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研究先秦，萨保问题之所以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这个问题与我十多年来研究的神守、社稷守有关。最近，同事李锦绣女士指引我去看了几篇论文，我感觉萨保可能是祭司首领的称呼。后世见于《三国志》的“天君”，《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里的“鬼主”，是政教合一的部落首领，也有助于理解萨保。
首先我想强调，单是从《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铭》开头说“公讳萨宝”，看出“大首领”可以和“萨宝”划等号。这里的“萨宝”公认等于“萨保”。“萨保”是译音，以“保”名官，来源甚古。中国传统文献和西周青铜器常见人名“保”，从古至今都被认为是召公的专称，实际上我们可以举出几件青铜器反驳这一成见。例如西周早期铜器《令彝》原文有“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一句话，这里的“明保”郭沫若先生猜测是周公的儿子伯禽，因为毫无旁证，信者很少。现在的研究者则猜测是周公另一个儿子君陈，其实也没有可信的根据。而且与《尚书•洛诰》“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对照，光是语气都不协调。《洛诰》这句话如果翻成白话可以是这样：“（周王）这样说：‘公明保’，我这个年轻人……”，对“明保”完全是恭恭敬敬的。我主张 “明保”只能如杨向奎先生所解：“明保”就是周公本人。杨先生此说颇受讥笑，我以为墨家的信徒尊称墨子为“子墨子”，周公是西周的总设计师，为什么不能被称为“子明保”？杨先生认为周公名“旦”，“明保”之“明”正好照应“旦”字，我则以为“明保”等于《诗经》里的“灵保”，意义等于“神保”。西周以少胜多，险胜商朝，立国不久就遇到东方诸国的反抗，要不是周公东征，采取铁腕的手段，西周像秦朝那样暴兴暴灭也未可知，周公确实是西周“神圣的保护者”（神保）！周朝257年的基业与周公确有莫大的干系。我由此想到青铜器铭文“皇天尹太保”真的如学术界众口一词指召公吗？“皇天尹太保”的称呼未尝不可以照应“明保”的称呼。总之，召公称“保”没有问题，但不意味着别的贵族不能称“保”。针对有些学者强调北周信佛的宇文护字“萨保”、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岐法起造像碑》中有“佛弟子岐萨保”两条材料，认为萨保与佛教有关，因而与印度有关。荣新江先生认为前者很可能与胡人聚落首领意义的萨保有关；后者作为佛弟子，意义很可能是“菩萨保佑”的缩写，其说甚确。我联想到古史辨先驱钱玄同先生第二个儿子夭折，第三个儿子就取名“三强”，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我母亲给我大哥取的小名叫“石保子”，意思是“受石王菩萨保护（而不会夭折）的孩子”。所谓“石王菩萨”，只是我老家对面大山上一处悬崖。用吉祥字取名，古今同理，可以放之四海。
其次，“萨保”如果是“大首领”，最初是一种什么“大首领”？我以为最初可能是粟特人祭司首领的称呼。萨保是贵族，不同于民间三教九流的“巫家”，巫家出身反而不得为官（《后汉书•高凤传》：“（凤）名声著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粟特信仰火祆教，举世公认。祆即天，人类最早崇拜的对象莫过于天和地。火呢，因为跟人类的生活太贴近了，也受到崇拜。以中国而论，传说中的祝融酷似后世的火德真君，楚人认它做祖先。汉代人论证汉朝的合法性，说是汉朝得了五德（金、木、水、火、土）中的火德。在远古，最初的首领都是宗教首领。一个人一旦被视若神明，就能登上首领的宝座，卓越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名著《金枝》专门揭示这一主题。《新唐书•列传•南蛮下》说两爨蛮：“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昆明首领号称“昆明大鬼主。”《宋史•列传•蛮夷四》载黎州诸蛮，共十二种，“夷俗尚鬼，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同书又有“以归来州地赐罗氏鬼主”的记载。甚至在1949年以前，中国云南、四川的彝族地区还存在鬼主制度。“都鬼主”等于说“大鬼主”，犹如“萨保”称“大萨保”、“摩诃大摩诃”。“主祭者为鬼主”令人想起春秋时被逐的卫献公，为谋求复辟，他与权臣宁喜开出的条件是：“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可见过去的最高统治者即使在失势之后，犹且念念不忘控制宗教权。
“鬼主”一词，还可以在它以前找到绝配，那就是“天君”。《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说韩“信鬼神，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天君之“天”、鬼主之“鬼”即标示其宗教权力，相当于神守的“神”；而天君之“君”、鬼主之“主”则标示其行政权力。
由“天君”往前追溯，就是神守。多年来，我一直犯愁，如何将神守解释得通俗易懂。大致说来：
（一）古代的最高统治者可以被称为“神”。
（二）古代的社会实体长期实行宗教统治，有点像现在的梵蒂冈。
关于第一点，据《国语》记载：公元前494年，以今天江苏为势力中心的吴国攻打以今天浙江为势力中心的越国，摧毁越国的会稽城，以防越国据以顽抗，就在毁城的过程中 ，出土了特别长的骨头，一节骨头竟盖满了一车！这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考古发现之一，在当时无疑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新闻，孔子是著名的博物君子，当时一发现有什么特异的东西，往往来问他，如“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之类。孔子告诉吴王夫差的使臣：过去“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迟到，被禹杀戮，其骨节专车，因此会稽出土的骨头是防风氏的遗骨。《韩非子》记载这个故事时，直接把“群神”写作“诸侯之君”，原文说：
禹朝诸侯于会稽之山，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两书对比，《国语》的“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韩非子》的“禹朝诸侯于会稽之山”，也就是说，群神＝诸侯，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古代有一种诸侯被称作“神”。
关于第二点，对于孔子所讲的传奇故事，吴国使者不知什么是“神”，孔子因而解释道：“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
历代将“其守为神”的“神”解释为鬼神，其实指的是人，有神性的人。在远古，一个人一旦被视若神明，固然就能登上首领的宝座。相反，如果出现大的天灾人祸，人们就会认为首领已不具有神性，应当用新的神圣之人取代。同样是《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新五代史•契丹传》载契丹部落中有一个较大的部族叫大贺氏，大贺氏后来又分为八部。部的首领号大人，推举一个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当“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推举新的盟主。可见成为一名首领并非易事，也有很大的风险。
“社”即古文字中的“土”字，可以指土地神；“稷”，古人视为五谷之长，也可指谷神。土谷之神关系到一个族群的命脉，后世就以“社稷”指代国家。最初的国家就是脱胎于宗教形态。如果我们提炼古语，“国家”可以叫社稷守，国家之前的宗教形态可以叫“神守”。1997年，我将美国学者Bauer《印加神话和宗教仪式对国家政权的合法化》一文译成中文，1998年收入杨先生的祝寿论文集，可以一窥古代美洲“神守”之一斑。1997年，我本着神守、社稷守在夏代的分化，对中国历史重新分期，发表于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创刊号，杨先生完全不同意。因为他把神守作为炎帝族系独有的形态，属于这一形态的就是炎帝，比如他说：“炎帝文化体系实及西南地区，彝族后来之‘鬼主’制度实有类于‘神守之国’。”（《论〈吕刑〉》，《管子学刊》1990年第2期。）当时单位安排我住在历史所一个废弃的车库里，这比以前在西坝河住集体宿舍，或者在研究生院合住，或者在郎家园合住地下室，都强多了。我在黑暗的车库中盼望光明，“神守”问题的光明何在？我以为只有修正杨先生“神守属于炎帝族系”的观点，转而将神守确定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形态，不是区分族系的标准。“鬼主”制度确实有类于“神守之国”，但不能证明彝族属于炎帝族系。2000年，杨先生去世不久，他的《墨经数理研究》要再版，我奉山东大学出版社林之命，写一个后记，其中说：
按我的引申，神守、社稷守的关系，有点像梵蒂冈与意大利的关系。夏代以前全是神守（梵蒂冈式的纯宗教实体）。到了夏代，从神守分化出社稷守，即最早的国家（意大利）；同时，还没有跨入国家门槛的神守仍比比皆是（梵蒂冈与意大利平行发展）。
在这一认识之下，我写成了《中国思想的起源》三卷，2003年有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把思想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突出意识形态对文明产生的促进作用，认为在文明的初始阶段，起维系作用的就是“神”的信仰。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产生，神权向王权的转化过程，是应当注意的。前苏联学者弗•米•马松指出：“关于在许多早期文明中存在过的政权的神权性质，这个概念是颇饶兴趣的。”他将“早期文明”的特点概括为城市、宏伟建筑物和万字的三位一体，指出宏伟建筑物多半是宗教复合体的构造和越来越大的体积。神庙联合体作为社会的经济－政治组织，它在许多场合都早于王权的确立，早期城市也可以叫做“神庙城市”。最早的执政者就是祭司，后来，“大人”（有路伽尔头衔的军事长官）依靠军事力量逐步篡夺祭司的职能。古良耶夫已经指出，在中美洲诸社会里，王权获得头等地位，至少是在公元头几个世纪。那么，在王权产生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神权阶段，应当是没有疑义的，它对思想起源的影响，有待探讨。笔者编辑的《古史考》第八卷取名《神守社稷守》，就是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现在历史界和考古界都热烈讨论中国我们的上限，都是往前拉，《古史考》第八卷强调只能推在夏朝，因为在夏朝之前还没有社稷守（国家），而国家是文明的概括（恩格斯说的）。商朝已经是王权国家，可是《礼记》等书都说殷人“尚鬼”、“率民以事神”，神守传统之浓厚可知。已经发现的几十万甲骨文就是他们“率民以事神”的物证。另外，文献和甲骨文都记载商朝在西边的敌人叫鬼方，大概鬼方信奉的宗教与殷人不同，殷人非把它铲出不可。这类神守传统的影响还可以举出很多。就拿西周总设计师周公来说，从《尚书•金縢》可以看出他形同巫师。
第三，控制宗教是走向国王宝座的捷径，可是中央的国王只有一个，也就是说由宗教人员发展为国王的只是特例，随着王权的加强，更多的宗教人员称为祭司，是王权的附庸。粟特人的国王是不是实际称过萨保我不知道，在理论上我以为是完全可能的。低一点的祭司阶层也可以称为萨保。因此，萨保这一外来官职传到中国，官品也有高有低。古代的贵族从哪来？不外宗教和军功两途。据《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和战争列为国家大事，这虽然讲的是春秋时期的中国，实际也是各民族通例。粟特人善于经商，使得研究者认为“萨保”当指货币贵族。这个问题还需考虑。在中国古代，尤其是上古，经商者必非贵族，贵族则不能经商。贵族到商业地区，等于自降身份，是要受处罚的，《周礼》对此有详细规定（“世子过市，罚一帟。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
入华萨宝出自粟特本土康国、安国、史国等国的王族或贵族，诸家无异词，如：
1.唐贞观廿一年（647年）大唐故洛阳康大农墓铭云说他“本康国王之裔也”，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于洛阳。祖陁，齐相府常侍；父和，隋定州萨宝。后面说到他们家“生资丰渥，家僮百数”，简直和吕不韦差不多。
2.武威今存康阿达墓志，称康阿达是西域康国人，“皇帝之胄胤”。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宝。
3.唐史诃公墓志铭说他是史国王之苗裔。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祖思，周京师萨宝，酒泉县令。
姜伯勤先生《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汉文粟特人墓志考释》等文都有举例。现在我想扯远一点，现在我想就中国春秋时期申、吕两国的演变作一说明。
这需要提到杨向奎先生1989年的一篇论文《论“以社以方”》。回忆我1989年考取了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当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全国所有的文科研究生被要求到基层“锻炼”一年，西北大学的“锻炼”基地在河南濮阳中原油田，我分在该油田的采油五厂，此时杨向奎先生《论“以社以方”》一文已于当年发表（《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我完全不知，1990夏天返校后读到大惊，我深信古史研究必将由此突破，
认为杨先生此文可与顾颉刚先生1923年引发古史辨运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0月，第一次给杨先生写信请教，遂订忘年之交（我在《古史考》第八卷《神守社稷守》第539页记录颇详）。“以社以方”是《诗经•甫田》里的诗句，其中的“方”“社”为祭名，全诗讲的是农民在耕种的过程中祭祀，以求丰收。杨先生指出，古代最重要的祭典是祭天旅地，祭天为社，旅地为方；社为圜丘而方为方坛，本天圆地方之说而为之。在中国古文字中，“社”即“土”字，“土”在甲骨文中的形状为 ，应释为“圜丘”，乃祭天之所。“方”即方坛，祭地祇。司祭天者为“神”，即“申”。吕即旅，吕、旅同音，段玉裁《古韵表》以为同属五部。“吕”的字形还有方坛的余意，是祭地者。
春秋时的齐、许、申、吕都是姜姓后裔，齐国还开创了“春秋五霸”的霸业。在夏朝以前的五帝时代，姬姓的黄帝族是与姜姓的炎帝族通婚结盟的。到了夏朝，《国语•周语下》记共工的后代四岳帮助禹治理洪水，被“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则是姒姓与姜姓的结盟。西周更是姬姓与姜姓的结盟，周人的老祖母叫姜嫄，西周的吕尚形同国师，汉代还流行《太公阴谋》之类的兵书。从以上杨先生的考证可以说明申、吕两国的国名源自他们祭祀天地的职业。这一点杨先生在文章里影影绰绰，有点遗憾。
而且申、吕两国都曾经称王，应当是因为执掌神权，逐渐发展出王权。1990年在湖北郧县肖家河村发现一批春秋晚期铜器，其中的一件簠，器盖和器内壁都有3行相同的铭文：
申王之孙叔姜，
自作飤𠤳，其眉
寿无諆，永保用之。
可见申国曾经称王。“申王之孙”的叫法和入华萨宝的王族称呼是很相像的。吕国也曾经称王，有好几件青铜器为证。《三代》5•30•1《吕王鬲》：“吕王作 鬲，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三代》12•12•2：“吕王 作大姬 壶，其永宝用享。”这两件青铜器大概属于西周吧。《尚书》有《吕刑》篇，列为《周书》，开头便说“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历代经师将“吕命王”解释为周穆王命吕侯，傅斯年先生始以“命”为吕王之号，如周昭王之类，指的是一个特定的人，杨向奎先生极为欣赏他老师的这一说法。这当然很对。这说明直到西周，吕国仍然称王。在此之前的夏、商两朝，吕国必然也称王。可是夏、商、周已经是王权国家，最高统治者是姒姓（夏）、子姓（商）或姬姓（周），姜姓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他们虽然一度称王，也只能是小国寡民。而且随着中央集权的扩大，“王”也不能称了，降格为中央王权的祭司，“以社以方”的诗句可以说明。
有一件青铜器《作册申卣》：
隹明保殷成周年，
公赐作册申鬯、贝，申
扬公休，用乍父乙
宝尊彝。
“申”字在郭沫若的时代，还不能释读。裘锡圭先生始释为“申”，已为定论。学界对“明保”的解释很有分歧，但都认为这件铜器属于西周初年，可以说明申人在西周初已经不称王，而充当史官（作册），从事祭祀活动是当时的史官的职责之一。唐朝萨宝府下设祆正，可见来华萨保仍然管理宗教事物。随着宗教世俗化的趋势，萨保当然也可以管理世俗事务。陈国灿先生以河西节度副大使鄯州都督安公神道碑为例，指出盘娑罗，据忠敬碑即罗方大，他无官职，隋朝却授给他“开府仪同三司”，死后还赠与“石州刺史贵乡公，”显然与他是武威一带有影响的祆教领袖以及萨宝有关。而且他至少已是第三代的萨宝了。姜伯勤先生称赞这是“重要发现”，确实如此。我联想到现在的伊朗还有宗教领袖和行政总统，古代祭司贵族首领的显赫地位可以说令人不寒而栗。“神守”、“天君”、“鬼主”好比是伊朗的宗教领袖，“社稷守”好比是伊朗的总统。
1999年山西太原出土的隋朝检校萨保府虞弘墓志，说虞弘是鱼国人，祖父是鱼国领民酋长。姜伯勤先生列举相关“鱼”姓资料：
《元和姓纂》卷二，九鱼，“鱼”姓，“冯翊下邳，苻秦有鱼遵，元孙经，后魏吏部尚书，生徽、俊、代略。”
《隋书》卷六四有《鱼俱罗传》，鱼俱罗乃冯翊下邽人。岑仲勉先生校云：下邽乃下邳之讹。
《元和姓纂》卷二，十虞，“虞”姓，灵武迴乐。“状云，本自会稽徙焉。后周有泌〔沁〕源公虞详，生庆则，隋右仆射、鲁公。孙操，唐长江令。”《隋书》卷四时《虞庆则传》：“本姓鱼，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姜先生因此推测鱼国领民酋长也许来自灵武。（姜伯勤《隋检校萨保虞弘墓石椁画像程序试探》，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吴锐谨按：花叶纹和鱼纹可以说是仰韶文化两大标志性纹饰，花叶纹的强大传播力可以说骇人听闻，北至内蒙、辽宁，南至湖北、上海，西至青海，本人曾举出数十例图案（花叶纹见拙著《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1-270页。鱼纹见《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二卷第一种第一节）。按照仰韶文化研究权威石兴邦先生的解释，这些看起来是花叶纹的纹饰其实也是鱼纹。本人在众多的鱼纹中选出三个特例，分别出土自陕西宝鸡北首岭、陕西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这些遗址都在渭水流域，都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公元前5000-公元前4500）：
1 2 3
构图方式是人面和鱼的组合，我主张这表达的是一种“神鱼”或者“天鱼”观念，因为当时没有文字，只好用这种图画来表示。这种人、鱼紧密型构图方式虽不见于汉水上游的陕西南郑龙岗寺和西乡何家湾两个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但有单独的“蒙面人”纹饰和单独的鱼纹。我以为鱼族应该是中国史前第一大族，只有鸟夷族可以与它相提并论。（某著名学者看见文物上有鸟站在山上的图像，“山”字上一个“鸟”不是“岛”吗？于是就与《尚书》中的“岛夷”对应，尚不知《尚书》中的“岛夷”是在唐朝妄改，原本作“鸟夷”鸟夷大部分既不住在山上也不住在岛上，见拙作《从“岛夷”论谈考古与文献的对应》，《古史考》第六卷。）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的人面到了有文字的时代，固定为“天”字，字形还是人站立之形；仰韶文化的鱼纹到了有文字的时代，固定为“鱼”字。目前还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夏朝的开创者禹，他父亲叫“鮌”，我主张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按天、玄古音相通之理，“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1998年给杨向奎先生编祝寿论文集，我提交的论文系统研究了100多件天鼋、玄鼋铜器群，发挥郭沫若、杨向奎二先生非创见。2002年参与张政烺先生祝寿论文集编辑工作，我提交的论文从铜器铭文中找出一批“天”字加族名的形式，首列天鱼，始悟《甲骨文合集》第21470片、《南明》四七二没有释读的 字和 字，都是“天鱼”二字的合文，《南明》四七二的“天鱼白”正像周文王在商朝被称为“西伯”一样。在青铜器上，“鱼”字还经常用象形表示。且多次出现“白（伯）鱼”，如《伯鱼鼎》“白鱼乍宝 彝”（《殷周金文集成》2168,西周早期，河北易州出土），《伯鱼𣪘》“白鱼乍宝 彝”（《殷周金文集成》3534、3535,西周早期）,《 𣪘》“白鱼乍宝 彝”（《殷周金文集成》3825,西周早期，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墓葬出土），《伯鱼卣》“白鱼乍宝 彝”（《殷周金文集成》5234,西周早期）,《伯鱼器》“白鱼乍宝彝”（《殷周金文集成》10545,西周早期）。《山海经•海外南经》：“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 虫为蛇， 蛇号为鱼。”郭璞注云：“以虫为蛇，以蛇为鱼。”可见蛇也可称为鱼。不仅如此，蛇还能化为鱼。《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 颛顼死即复苏。 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又：《海内北经》：“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柸而东向立。一曰龟山。”可见蛇巫之山可以称为龟山。是不是因为鱼、龟、蛇都是水族动物，所以被古人不加区别？龙又是对蛇的神化。《周语•郑语》叙述龙漦化为“玄鼋”，后来才有褒姒的出现，韦昭注：“鼋，或为蚖。蚖，蜇蜴，象龙。”可见鼋（鳖）与龙的关系。夏人是姒姓，《金文编》所收多例 图像，古文字学家自来无解，杨先生首次释出这是“玄鼋”二字的合文，本人曾经列举更多的青铜器铭文，证明杨先生的释读（《古史考》第八卷，第549-550页）。从《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鼋”可以看出周人崇拜“天鼋”，而玄鼋、天鼋（铜器作 ）是一回事，可能都是从新石器时代的鱼族分化出来的不同支系。
姜伯勤先生引用周一良先生的话：“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勒、匈奴、契胡族，昭然可晓。”推测服属赫连氏之鱼姓，或为匈奴所属之胡人。虞弘家族因一直保有西胡系领民，故任检校萨保府（前引姜伯勤先生文）。学者认为虞弘墓石浮雕反映的是中亚至西亚的文化，石椁图像中所见人种，应该是鱼国人种（张庆捷《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的初步考察》，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鱼国人种未必像唐史专家认为的那样也发源于中亚或西亚，甘肃东部、陕西关中一带正是鱼族的发源地，可以说是尔后正统华夏族的始祖，其中一支不知何年何月播迁到中亚或西亚，接受了不同的文化，如果是从华夏族的立场来看，已属“非我族类”；这个民族中的虞弘在隋朝来到中原做官，也算是认祖归宗。只是由于时间久远，历史信息是很容易丢失的。即使启虞弘于地下，他也未必知晓这一曲折的过程。
神秘主义属于另一个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或证伪的系统。当猿人制作第一块石器时，我们可以说他创造了“文明”，这是物质文明。他生存的空间，我们可以称为“现实空间”。人类的天性是不满足于现实空间，而是力图构筑精神空间。这种精神空间可以是艺术的，如法国旧石器时代洞穴里的绘画；也可以是虚幻的，最明显的是宗教。如果猿人只满足于吃饱喝足，那与动物何异？人号称万物之灵，我看应当指具有创造精神空间的能力。一切神秘主义以及随后的宗教是先民不满足于生活的现实空间，试图探索精神空间的一项创造，可以作为区分人类和动物的标志之一。杨先生屡次嘱咐我扩大神守的研究，包括印度的婆罗门教之类。我试着从道教入手，于2002年写了本《神守传统与道教起源》，台湾三民书局印刷中。我不相信道教像主流所说的那么晚，像光武帝时代的维氾，弟子数百人，已经是很完整的宗教组织。我目前还只猜测萨保是祭司首领，属于贵族，不属于“巫家”，但也达不到天君、鬼主的级别。荣新江先生屡次说萨保是“政教大首领”，究竟大到什么程度？联想到《魏书》、《隋书》卷八三记康国萨宝水上阿禄迪城，把粟特故乡的泽拉夫珊河称作“萨宝水”，会不会粟特的国王也可称“萨保”？这是我最关心的。单是从吴玉贵先生对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的爬疏，可知粟特人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还不知有多少。
吴锐
2006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