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西方战略学家说过，军事谋略的最主要特征，就是要有能力区别哪些是能够办到的和哪些是不能够办到的（利德尔·哈特《战略论》）。从事任何社会活动，都要求人们具有战略意识，要深谋远虑，未雨绸缪，趋利避害，把握主动，这在生死较量的军事斗争方面尤其如此。作为军事统帅或将领，如果他不能做到洞察几微，参悟长远战略利益与眼前战术得失之间的关系，只顾局部的、暂时的蝇头小利，而对根本的全局的战略目标加以漠视，忽略，抓小放大，买椟还珠，那么他至多只能成为普通的战将，而不可能成为高明的战略家。
春秋时期，晋国厉公在位时的重卿范文子可算是一位富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杰出人物。我们从他对晋楚鄢陵之战的认识就能看出他的战略观念高人一筹，善于从大局出发，着眼于根本利益，去伪存真，去芜取精，正确理解并评估战略前景的卓越识见。
众所周知，晋楚争霸是整个春秋历史的关键节目和主题旋律。而在晋楚争霸战争史上，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又各具其里程碑式的意义。城濮之战使得晋文公“取威定霸”，召开轰轰烈烈的践土大会，一跃而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睥视天下，号令诸侯，楚国在很长时间里北进中原的势头受到遏制。而邲之战的结果是楚庄王兵进中原，陈师周疆，耀武扬威，问鼎之轻重，俨然取代晋国而为诸侯之伯。鄢陵之战则是晋、楚争霸战争的第三次，也是两国军队最后一次主力会战。是役晋胜楚败的结局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从此走向颓势，晋国再一次对楚形成明显的优势，其霸业发展到极盛阶段。
按理说，作为晋国统治集团核心成员之一的范文子，应该对晋国的大获全胜感到由衷的欢欣鼓舞才是。的确，把多年的劲敌楚国杀得大败亏输，狼狈逃窜，使郑、宋等中小诸侯国纷纷叛楚附晋，这是件扬眉吐气、极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范文子从一开始就反对晋国从事这场战争，认为这是图慕虚名而取实祸的抉择，而战争的获胜同样也不能激起他的兴趣。
早在进行鄢陵之战战略决策之时，范文子就明确表示不赞成晋楚开战。他的主要理由是，晋国的忧患在内部而不在外部，在晋国面临着深重的内部危机，形势吊诡不可捉摸的关键时刻，最佳的选择是一动不如一静。“我伪逃楚，可以纾忧……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他强调指出，不如保留楚国这个外患以稳定晋国内部，“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左传·成公十六年》）所以，他一再主张避免和楚军正面交锋。应该说，他的这个认识与后来孟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见解相一致，也与晋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局面相符合。长期以来，晋国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并曾多次激化为血腥的冲突。其卿权太重，各拥军队，内部不团结，勾心斗角，政出多门，互相拆台，乃是无法治愈的痼疾，严重影响了晋称霸中原大业的顺利进行。在外患严重的情况下，国君与卿大夫之间，为了抵御外患，尚能够齐心协力，一致对外，使得种种内部弊端还可以暂时被掩盖起来，但一旦外患清除，那么原先所潜伏的国内政治矛盾便会迅速激化，导致残酷的内讧。《孙子兵法·九变篇》有云：“夫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范文子正是朴素辨证地看待利害得失关系，从根本战略利益上考虑问题，才坚决主张不与楚军决战的。
遗憾的是，晋国当时的执政者、中军帅栾书却是战略目光短视而又自以为是的庸人，他只看到表面上对晋军有利的作战形势，认为与楚军作战有胜出的把握，坚决主张早打，大打。拳头出真理，刀剑定是非。战略意识同样平庸的晋厉公采纳了栾书的意见，于是大举兴师，与楚军在鄢陵一决雌雄。
从表面上看，鄢陵一役如栾书之流所料是晋军打赢了，这当然使晋国上下欢腾雀跃，把酒庆功。然而头脑异常冷静的范文子并不为这种胜利的表象所迷惑，仍然坚持自己的初衷，面对晋军自鄢陵凯旋而归的热闹场面，他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更加忧心忡忡，认为整个国家实际上正处于深渊边缘，内乱就要爆发，为了逃过这一劫难，他甚至希望自己快点死去，一死百了，眼不见为净，以免于难。他说：“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左传·成公十七年》）
《老子》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俗谚也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形势的发展果真证实了范文子的战略远见。晋国的霸业达到辉煌顶点之时，也正是晋国衰运萌芽之始。晋厉公取的鄢陵之战大捷后，认为已无外患对自己构成威胁，遂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强卿宗室，“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诛杀“三郤”，剥夺栾氏、中行氏的权力。由于此举严重触犯了强卿大宗的既得利益，于是晋国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动乱随之爆发，晋厉公的亲信胥童等人丧命刀下，厉公本人也最终走上不归路。这场残酷血腥的内部动乱使得晋国在鄢陵之战后所取得的相对战略优势很快化为乌有，也导致晋国的政局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日后虽也短暂出现过“晋悼公复霸”的历史场面，所谓“三驾而楚不能竞”，但毕竟是回光返照。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齐、晋盟国关系破裂，晋公室一蹶不振，乃至最终导致“六卿相残”、“四卿争权”、“三家分晋”格局的形成，都可从鄢陵之战看出端倪。
由此可见，范文子有关鄢陵之战的认识，的确是极其宝贵的战略远见，所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子兵法·地形篇》）；可惜的是，他的战略远见未能为决策者所重视，枉费他一番良苦用心。否则，春秋后期的历史也许可以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