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的核心是高明预判战略形势，在多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中选定最合理的方案，作为战略决策者，最主要的任务是清醒分析形势，透过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现象，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区别主要对手与次要对手，决定根本的进攻方向，确立最终的战略目标。
这中间，对时机的准确判断和把握是战略决策的基本前提，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可见，是否“识时务”是判别领导者决策水平的试金石。“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对于不同的时势只能采取不同的策略，否则，只能是事与愿违。这正如范蠡所讲的，在时机不成熟情况下盲目对敌进攻，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必然招致惨重的失败(参见《国语·越语》)。所谓“审时”就是要认清时机，“度势”就是要把握历史运动规律，把握历史的进程与发展趋势。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进行决策时要考虑到历史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战略时机的成熟也有一个过程，并不是说目标正确就应该付诸行动，决不能只看到自己的优势而忽视了各种不利的条件。
因昧于时势而惨遭失败，前秦皇帝苻坚于公元383年发动的平晋之役(也即淝水之战)堪称典型。在这场战争中，苻坚刚愎自用，仓促挥师南下，攻打东晋，结果在淝水（今属安徽）地区遭到东晋劲旅“北府兵”的坚决抗击，惨遭失败，“八公山上，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溃不成军，使得战前苻坚所表达的“有众百万”，若“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的万丈雄心成为痴人梦呓、千古笑柄。而苻坚好不容易才统一起来的北方中原地区，也因前秦军队的淝水大败而重新陷入分裂的局面，此役之后，慕容垂、姚苌等代表的鲜卑、羌势力再度崛起，前秦政权土崩瓦解，苻坚本人也惨遭杀身的悲惨下场。这种乱局，一直要到日后北魏重新统一北方地区才得以缓解。
苻坚的失败，首先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主观武断，轻意开战，水军薄弱，战线过长，未能在局部上真正形成优势，洛涧遭遇战小挫即动摇斗志，丧失信心，淝水决战时又为东晋降将朱序所欺骗，轻易移动军阵，导致自乱阵脚，为敌所乘。
当然，苻坚失败根本的原因是在大战略上出现了失误，即违背了王猛临终前一再叮嘱的“不以晋为图”诤言，当时，王猛曾谆谆劝告苻坚：要暂时与南方敌对政权东晋朝廷保持友善，搞好关系，在维持前秦政权内部稳定的同时，加强对鲜卑、羌族势力的防范与控制，伺机清除：“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晋书·苻坚载记下》)然而，苻坚并没有听取王猛的金玉良言，而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急于求成，在统一的主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便倾全国之力仓促发动统一战争。
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前秦在北方地区的崛起是骤然而至的。公元357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在收用汉人谋士王猛为相治理国政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政治上，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重视农桑，兴修水利；文化上，兴办学校，调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军事上，扩充军队，强化军事训练，提升军队作战能力。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前秦政权“国富兵强，战无不胜，秦国大治”。在此基础上，他先后翦灭前燕、仇池杨氏、前凉、代国等诸多割据政权，统一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与南方的东晋政权形成对峙抗衡的局面。接着，苻坚就再接再厉，图谋顺势南下，吞灭东晋，实现统一，即所谓“鼓行而摧遗晋”(《晋书·苻坚载记下》)。
应该说，苻坚对国家统一的向往是至诚的。苻坚本人深受儒学的影响，他以天下为怀，企求统一，渴求“平一六合”，正是“天下一家”文化理念浸润的自然反映，是对“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祀上》注引应劭《风俗通》）“大一统”理想图景的真诚追求。所以尽管他的天下统一方略并不能得到大多数臣属的支持，甚至他最信任的且最有才干的苻融也持反对意见，他最后还是作出决断：大举起兵，翦灭东晋，混同南北。可见，苻坚以天下一统为怀，其间包含着对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的理解，充沛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然而，苻坚的统一努力最终以悲剧落幕，问题就出在他未能知彼知己，审时度势，在统一时机的把握上发生严重的偏差。因为前秦虽在较短的时间里统一了北方，但靠的是军事力量，以征服手段完成的，内部的民族矛盾依然尖锐，前秦的统治秩序远未稳固。所以，对苻坚来说，巩固北方的统一尚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只有在内部整合巩固的基础上，方可谋求用兵南方。这就是《孙子兵法·形篇》中所一再阐释的道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就南方而言，晋室南渡后，虽偏安一隅，但却仍以中原正统自居。谢安执政后，进用贤才，团结大臣，“群臣辑睦，内外同心”（《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晋纪二十六》）、“百姓乐业，谷帛殷阜”(《晋书·食货志》)。因中原战乱流寓到南方地区的民众，有保卫新家园以求安定的强烈意愿，并未对东晋政权失望。这就是当时的客观现实，也就是所谓的“时势”。对苻坚来说，应该采取的正确的战略抉择是，在一定的时间里与东晋保持友善的睦邻关系，专心于内部问题的解决，为日后一统天下积蓄力量，耐心等待历史机遇，俟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再挥师南下，实现统一。
显而易见，当时“时势”的根本特征是南北统一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即包括当时北方和南方的经济条件均难支撑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也包括史上传统的“南船北马”问题未遑在短时间内加以解决，在仓促发动统一战争的情况下，北方的骑兵在南方水泽地带势必难逞其长。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看来，淝水之战中的前秦显是远逊于灭吴之战中的西晋，而淝水之战中的东晋却又强于灭吴之战中的孙吴。由于两次战争条件的不同，晋灭吴之战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苻坚淝水之战则否。淝水之战前，北方的统治秩序远未稳定下来，氏族贵族中权利的分配尚未基本完成；被统治民族激烈对抗氐族统治的形势尚未消失”（《东晋门阀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北方的民族融合并未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北方尚没有积蓄起统一南方的充足力量，北方统一南方的条件远远未臻成熟。在这种背景下，苻坚迷信自己在军队数量上的优势，企图将统一国家的大业“毕其功于一役”，就是十足的昧于时势了。其结果当然只能是丧师辱国，一败涂地，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
英国著名战略思想家利德尓·哈特在其战略学名著《战略论》中提出了“间接战略路线”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军事战略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懂得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美国杰出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在其《大战略》一书中也指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综合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没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与军事的有机结合，战争便不可能取胜(参见《大战略》“前言”与“代序”，战士出版社，1978年版)。而大战略顺利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善于综合各种战略要素，正确判断形势，高明把握时机。苻坚在国家统一大战略制定和实施上的碰壁，恰好从反面进一步证明把握与利用时机的重要性，而其深刻的教训，同样能给今天的人们以极其深刻的启示。换言之，战略决策上驾驭利害的大智慧，乃在于：能分清根本与枝节的利与弊；能辨别长远与眼前的得与失；能区划表层与本质的对与错；能认知局部与全面的优与劣。“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牢牢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最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