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1882-1913）去世已一百周年。他对宪政研究最深，宣传最力，素有民国“宪政之父”之称。但他不是纯学者，而是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他既有深厚的政治学造诣，又是那一段政治大变动的主要参与者。因为他的经历和身份，宋教仁对清廷“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后政体建构的观点值得重视。
动荡年代的青年
1900年，18岁的湖南青年宋教仁开始接触政治，对他后来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一年正是“庚子之乱”，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面对乱局，两年前被慈禧镇压的维新派认为时机成熟，发动了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武装勤王起事。唐才常是湖南人，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因成绩优秀甚得张的器重。
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在几个月之中，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在会党和学生中发展了不少成员，正在湖南桃源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即其中之一。几经变化，唐才常定于8月23日举行起义，但张之洞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等起义领袖共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他们斩杀。最终，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事件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事件标志维新派也趋于激烈。温和的维新派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张之洞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惟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并非要革命、要推翻清王朝的自立军时，不能不使人们怀疑清王朝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一批青年从体制内的改革者成为决心推翻体制的革命者。
1903年初，宋教仁从湖南桃源到湖北武昌读书。这年8月，黄兴从日本回到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宋黄相识。11月，黄兴在长沙成立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以后一直是华兴会的核心成员。1904年深秋，华兴会在长沙谋划武装起义，尚未正式开始就被清政府侦破，黄兴、宋教仁分路逃往日本。1904年12月中旬，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开始了革命家的流亡生涯，并于1905年8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办。
平等的“五族共和”
到日本后，宋教仁集中研读了大量法政著作，宪政思想逐渐形成。满汉矛盾确是革命派鼓动革命的重要手段，然而，根本之点还是满人长期享有特权，与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现代义务、权利平等观念不合。现代平等观念是革命派反清的重要话语。此时的民族性话语以现代平等观为主轴，与历史上如元明之际汉人的反元话语已根本不同。革命派并非“大汉族”主义者，宋教仁的《清太后之宪政谈》和短短一则“谢投函者”，颇能说明问题。
1905年8月，清廷刚开始议论立宪，宋教仁立即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剖析清廷立宪的可能性。他从“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这三个方面论述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宪。义务平等、权利平等、监督财政确是宪政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制度框架，说明此时的宋教仁已经把握了宪政的基本要领。
以此为分析框架，宋教仁认为：在满清统治下，满人享有各种特权，汉人受到制度性歧视――如有清一朝规定，汉族人要纳税，满人不仅不纳税，反而享有天生的特权。现代宪政国家最普通、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平等纳税，税收与宪政有着根本性关系，所以，他问：“今能停给此项而令其与汉人同纳国税乎？”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一。汉族人数远多于满族，但官员则满人占多数，尤其是重要官职，几乎都是满人，不破除这种不平等，如果今后立宪选举议员，汉人将占绝对优势，清政府能容忍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二。如果立宪，国家一切财政都要纳入国会公开辩论的预算、决算法，满清统治者向视天下为自己的家天下，会同意此点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三。总之，统治者不可能放弃既得利益。作为革命者，他的结论是“革命性”的：“呜呼，吾汉人犹有日夜希冀满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已乎！其亦不可以已乎！”（《宋教仁集》上，陈旭麓主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18页）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渐过渡到“野蛮”。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蛮”为蛇种，从虫；“貉”为豸种，从豸；“狄”本为犬种，从犬；“羌”为西戎，羊种，从羊。《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人救邢。”《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主“和戎”，但也将戎作为“禽兽”看待。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现实中，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虽然孔子及孟子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歧视“狄夷”，而不是从种族意义上歧视“狄夷”，但这种文化歧视也是严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因此，孔子高度评价“尊王攘夷”，经过“尊王攘夷”，华夏与狄夷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已清晰划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辅佐齐恒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华夏衣俗不同的“被发左衽”成为野蛮的同义词。对此，《孟子》明确说：“吾闻以夏变夷也，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应该被惩罚。
被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经典的《白虎通义》干脆认为：“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非中和气所生”实际指人的生理构造、即人种的天生低劣，实际否定了“以夏变夷”的可能。
直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的汉语称谓多有“犭”旁或“豸”旁。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才下令改变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带有严重歧视性称谓，改正原则大体是将此类偏旁改从“亻”旁，或改用同音假借字。
1911年6月，宋教仁主办的革命派报刊《民立报》有篇文章习惯性地用“犭”旁的指称，一位读者来函指出不妥。宋教仁立即刊出“谢投函者”，公开认错：“深愧编辑访稿不检。夫习惯上素有以恶称加诸各种之习，此盖宗法社会时代之遗风犹有存者。今而后，吾人当力除此习……既得君警告，爰并举之，以劝国人焉。”(《宋教仁集》上，第242页)如前所述，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才下令改变对少数民族的带有严重歧视性称谓，此函说明宋的思想超前20多年，他对人们习焉不察、“尊己贱人”的大汉族主义或华夏中心论深有警觉。他的民族观是平等的民族观。他认为，真立宪就要废除满人的特权。
以共和对抗专制
清廷为预备立宪，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但清政府官员对现代政治了解无多，不得不依靠一些留学生，革命党人、宋教仁的好友杨笃生也被招入其间。因此，宋对清廷的预备立宪多有所知，他翻译的大量有关宪政著述、资料，多半是应杨的要求而译。1906年秋，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并且决定从“改官制”入手。宋教仁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对此做出了分析评论。
清廷改革官制第一条：“总理大臣之任，以皇族充之”。第三条：“设立上议院，其议员以皇族、贵族及三品以上官员为之，下议院则俟民智开发之日，或十年或十五年之后乃设立之。”对第一条，宋教仁的观点是：“吾乃益信政府之不能开明专制与立宪也。总理大臣世界各国有定以皇族为之之宪法乎？”因为立宪的一个普遍原则是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更不能当内阁首领。
对强调“民智未开”的第三条，宋教仁反驳说，皇族、贵族的宪政知识其实反不如民，“况满清之皇族普通知识皆未一有，甚者则至于不通汉文，游荡淫乱，何能执政权乎！彼等不识外交如何下手，内政如何下手，实业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兵备如何下手，理财如何下手，皆长安之轻薄儿而已……上议院即行设立，以皇族、贵族、三品以上之官允之、而下议院则须俟十年、十五年之后民智开时乃设立。夫当今民智未开，固中国之不可讳者也；然而均是中国人也，岂有皇族、贵族、三品以上官之智转先开进而有议院资格，而国民反不及者乎？平心论之，均无议员资格，而国民究犹是彼善于此者也……盖此即政府讲真正专制主义之策，而不欲实行立宪之明证，以压制国民者也。噫，今而后吾乃益知政府之不能开明专制与立矣；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宋教仁集》下，第668－669页）
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9月中旬，宋教仁鼓励四川保路民众：“不复规规于争路，由消极而进于积极，为四万万汉、满、蒙、回、藏人民首先请命，以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为期”。（《宋教仁集》上，第318页）他强调的是包括满人在内的“五族共和”。
不知立宪精神的朝廷
1911年5月8日，清廷利令智昏，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名为满人，汉人只有4名；而在这9名满人中竟有7名为皇族成员，因此人们将它称为“皇族内阁”。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儿权力的真实面目。此举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一直反对暴力革命的士绅阶层愤怒异常，对它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之而去。
尽管如此，立宪派最上层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5月12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商讨对策。第二天，大家一致认为皇族充当阁员违背立宪原则，一致反对。他们开始时以推翻皇族内阁为中心议题，但经过冷静思考后，认识到实际无法达到目的，于是决定妥协让步。他们决定，认可皇族成员违反规定担任内阁阁员，但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希望朝廷也让一步。6月6日，他们将此议案呈请都察院代奏，但朝廷置之不理。咨议局联合会于是再次呈请都察院代奏，同时公开发布报告书，指出皇族内阁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然而，皇族内阁非但不思悔悟，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
一直主张革命的宋教仁更是连发长论短评，密集抨击清廷政策，劝喻体制内的“立宪派”看清清政府拒不改革的本质。在《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长论中，他从行政组织、外交方针、财政政策、铁路政策几个方面详论清政府之政策并非倒行逆施，而是拒不改革。在《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一文中，他抓住立宪派请愿却被朝廷痛责的时机，抨击清政府专权，倡导立宪派转向革命：立宪派再三向朝廷陈情，力论皇族内阁不可行，“其持论甚正大”，“为皇族谋者亦可谓甚忠”，如果清廷“稍有立宪之诚意者，则当如何力悔前非，下罪己之诏，另简贤能，组织内阁，以收拾人心，痛除积弊”，方可取信于民。
然而，清廷反而在谕旨中责备请愿的立宪派：“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筹备立宪之时，凡我君臣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不得悉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
宋教仁抓住谕旨的种种荒谬之处：一，钦定宪法大纲并未正式颁布，因此不具法律效力，“何得强人民以遵从乎？”二，宪法大纲规定议员不得干预黜陟之权，但现在请愿的立宪派咨议局成员并非以后的国会议员。三，既然要求民众现在就遵从宪法大纲，那么，宪法大纲规定皇家不得任意改变司法权、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臣民不经法律程序不得被任意逮捕等权利，朝廷现在也应当遵守。四，上谕“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不得悉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也就是说，清廷君主立宪之本意是臣民没有游行请愿的权利，这难道就是“君主立宪”吗？
总而言之，谕旨之所以荒谬，盖因“宪法大纲实为彼辈装腔作势抵御人民之利刃”，清廷根本不知道“立宪精神，无真诚立宪意思，
惟知倒行逆施之结果有以致之耳”！最后，宋教仁提醒立宪派：“吾如是而得断案焉，曰：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以实行专制者也；其与以设资政院，立内阁，非以立宪之立法机关与责任政府视之者也，故其所以对付资政院之权限与内阁之组织者，亦不得责以立宪之原则者也；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他感叹：“呜呼，吾国民之大梦，其尚未醒耶？”（《宋教仁集》上，第252－255页）
朝廷的交易成本
皇族内阁在成立的次日，即副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18日，起用前开缺总督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20日，邮传大臣盛宣怀代表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从理论上来说，铁路借款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政府向外国借款属于资政院职权，必须经资政院议决通过；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关系到本省的权利存废，属于咨议局职权，必须经咨议局议决通过。可是，皇族内阁竟然擅自决定实行，不仅违背了立宪原则，而且也损害了人民、尤其是投资最多的绅商的利益。
朝廷曾下令湖南、湖北、广东三省商民集股兴建铁路，而1904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川汉铁路公司也于1907年改为商办。湖南、湖北主要是绅商集资，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集资，而四川的股本主要靠“田亩加赋”，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的性质，贩夫走卒都被迫参与。这样，全川民众无论贫富，都与汉川铁路有紧密的利益关系。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另一方面又于1908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实际上企图把铁路改为官控。这几省民众起来反对，而领导者恰恰是清政权统治基础的地方绅士和富商。
地方的强烈反对下，清廷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入股民众更多。然而仅仅一年，“立宪运动”已经风起云涌际，清政府此时却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更严重的是，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补偿，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额的方式，赎买股份。于是，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的立宪派立即领导群众开展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最为激烈。结果，清政府反而逮捕了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咨议局议长、全国性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副主席蒲殿俊，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
从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到保路运动的兴起，宋教仁一直紧密关注，论述公民保路运动的正当性。他首先分析说，世界各国铁路有国有与民有两种形式；若以营业权分，不外民业与官业两形式。所有权与经营权综合考察，主要是国有官业、民有民业两种形式。“在崇尚自由主义尊视民权之国，则趋于民有民业；在崇尚干涉主义偏重官僚之国，则趋于国有官业”。两种形式，究竟孰优孰劣，长期争论不休。“大抵自行政、军备、财政等之关系言，一国铁路固以归诸国有官业为便，若自经济、社会等方面之关系言，则仍以民有民业为有益，诚以尊重人民企业之权，诱起一般投资之念与夫经济管理维持改良之法，国有官业皆不如民有民业之有效而得宜也。”德国、日本以国家为重，所以铁路为国有官业，英国、美国以国民为重，所以铁路民有民业。
然而，宋教仁进一步指出，德国、日本的铁路都经过从民有民业到国有官业的阶段，但是，德、日在铁路国有化的过程中，都经过议会的批准收购民办铁路，给予足够的补偿。相反，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未经合法程序，且未给民众足够补偿，“藉口政策而蹂躏人民已得权利，其与杀越人于货者何异？今而后，国民之企业家皆将要栗栗危惧，不克自安，其尚望踊跃以经营各种产业耶？”（《宋教仁集》上，第225－227页）
对于有人提出“川人宜速转圜”、“不可使政府过坠其威信”的论点，宋教仁针锋相对：“政府欲求和平，则何不先自转圜？政府欲保威信不过坠，则何不先去其自损威信之举动？且政府与人民熟重？政府之威信与人民之元气熟重？牺牲人民以卫政府，天下庸有是理耶？”最先起来保路的“两湖”之所以最先平息，因为清政府在“两湖”实行路股照本发还的政策。这也说明“民营”并非刻意反对“官营”，反对政府收购，只是政府也应尊重契约，尊重市场规则，尊重“等价交换”。而清政府秉承“强政府”的政治传统，毫无契约意识，认为自己权力无限，手操对民企的生杀大权，随意予取予夺。它以为自己“低价收买”降低了交易成本，其实付出了巨额代价，即政府信用的代价。代价之高，最终报销了整个王朝。
清政府此项政策确为革命提供了难得的“题材”。作为革命者，宋教仁以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由公民抗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引爆的历史，鼓励川民坚持保路，并且不限于保路，还应由此引发革命，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湘、鄂、粤人及各省人亦同时并发，风起水涌，以与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数千年充塞东亚天地之专制恶毒，或将因此一扫而尽”。（《宋教仁集》上，第317－319页）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到清政府拒绝妥协的政策标志“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这些事件是立宪派迅速走向革命、与革命党“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最终垮台。
宪政梦碎
民国成立，宋教仁力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有关研究已汗牛充栋，广为人知，在此不必多述。然而，他关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同异的论述虽只短短几句，却充满洞见，值得重视。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角力，最后袁世凯成为总统，大权在握。但宋教仁的理想是责任内阁制，由议会中的多数党产生，他一直为此努力。临时政府在南京时，同盟会在临时参议院中占绝对多数，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参议院改选，同盟会优势不再。宋教仁于是联合其他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组成国民党，成为一大反对党。他希望通过竞选，实践政党政治。
1912年底到1913年初，第一届国会选举，宋教仁马不停蹄，四处演讲，组织本党竞选。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概念：“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革命党”与“革命的政党”的区别在于：一，“革命党”是秘密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公开的组织；二，“革命党”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新的建设时期”的组织；三，“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宋教仁集》下，第456页）
3月18日，他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的演讲中，再次申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同与异。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宋教仁集》下，第487页）
两天后，3月20日，上海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中弹身亡，“用平和手段谋建设”的宪政梦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