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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苻坚的战略误判及其历史教训

  

   战略的核心是高明预判战略形势,在多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中选定最合理的方案,作为战略决策者,最主要的任务是清醒分析形势,透过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现象,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区别主要对手与次要对手,决定根本的进攻方向,确立最终的战略目标。

   这中间,对时机的准确判断和把握是战略决策的基本前提,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可见,是否“识时务”是判别领导者决策水平的试金石。“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对于不同的时势只能采取不同的策略,否则,只能是事与愿违。这正如范蠡所讲的,在时机不成熟情况下盲目对敌进攻,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必然招致惨重的失败(参见《国语·越语》)。所谓“审时”就是要认清时机,“度势”就是要把握历史运动规律,把握历史的进程与发展趋势。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进行决策时要考虑到历史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战略时机的成熟也有一个过程,并不是说目标正确就应该付诸行动,决不能只看到自己的优势而忽视了各种不利的条件。

   因昧于时势而惨遭失败,前秦皇帝苻坚于公元383年发动的平晋之役(也即淝水之战)堪称典型。在这场战争中,苻坚刚愎自用,仓促挥师南下,攻打东晋,结果在淝水(今属安徽)地区遭到东晋劲旅“北府兵”的坚决抗击,惨遭失败,“八公山上,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溃不成军,使得战前苻坚所表达的“有众百万”,若“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的万丈雄心成为痴人梦呓、千古笑柄。而苻坚好不容易才统一起来的北方中原地区,也因前秦军队的淝水大败而重新陷入分裂的局面,此役之后,慕容垂、姚苌等代表的鲜卑、羌势力再度崛起,前秦政权土崩瓦解,苻坚本人也惨遭杀身的悲惨下场。这种乱局,一直要到日后北魏重新统一北方地区才得以缓解。

   苻坚的失败,首先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主观武断,轻意开战,水军薄弱,战线过长,未能在局部上真正形成优势,洛涧遭遇战小挫即动摇斗志,丧失信心,淝水决战时又为东晋降将朱序所欺骗,轻易移动军阵,导致自乱阵脚,为敌所乘。

   当然,苻坚失败根本的原因是在大战略上出现了失误,即违背了王猛临终前一再叮嘱的“不以晋为图”诤言,当时,王猛曾谆谆劝告苻坚:要暂时与南方敌对政权东晋朝廷保持友善,搞好关系,在维持前秦政权内部稳定的同时,加强对鲜卑、羌族势力的防范与控制,伺机清除:“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晋书·苻坚载记下》)然而,苻坚并没有听取王猛的金玉良言,而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急于求成,在统一的主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便倾全国之力仓促发动统一战争。

   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前秦在北方地区的崛起是骤然而至的。公元357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在收用汉人谋士王猛为相治理国政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政治上,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重视农桑,兴修水利;文化上,兴办学校,调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军事上,扩充军队,强化军事训练,提升军队作战能力。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前秦政权“国富兵强,战无不胜,秦国大治”。在此基础上,他先后翦灭前燕、仇池杨氏、前凉、代国等诸多割据政权,统一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与南方的东晋政权形成对峙抗衡的局面。接着,苻坚就再接再厉,图谋顺势南下,吞灭东晋,实现统一,即所谓“鼓行而摧遗晋”(《晋书·苻坚载记下》)。

   应该说,苻坚对国家统一的向往是至诚的。苻坚本人深受儒学的影响,他以天下为怀,企求统一,渴求“平一六合”,正是“天下一家”文化理念浸润的自然反映,是对“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祀上》注引应劭《风俗通》)“大一统”理想图景的真诚追求。所以尽管他的天下统一方略并不能得到大多数臣属的支持,甚至他最信任的且最有才干的苻融也持反对意见,他最后还是作出决断:大举起兵,翦灭东晋,混同南北。可见,苻坚以天下一统为怀,其间包含着对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的理解,充沛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然而,苻坚的统一努力最终以悲剧落幕,问题就出在他未能知彼知己,审时度势,在统一时机的把握上发生严重的偏差。因为前秦虽在较短的时间里统一了北方,但靠的是军事力量,以征服手段完成的,内部的民族矛盾依然尖锐,前秦的统治秩序远未稳固。所以,对苻坚来说,巩固北方的统一尚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只有在内部整合巩固的基础上,方可谋求用兵南方。这就是《孙子兵法·形篇》中所一再阐释的道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就南方而言,晋室南渡后,虽偏安一隅,但却仍以中原正统自居。谢安执政后,进用贤才,团结大臣,“群臣辑睦,内外同心”(《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晋纪二十六》)、“百姓乐业,谷帛殷阜”(《晋书·食货志》)。因中原战乱流寓到南方地区的民众,有保卫新家园以求安定的强烈意愿,并未对东晋政权失望。这就是当时的客观现实,也就是所谓的“时势”。对苻坚来说,应该采取的正确的战略抉择是,在一定的时间里与东晋保持友善的睦邻关系,专心于内部问题的解决,为日后一统天下积蓄力量,耐心等待历史机遇,俟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再挥师南下,实现统一

   显而易见,当时“时势”的根本特征是南北统一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即包括当时北方和南方的经济条件均难支撑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也包括史上传统的“南船北马”问题未遑在短时间内加以解决,在仓促发动统一战争的情况下,北方的骑兵在南方水泽地带势必难逞其长。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看来,淝水之战中的前秦显是远逊于灭吴之战中的西晋,而淝水之战中的东晋却又强于灭吴之战中的孙吴。由于两次战争条件的不同,晋灭吴之战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苻坚淝水之战则否。淝水之战前,北方的统治秩序远未稳定下来,氏族贵族中权利的分配尚未基本完成;被统治民族激烈对抗氐族统治的形势尚未消失”(《东晋门阀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北方的民族融合并未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北方尚没有积蓄起统一南方的充足力量,北方统一南方的条件远远未臻成熟。在这种背景下,苻坚迷信自己在军队数量上的优势,企图将统一国家的大业“毕其功于一役”,就是十足的昧于时势了。其结果当然只能是丧师辱国,一败涂地,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

   英国著名战略思想家利德尓·哈特在其战略学名著《战略论》中提出了“间接战略路线”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军事战略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懂得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美国杰出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在其《大战略》一书中也指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综合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没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与军事的有机结合,战争便不可能取胜(参见《大战略》“前言”与“代序”,战士出版社,1978年版)。而大战略顺利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善于综合各种战略要素,正确判断形势,高明把握时机。苻坚在国家统一大战略制定和实施上的碰壁,恰好从反面进一步证明把握与利用时机的重要性,而其深刻的教训,同样能给今天的人们以极其深刻的启示。换言之,战略决策上驾驭利害的大智慧,乃在于:能分清根本与枝节的利与弊;能辨别长远与眼前的得与失;能区划表层与本质的对与错;能认知局部与全面的优与劣。“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牢牢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最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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