文字惹的祸——清代文字狱》）接报后，雍正写了四万多字的上谕逐条批驳。陆的《通鉴论》现在已不见其书，只能从雍正“批判文章”的引文里窥见原书一二内容。从世宗的批驳看，概括起来主要有八点：一曰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恭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天下。”二曰论建储，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三曰论兵制，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四曰论隋炀帝；五曰论人君，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六曰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效忠者，皆得密奏，既或不当，亦不得使臣相知之。”“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七曰论王安石；八曰论无为而治。
对于陆生楠的这些议论，孟先生说：“今试由读《史》读《鉴》者平心而论，有一语可致杀身否？”可是，雍正却认为“罪大恶极，情不可逭，将陆生楠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对此，孟森说：“温公（司马光）作《通鉴》本以为法为戒之故，分别诏人。学者能加以发挥，正是忠君爱国之真意。以此掇杀身之祸，复谁乐致力于史实，以与国家社会相维系乎？”所以，“乾、嘉学者，宁遁而治经，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汉学家治史之法治之，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故清一代经学大昌，而政治之学尽废，政治学废而世变谁复支持。”这就是满清盛世中的第二种败象，即无人敢谈政治。
再一起案子即尹嘉铨为死了的父亲尹会一请求封谥案，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在查获的尹氏著作中，发现此人主张聚徒讲学，其文中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善于上哉？”乾隆审读了查获的著述后，也仿照他的父亲，写有批驳的谕旨，其中说：“显悖世宗《御制朋党论》。”又因尹文中有“为帝者师”的话，则批驳道：“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尹嘉铨于国家全盛之时，妄生议论，实为莠言乱政。”又因为在尹嘉铨的日记中，发现尹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乾隆批驳说：“明洪武时已废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临御天下以敬民、爱民、勤政为念，复于何事，藉大学士之襄赞？我国家世世子孙，能以朕心为心，整纲维而勤宵旰，庶几永凝庥命，垂裕万年。”结果是处尹嘉铨绞立决。孟森先生评论这道谕旨说：“此则视大学士为赘疣，……并戒世世子孙，不许倚任大臣襄赞。此真亡国之言。”他又引孟子之言：“池池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所以，孟森先生以为，此乃有清一代“盈满骄侈，斩刈士夫，造就虏奴，至亡国无死节之臣”的又一原因。这也正可解释徐中约先生的“治国决策乃皇帝特权”之论，因为皇权根本就不信任士大夫，更觉得自己才智高于士大夫，所以使士大夫由理政之官员，沦为办事之文吏，经国之事与其毫无关系，成为大清亡掉的又一大原因。
一个王朝权力的得来，无论是借助于武力，还是谋取于密室，得来之后，终归是要依靠文治来维系的。中国皇朝的文官制度，尤其是后来施行的科考制度，不依门阀，不看出身，聚天下之才而委以官职，向来自傲于世界。然而，纵然是科举制度十分成熟的明、清两朝，也没有能维持得久远，更没有实现“垂裕万年”的梦想。其原因，不在文官制度是否完备，而在于皇权对待士人的态度，或者说管控天下思想的手段。
康、雍、乾三朝接力查办文字狱案，用力辑成《四库全书》，在于慑服天下文人，肃清异端思想。这一文化统治策略，如果以满清执政的现实成效来考量，无疑是取得了成功的。满族夺得皇权，统治中国之后而引出的各种议论，经过一桩又一桩的文案，不但逐渐消声匿迹，而且在全国形成一种风气，即因此而检举揭发文人，使得一向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的中国士子，一个个从此禁若寒蝉，尽而使得满清江山也一天天稳固下来，并出现了所谓的“盛世”。但透过孟森先生的这个“远因论”，却又发现，也正是这个使得皇权得以稳固的策略，埋下了亡国的祸根。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而塞翁得马，岂不也是福祸相依？
将这个亡国的“远因”验之于明朝，又会发现，明亡时的情景，与清朝被推翻时的景况，竟然是如出一辄，演出的同一个剧本。崇祯帝朱由检吊死于煤山时，大叹满朝文武，未有一个拼死悍卫者。大清亡时，也未有“死节之臣”。其原因，岂不也正在这个“蹂躏士气”“戒谈政治”“不信士人”的亡国“远因”？
本来是巩固皇权的政略，实行之后也显示出了奇效，但未曾想到的，竟然这一政略中孕生出亡掉这个皇权的祸根。而且，这一政略用得愈狠、愈加彻底，其祸根也扎得愈深，促使皇权亡掉的反作用力量也就愈大。然而，得权之初，如果不施这一手，却又难以快速地巩固权力。可如此做了，历经数代之后，却又因此而江山易手。不能不说，这实在是出于皇权的意料之外的。
如果将这一文化统治策略，稍稍放大了看，一个王朝得权之初所施出的政略，不管是文治还是武略，开初颇显功效，但顺着这些策略挼下来，便会发现，几乎每一项政略，都在其施行之中，渐渐显出亡权的祸根，其吏制、军制、经济等，都是如此。中间虽有改制，但所有改制又都摇摆不定，很多改制实行一段，往往又复辟如初。固江山的政略，正是亡皇权的祸根，如蛇吞尾，自己吃掉了自己。正是皇权政制的这个“自噬律”，才使得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王朝轮替。
现在想来，其关键之处，全在于每一个皇朝，都视江山社稷为一姓之私物。得手之后，既思虑如何保住，更疑虑被他人夺走。而为政之略，治江山的策略，与防权力易手的办法，往往不能相融，可皇权政制却又总是将其融于一体，如此以来，自噬其身，实属必然。爱物心切，反成毁物之原由。据说唐太宗极爱《兰亭序》，百计搜求，终于访得真迹。得手之后，日夜摸索，爱不释手，死时命将其陪葬。一页麻纸，怎经得地宫中阴湿之气的百般侵袭，不出数月，恐怕就化为一撮泥水。爱之竟然毁之，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堆难以言说的感伤。
2017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