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给安大本科生上《政治哲学》课，讲到五四年代知识分子的左倾激进化问题，做了些许思考，这里将我的一些思考整理出来，以飨读者。——题记
一、激进民族主义及反政府思潮的刺激
五四年代知识分子的左倾激进化，最初其实与马列主义无关，他们中更多的是受五四以来难以忽视的激进民族主义及反政府思潮的刺激、影响，而激发他们的传统救世情怀，从而迫切需要寻求一条非西方、反西方，并且超越西方之路解救中国，在寻求的过程中，他们之后才似懂非懂性地皈依了马列主义，信仰马列主义的终极目标，但他们对此实践的途径却又理解的极为简单，只仅仅确信这些目标一定会实现，至于代价或会不会产生革命运动中的异化、畸变问题他们考虑的并不多。
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录及文章都有反映。包惠僧在后来的回忆文章说，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因为“马克思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所以“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才学习马列主义”，而“一般同志的思想情况‘反对现状，憎恨政府’是主要的，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主义的远景都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张影辉、孔祥征：《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另外，郭述申晚年亦回忆说，他“于1922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全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中，走上了进步的道路，但由于没有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基本“没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郭述申纪念文集（下）》，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写在前面的话”之第1页）。这估计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特点。1970年代，张国焘在《龚楚将军回忆录》序言中总结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总体转型特点时，关乎此点阐释的非常到位。他说，“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激进的学者和青年，开始仰慕俄国革命，倾向社会主义。那些参加中共的青年，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张序”之第1页）。
二、转向并信仰马列主义
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后来之所以普遍转向并信仰马列主义，这主要与中国面临国际、国内的全面危机有关，他们认为中国的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而全面解决只有全能主义的社会革命，马列主义主义恰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全能主义社会革命的有效模式。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辛亥革命以降，中国的王朝体制已彻底被民族国家体制所取代，但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体制在这个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国并未落地生根，它深陷多重困境与危机之中。当国人面对民族、国家危机时，他们对危机的看法、估计、认识、了解迥异：有的认为某个领域有严重危机；有的认为另一领域危机更多；有些人认为这些危机并不迫切，可以渐进去解决；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全面危机，各个领域危机犬牙交错构成一个整体联盟，而这个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尽快解决，没有迟缓的时间与空间了，要解决的方法只有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又必然是全面的。即“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则是应付社会危机的一种对策和推进社会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因此，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而全面解决只有全能主义的社会革命。马列主义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全能主义社会革命模式。
如此，正是五四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怀抱道德理想主义追求，在民族危机面前逐渐左倾激进化，普遍寄希望于西方文明之外寻求一种自强道路，这不但能够跃进与质变，而且还能够超越与飞跃，于是，他们中间颇多已突破历史决定论而成为革命意志决定论者，最后都绝对性地选择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中共政党组织。
三、深层次原因
其一，马列主义提供了建构主义思想模式。这种建构主义思想模式，一方面，其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解释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权威方案；另一方面，其建构的共产主义理念更具有完美道义及科学般的理性主义权威。马列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以革命武装斗争实现革命者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互为统一的价值信仰系统。
这里，尤为值得阐释的是其中的共产主义完美道义及理性主义权威，它与传统中国士大夫大同理念具有某种同构性。它不但具有强意识形态道义魅力，而且享有“科学”光环，因此，几乎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认识世界、变革世界的理论信仰武器。原因又与时代语境意识休戚相关。五四年代盛行“科学”话语，在社会领域盛行的其实是一种“唯科学主义”。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深为迷恋与糟糕现实相反的共产主义图景去吸引民众，因为它具有强道义感召力，而民众的“类逻辑”（“类逻辑”概念，是萧功秦先生的独创概念。按照萧功秦先生的解释是指形式上具有逻辑特征而实质上“志在信仰”与“善”，并非具有“真”的特点。可参见萧功秦：《从政治浪漫主义到政治激进主义》，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380页）思维又会把这种理想主义图景论证为科学规律，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一切反对这样做的企图都会被论证为反科学、反历史规律的、阻止人类历史车轮前进的邪恶东西，而清洗它们就成为最高道德，这已成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普世铁律。这样一种论证，一方面可以激发人们精神层面的宗教品格，另一方面，又具有建构理性主义赋予的理性通行证。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内蕴，它是世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的建构理性主义具有如此双重性，它既是一种被“类逻辑”修饰起来的深层的浪漫愿望，同时也可以说是植根于深层的浪漫愿望的“类逻辑”理性主义，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关系。共产主义一旦在社会领域完成这样一套形式上的科学论证，即证明其是合乎科学般的真理，那么其道义感召力即随之放大、扩散化呈现。这样，五四年代社会领域的“类逻辑”思维，其实就是以“科学”的形式来建构、武装具有强道义感召力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就会使相信理性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俘虏。这方面，陈公博1924年较早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非常有预见性地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还很年轻，但它已非常迅速地风靡全国”（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
其二、社会革命光有意识形态的感召还不够，强化性组织即政党，往往是整合社会的关键性力量，并且这种先锋政党还不能与阶级混淆，那么这个先锋政党又是怎样酝酿并瓜熟蒂落的呢？据王奇生观察，他说中国“五四前后的思想演进，大体有一个从‘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过程，其间可见‘个人’意识淡出、‘国家’观念衰减和‘社会’主义勃兴等几个环节。几个环节之间的关联互动虽然隐约，仍有线索可寻。在此过程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而社会主义也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而“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之间，亦有因果链接依稀可见。‘社会’被视为政治的基础，‘社会的觉悟’被视为最高觉悟，同时‘社会’又被视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而需要‘改造’，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社会’而需要‘无中生有造社会’。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愤激和新造‘土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也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需要“社会组织”的塑造，这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之路”（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4-65页）。19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主义思潮即通过列宁主义的中共组织由思想、观念层面而转入实践阶段。
这即是说，马列主义在渐逐中国化的过程中，五四年代那些怀抱理想主义及救赎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把激进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与革命的制度化——政党制度——勾连起来，并且依托马列主义价值系统提供的救世启示，强化政党组织提升阶级群众的觉悟，循着苏俄革命的先验路径，在一个众民合力演进的政治过程中，进行着翻天覆地性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看似要用理性一劳永逸地进行反历史倾向的社会改造，但对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而言，却是实现彻底社会变革的唯一可行方案，他们中颇多人也正是因为追索此“应然”目的而步入中共革命道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