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暑假，笔者有幸结识湖北省红安县地方党史资料调查与研究者，曾去红安县调访鄂豫皖苏区史料，寻访到颇多基础性档案及调访问资料。其中就有两份程启光以谈话录的方式回忆的黄麻暴动文字，比较有价值。其内容主要从微观细节上关注黄麻暴动的缘起、行进及最后艰难坚持的历程。
我们都知道，程启光是黄麻暴动参与者，是徐向前元帅第二任妻子程训宣之长兄，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人。资料显示其1902年7月生，1926年10月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黄麻暴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鄂东北特委小队长、大队长，红4军第10师28团连长、营长、副团长，特务团团长，红25军第73师218团团长，红4军军部科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后西征转战并参加长征。
关于鄂豫皖苏区不同阶段革命，建国后其也有单篇回忆文字留世。但相较那些相关书籍中发表的单篇而言，此为亲历者讲述下层革命记录之最原始文字，生动出彩之地颇多。相关内容这里不多做介绍，原始谈话及回忆文字，已经整理并放入附录之中，以作革命史研究者之参考资料。
附录一：《程启光同志的十次谈话》
调访：惠彤、李东
时间：1981年12月8日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李敏
最近，惠彤、李东访问了程启光同志，八十高龄的程老，连续跟我们谈了十次。每次谈话半天，谈话前用一天半时间认真做准备。他从1926年黄麻地区农民运动讲起，一直讲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入川。程老因为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鄂豫皖后期的几个重大的战斗没有谈完，准备以后再谈。现将他的十次谈话简要整理如下。
1925年，黄麻地区就有革命的火种了。那时我才二十四岁，家里穷，给人家打长工混口。没念过书，不识字，从小学了个手艺，会弹棉花。打长工、弹棉花也混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我就到了武汉，想在那里找点事干挣点钱，可是也找不到。怎么办？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一天，我看到湖北军阀夏斗寅的部下在招兵，就想去当兵。当了兵总有口饭吃吧。可是心里又拿不定注意，想来想去下不了决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摆卦的。我很迷信，就去抽了签，问了卦。那先生说：“哎呀，你老哥现在不能当兵，一当兵就回不来啦，要当兵得再等三年。”听了算命先生这一说，我就没敢去当兵，想不到过了三年，我真的当了红军。事情就这么巧的很。这次抽签问卦，对我的一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要不，就当了夏斗寅的兵了。
一、农民运动的兴起
我们黄安的革命火种，是从1925年到1927年的三年中发展起来的，是在统一战线、南北战争中发展起来的。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从广东打到武汉，革命力量发展比较明显。那时，黄安有共产党的组织，叫党团支部，党跟团合在一个组织，后来才党是党，团是团。当时湖北党的领导人是董必武同志。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黄安在武汉读书的青年学生，一批一批的回来了。这些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有的就是党、团员。青年学生回来，就做农民运动工作，在农村里组织农会。农村里没有工厂，只有小手工业者，所以，黄安的那个组织一开始是发展农会，强调贫雇农参加，成立贫雇农委员会。
组织农会，口号是学习十月革命，学俄国，搞共产主义。农会组织，开始在黄安地区并不普遍，七里、紫云两个区搞得比较好。这两个区离县城远，接近河南，是湖北、河南边沿的地方，因为有了这个有利条件，群众发动的就比较好些。县城附近反动势力大，县城南边离武汉近，反动势力更大。群众发动就比较差些。农会组织起来以后，就公开同地主恶霸作斗争。1927年春天，黄麻群众斗争高潮到了，夜晚群众不睡觉，到处捉土豪劣绅，捉来就斗，那是公开的，开始叫减租减息，没叫分地。有的捉来就杀。一批一批从武汉学校毕业回来的学生。不少人自己家里就是地主，他们把本阶级叛变了，斗他们家里的人，杀他们家里的人，他们也参加。比如曹学楷，他家里就是地主，戴季英的哥哥戴季伦，家里也是地主。戴克敏的家里不是地主，但也是幸福人家，有饭吃，有衣穿，比中农高，比富农低，他家有十多口人，他父亲是教书的老先生。戴克敏家跟我家是一个大队，七里区的。七里有个七里坪啊，七里坪在旧社会，是个小汉口，镇子不大，人口不多，但离河南近，做买卖的多，比县城还热闹。农民发动起来斗土豪劣绅，斗地主，他们这些都非常积极，主动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斗争，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有点想不通，他们有饭吃为什么要革命，后来在斗争中证明，这些人确实是好样的。在黄麻群众斗争到了高潮的时候，群众把土豪劣绅吴惠存抓起来了。吴惠存是紫云区最大的地主，这个人善于打官司，造假印，欺骗农民，手段很毒辣，老百姓恨透了他。农友们把吴惠存捉起来后，县里叫往城里送，当时是国共合作，共产党也参加政府，农友们将吴惠存送到半路上，听说他的爪牙要组织人拦路抢，群众怕吴惠存被抢跑了，就在半路上活活把他打死了。
群众发动起来了，公开捉了一部分土豪劣绅，偷偷杀了一部分土豪劣绅，又斗了一部分土豪劣绅，这样一来，土豪劣绅们都害怕了，纷纷向外面跑反，有的跑到了武汉，有的跑到了河南。跑到河南的，同河南的地主豪绅勾结起来，组织红枪会和民团，和我们打仗。打红枪会的情况，我们后面再谈。
黄麻在搞农民运动的时候，就很注意在农村里发展党，当时党在湖北的领导人是董必武同志，那时武汉回来的学生，有的是党员，他们回到黄麻，一开始就注意在农村里发展党，把在农民运动中斗争的积极分子发展成党员，被发展最早的一批是汪奠川他们。汪奠川后来是农民自卫队的总队长，家在黄安县城附近的汪什边，黄麻起义时，他是农民义勇军总队长，防务委员会总队长，前线总指挥。坚持木兰山斗争后，下山活动被敌人包围，英勇牺牲了。在组织农会，搞农民运动的时候，党很注意发展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少量有钢枪的叫自卫军，多数没有钢枪的叫自卫队，同土豪劣绅斗争中，和同红枪会打仗中，又产生了义勇军，除老弱病残外，凡是能出来斗争土豪劣绅的，都参加了义勇军，这个规定的任务，我参加义勇军，当队长。
二、与反动红枪会战斗
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黄麻地区农民运动的高潮来了。那时，分南北军，南北战争。南军就是革命军，就是北伐军，北军就是吴佩孚的军队，就是北洋军阀。革命军到了武汉以后，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豪绅地主”。北伐军到了武汉，农民运动一起来，地主豪绅就纷纷跑反，有的地主豪绅跑到河南去，同河南的地主豪绅勾结起来，利用封建迷信，组织了红枪会，来打我们。
红枪会组织的真是不少，我们黄麻这条线，从东到西一百几十里路长，战争没有时间性，也没有地点，没有个边界。红枪会一来就是上万，或者好几千，一来就是杀人、烧房子、抢东西。麻城的不说，黄安的其他地区也不说，就讲七里、紫云两个区，光房子被他就烧了好几千家，牛拉走了好几百条，东西拿走了不知多少，弄得老百姓没办法，天天在外面跑反。天天跑反，不做庄家不行啊，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老的小的跑反，年轻的守岗，和做庄稼，白天一天换几班岗。
红枪会一来就是上千上万，开始你看到就是害怕，害怕他那红枪，他说打不进杀不进。他们穿五颜六色，有穿一身黄的，有穿一身红的，有穿一身兰的，还有白的、黑的，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头上也扎什么颜色的毛巾，他是姓兰的就穿兰，姓白的就穿白，成千上万的红枪会打过来，先是跪下来念经念咒，然后就是大声喊叫着往前冲，一面冲一边念着经，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一看到铺天盖地的扑过来，心里发慌，当时钢枪很少，有几根钢枪，一慌也打不准，心里就更慌，所以，开始打红枪会就吃亏，有的人真的以为他们打不进杀不进。
后来，我们看到红枪会他们手里拿的苗子短，不到八尺长，我们就想了办法搞长的，打脚鱼叉，搞到一丈一二尺。哎呀，那个时候把铁匠可忙坏啦，一天打到晚，家家户户的铁都搜出来，让铁匠打脚鱼叉。脚鱼叉，有的两个叉子，有的三个叉子，一根长竹竿。我们有了脚鱼叉，比他的红枪长，他就打不过我们了。有几次我们就把他打跑了，我们的脚鱼叉一叉就把他叉倒了，有时我们把它杀了不少，这样一来，他不是打不进，他骗人骗不了。
当时我们没有钢枪，只有少数几条钢枪是指挥部的，我们就想办法去买枪，就通过组织，通过省委，通过董必武同志买，那个时候是允许农民武装起来，买枪是合法的，允许农民组织钢枪队。
自卫军开始比较散漫，慢慢地组织起来，村有班，区有排，有领导的进行斗争。用的武器主要是脚鱼叉，配合少数的有大刀、鸟铳，以后又买了一些枪，铁匠又打了一些来福枪、掰把子枪，打一仗有一次经验，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把红枪会打败了，红枪会的总头子叫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了。
同红枪会的斗争比较激烈的，光山的地主组织红枪会打不过黄安，就去搞麻城，麻城有个反动头子叫王九聋子，他勾引光山、新集红枪会几千人，把麻城围住了，麻城没有办法，到黄安求救，还不行，王树声就到武汉去找董必武，“王树声搬兵”就是这个故事，省委派警卫团一个营三百多人，开到麻城，帮助农民自卫军把红枪会打败了，把王九聋子打死了，活捉了王治平，这一仗以后，北边的红枪会就求和，就谈判，以后就开庆祝会，把王治平枪毙了。
1927年的“七·一五”，汪精卫叛变了，地主豪绅有的就试探着回来想报复，农民就把他们捉住杀了，学苏联的办法，铲除地主豪绅。以后武汉政府就派三十军一个师，分布在黄安、麻城两县，镇压农民运动。武汉政府很害怕农民运动，叫黄安是赤色的黄安，黄梅是小莫斯科。黄安离武汉一百一十五公里，所以他们很害怕。
打红枪会时间虽然不长，但锻炼了工农，提供了以后军队干部建设的基础，我们的干部那时都没有打过仗，学生也没有打过仗，但他们都指挥打仗。那时，谁也不知道谁是党员，只有开会时才知道。我老二启宗是党员，我都不知道，起义后失败了，吴光浩叫他去当侦查员，敌人围上来了，他不朝山上跑，他朝屋里跑，敌人把他围起来，捉去杀掉了。当时战争时间虽然不长，但锻炼出一大批人。黄安的七里、紫云，麻城的乘马、顺河，这些地方青年农民后来大多都参加了队伍，所以后来当了领导干部比较多。当时领导农民自卫队同河南红枪会打的是吴焕先、吴先筹、吴先保、曹学楷、陈定候，他们都是挨着边界，在前线领导斗争，徐朋人在县里做领导工作，同董必武、曾忻水，都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在军队里的是戴克敏、汪奠川、戴学诗、江竹青、戴潜汉，还有麻城的廖荣坤、王树声，陈再道也是比较老的，是麻城的老自卫军，他年纪小，现在七十岁。
三、黄麻农民起义
省委组织农民暴动，开始是在阳新、大冶，吴光浩在那里领导，暴动没有成功，失败了。省委告诉黄安去的郑位三同志，说汪精卫叛变了，要组织暴动。有了鄂南暴动的教训，很快组织了黄麻武装暴动。
1927年10月里，在七里坪文昌宫小学校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听了曹壮父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确定秋收暴动，以武汉夺取黄安城。以防务委员会的名义，把两个区农民组织起来，11月13日晚上，进攻县城。先头是两千名自卫军基干、赤色红枪会。自卫军那时没有帽花，穿短装，有的缠手巾，打县城热气很高，城墙有两丈多高，三四个梯子，一扒就上去了。黄安城在山脊上，一条梁下去。我们是从西门北门中间爬墙进去的。打县城并没有费多少力，敌人不到百条枪，我们也不过百条枪，主要是梭镖。县城打下后，开大会枪毙了县长贺守忠，活县长成死县长了。接着成立了工农政府，主席曹学楷。自卫军改成了鄂东军，第一路是潘忠汝兼，第二路吴光浩兼，戴克敏是党代表，汪奠川是参谋长。县委机关都搬到县城里面去了，县委书记是王志仁。
黄安打下后，群众情绪高极了，编了一个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1949年解放时，黄安只有二十八万，有的地方是划到别的县去了，死了十三万，这是张体学统计的，他说黄安为革命贡献了十三万。
黄安县委迁到县城后，领导农民自卫军打土豪斗劣绅日夜不停。成立审判委员会，审判地主豪绅，但是，当时领导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验，警惕性不高，第一次敌人来了四百多，被打跑了，第二次来的更多，把县城围了起来，潘忠汝不在，只有少数自卫军守城，用的旧武器，后来区、乡自卫队都来了，才把敌人赶跑了。十二月五日，黄安土豪劣绅收买河南地方土匪武装任应歧的一个师，从麻城那边过来，采取突然奔袭的办法，距离七十五里，奔袭来了，我们麻痹还不知道。我们守城的有七八十条枪。潘忠汝从县南回来，脱了衣服去洗澡。敌人的枪响了，他穿了衣服，敌人已从南门攻进来了。在打巷战中，潘忠汝负了重伤，同志们把他抢了下来，抬着从北门走了。抬到七里的檀树岗才牺牲的，埋到了紫云的檀树河。县委书记王志仁也在这次牺牲了。
从县城突围出来的两路部队，在闵家冲集合到一块不到百人，九十多条枪，教训就是缺乏农村根据地思想，觉得县城总比乡村好，所以，起义后二十一天，就把县城又丢了。跑出来的人集合起来怎么办？吴光浩讲话，把这个教训提到最高度，敌情观念不加强要吃大亏。讨论怎么办？提出到木兰山打游击。要坚持，只要人在，就要革命到底。把军队改名工农红军第七军。
四、木兰山上打游击
木兰山打游击一开始我不在，敌人打了县城后，我和老二跑反了，跑到了武汉，我对老二说：“你有文化，去当兵吧，还能当个师爷，我算过命，三年内不能当兵。”我们老二是党员，他不干，跑到老丈人家去了。我在武汉，听到我们的部队十二月底到了木兰山，影响很大，武汉那里传说，木兰山发展到了两千人，赤匪不得了哟，一个团打了一整天，也没有打上去。听到这些后，我就打定主意上木兰山。
木兰山，东西长，南北像鲤鱼形状，山上有一百多个庙宇，传说有木兰将军的故事。最高的一个叫祈嗣顶，站在顶的高峰上，没有云雾的天气，可以看到玉带般的长江和云烟弥漫的武汉。木兰山和红岗山是连接起来的，红岗山矮一些，西头有长轩岭，从那里坐摩托车，半个小时就到武汉了。
1928年阴历二月初八（阳历三月四日），我到了木兰山，见到了曹学楷，我们都是老熟人，他开了个杂货铺。一见我就问：你怎么来了？我说不革命不行啊。他说：好，好！他立即写了个条子，叫我去找徐朋人。徐朋人正在集中部队，叫工农红军第八军，都是穿老百姓的便衣，六七十人，只有一条半枪，怎么是一条半枪？徐朋人有一支手枪，还有一支汉阳造，枪筒被锯掉了一段，所以说一条半枪。六七十个人住在红岗山的一个庙里。戴克敏的叔叔戴老八是这个部队里的医生。我到后的第二天，发两块白洋生活费，大家都一样，吃饭是地方送饭上去吃的，我们那时是天天过年，顿顿吃大米，吃肉。
我们天天派人下山打听，有一天打听到第七军到了，大家都很高兴，便到塔耳岗西五华里的陈家祠堂，两个部队住在一起。祠堂很大，一百三四十人，到了祠堂里好像看不到什么人，吴光浩、吴先筹、汪奠川、王树声，都来了。没有见到戴季英，困难时候他跑了，隐蔽起来了，知道我们回到黄安时，他们才冒出来。郑位三也隐蔽了一段时间，我们三个部队在陈家祠堂住了四天，就整编了，一百四十人，四十八支枪，有二十多支步枪。给了我一支德国套筒子，学了三四天才学会用。阴历八日下午吃晚饭的时候，两顿饭，约摸三点多钟，侦查员回来报告，说敌人已经到了门口。大家一听，饭也不吃，枪也不要，就向外跑，我还继续吃，我看枪没人要，就将枪都背出了祠堂。后来才弄清楚，军阀混战，是敌人追敌人，把我们夹在中间。结果大家又回来找枪，继续吃饭，没碗就用手捧着吃。以后就到离陈家祠堂有一华里的陈家寨集中。
这天晚上，吴光浩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边讲边流眼泪。讲农民暴动他经历过两次，鄂南暴动失败了，黄麻起义建立革命武装是不容易的，牺牲了好多同志，现在处在很困难的时期，我们要保存力量，部队要分散，长枪要埋起来，转盘枪也要埋起来，只留二十几支短枪。讲到最后，吴光浩同志说，愿意跟着我打游击的举手。除领导同志外，一百四十个人，只有三十一二个同志举手，我也举了手。吴光浩同志对不举手的同志说，你们愿意回家的就回家，愿意做小买卖的，我们给钱做小买卖。
会后，就决定除留下人埋枪，其余二十几个人从敌人空隙插出去，从九点走到十二点，才到了李家寨集合，我到王家河镇装卖柴的，把留下埋枪的同志接了回来。
我们在李家寨住了三天，吴光浩几个人开党会，叫我也参加了。有几个不是党员的知识分子不满意，问我会上讲什么，我说记不清，不知道。党会上讲得还是八七会议精神，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是一致的，但又不一样，我们要建立农村根据地，按毛主席指示，建立农村根据地。
那时我们打着工农第七军的旗号，军长陈信（吴光浩改名陈信），党代表戴克敏，到处贴布告。三十五六个人，分成三个大队。每个大队编十个人。吴光浩是省委委员，经常到武汉去。确定一队在黄陂木兰山地区活动，二队汪奠川带着回黄安二程、七里、紫云了解情况，三队廖荣坤、王树声到麻城活动。我在一队，在木兰山以南，一个月活动非常频繁，夜里不睡觉，特别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学生，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使我非常感动。我们在木兰山以南活动，杀人放火，烧地主的房子，捉住地主就杀，不晓得向地主要东西，左的很。听说中央不承认我们这支队伍，说我们同土匪差不多。但是，黄安群众积极要求我们回去领导斗争。
汪奠川带领二队去汪家河，利用鸦片馆作掩护进行活动，他太麻痹了，有一天他们在鸦片馆里活动，老百姓报告他们，说国民党来了，他们没有动，敌人一个营走过去了，有坏人报告，说共产党在鸦片馆里开黑会，敌人又回来了，把鸦片馆围起来，打了一天，十个人，戴学诗被俘，其余的都牺牲了。戴学诗被俘后是不是叛变了，不清楚，以后组织上再也不让讲这事，党的纪律很严，戴学诗这个人以后再也不听说了。第三队是经过黄安这条路去麻城的。
我们在木兰山活动，今天在这个庙，明天在那个庙，第一仗是袭击罗家岗的大地主，他家有钱有粮有当铺，还有二三十条枪，我们袭击了他，缴了十八条枪。袭击以后，我们把粮仓打开，让群众挑，把当铺的东西拿出来，是你的，你就拿走。那时候胡宗铎是省主席，夏斗寅是师长，他是麻城人，徐源泉是黄冈人，他们在木兰山、红岗山跟我们打仗，打了一天，我们的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从敌人的空子里走了。到了黄冈，过了一个小平原，到了回龙山、大岐山，那里有个农民暴动的第六军游击队，二十几个人，不到十条枪，不愿意我们跟他们一起活动，我们就又回到了木兰山。
五、从木兰山到柴山堡
1928年5月初，我们从木兰山到柴山堡。柴山堡在新集西南，属河南光山县境，紧连着黄安的七里、紫云，麻城的乘马岗，上层封建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且山高壁陡，交通闭塞，地形对我们很有利。木兰山到柴山堡有一百华里，路上到处有红枪、民团，老百姓吃的苦不少。下山时我们的队长是戴克敏，副队长是吴先筹，队员有江竹青、徐其虚、戴学汉、郑子黄、郑家楼、邱强合，还有我。
我们下山的第一站到了高桥，那时都是晚上行动，白天隐藏起来，住下来就把老百姓封锁起来，怕老百姓出去泄露消息。第二站到向阳沟，这里有个大庙，庙里比较富足，有四十几个和尚，我们去了以后，因为人不多，对我们招待的还不错。吃了饭我们就走了，摸黑到了琉璃河村，离七里坪有七华里。这时敌人来了，把我们吓跑了，我们出了村，查点人数，十个人还剩了九个，徐其虚不见了。戴克敏对我说：程启光，你带个人，去把徐其虚找回来，我们在施家洼等你。我答应了以后，就带了一个人，去找徐其虚。我们顺着原路往回找，找到向阳沟，问和尚，和尚说，他吃了饭在庙里睡觉哩。我跟徐其虚讲，你倒好，吃饱了又睡了，把老子们累苦了，还要回来找你。我们这么一说，和尚赶紧给我们做饭吃，吃了饭我们就去找部队。
我们三个人走到了米家集，我认识一个人，过去我们一块给人家帮工的，名叫白义，叫他给我们做了一顿饭吃，我给了他一块钱。吃了饭，我们继续走。那时正是菜子开花，麦子长得很深的时候，下午三点，我们到了王锡九村，碰到了敌人，我们在塘梗底下，敌人在塘梗上面，看到徐其虚穿着大褂，戴着礼帽，还戴着驳壳枪，不象个老百姓，敌人就打枪。徐其虚一听枪响，就拼命地跑，我怕他跑丢了，就跟在后面追，我说徐其虚你跑不了，你跑到哪我追到哪。我们跑了，把那个同志又丢了，他一个人跑错了方向。我对徐其虚说，全是因为你，你看怎么办。徐其虚脸色蜡黄，吃的饭全吐出来了。我一看也就没说什么。我们两个人到了施家洼，那个同志早已回来了。
我们又接着往前走，第三站到了陈家冲，只有三家人，茅草房，生活很好，自给自足，我们把老百姓封锁起来，又休息了一天，晚上又走了十来里，到了清水塘戴克敏未婚妻家。我们了解到民团团长，叫郑国桐，坏得很，带二十几个人，住在戴克敏家里。我们就决定消灭这股敌人。
戴克敏家离清水塘，说是三里路，山路难走，当十里路走也不够。这点路，戴克敏当然熟悉得很，他带着我们走，一进家门就碰到民团团长，他眼尖子快，机动灵活，一枪就把郑国桐给打倒了，民团那二十几个人，未来得及还枪，我们就冲上去了，敌人有的就跑了，有的就缴了械，一共缴了十八支枪。这次我们是十个人，后来戴克敏的叔伯哥哥也赶到了，共十一人，
缴来的的枪后来交给地方，组织自卫队，后来叫赤卫队。
后来我们又打檀树岗，民团一听枪响就吓跑了，没有捉到民团的人，捉到了两个坏蛋，一个是上戴家的，就是戴克敏村上的。我们在戴克敏家消灭民团时他跑了，跑到我们村（我和戴克敏家是一个大队的）。我们村名叫程维德，这是我们老祖宗的名字，老祖宗兄弟三个，还有叫程维修、程维善，三个人名变成了三个村名，相距二三里。上戴家的那个坏蛋，跑到我们村的坏蛋程绍林家里。那天夜里我们把两个坏蛋抓住了，我对戴克敏说，我们用刀把两个坏家伙割了吧，戴克敏说，时间来不及，还是用枪打吧。戴克敏就用枪打，黑夜里也看不清，上戴家那个坏蛋被打死了，程绍林没有被打死，只打掉了舌头，后来他跑了。程绍林跑了后，我家可吃了大苦啦，专门找我家进行报复。村上老百姓也埋怨我们，把坏蛋抓住了不该让他再跑掉。我跟戴克敏说，戴克敏说，这是个沉痛的教训。
我们倒了檀树岗，群众纷纷来向我们诉苦，群众说，天天把眼睛都望穿了，盼望你们回来替老百姓报仇。我们对群众说，回来不仅为老百姓报仇，还要建立政权 。群众看我们人不多，问：你们来了多少人？我们不敢说实话，就问群众：你们听说我们有多少人？群众说：听说你们有好几千人。我们说：不止好几千，到处都是。群众说：听说你们打死好多地主恶霸。我们说：我们就是专门回来看看你们的。
我们很快的建立红安第一苏维埃游击队，抓到地主恶霸就用枪毙刀杀，注意发展武装，那时搞到民团一条枪就是一个胜利。原来埋下的枪，我们也把枪挖起来了，埋下48条枪，挖出来32条，步枪都锈成了麻子，怎么擦也擦不好，就那样当时也是好东西，扛着也吓人。转盘枪没有一粒子弹，我们就用套子将其套起来，到处给人家看。群众来看，多远地就吓唬人家，说不能碰，一碰就响，咚咚咚咚。
后来，我们到了柴山堡。黄安、光山边界、新庙、河南塆、史家洼、大张家、西张家，过去都是受两面的气，以后我们发展到这一带，成了我们的根据地。敌人来不敢在这里停。有一次，是阳历六月，桂系军一个营住长冲，归紫云区管辖的地方，还有一百多便衣队，都是短枪。当时，我们在河南搞整训，有一百多人。紫云区区长方小亭，是恶霸地主，他给敌人报了信，方小亭亲自带路，突然向我们驻地河南塆奔袭来了。待我们发觉时，敌人已接近我们。我们数十人枪，勇猛地占了后面的高山。接着，趁敌人的阵脚还没有完全摆好，又从山上打下去，把敌人打乱了。我们乘胜追杀，捉了两个俘虏，缴了三支驳壳枪。土豪方小亭逃回去后，被国民党的营长用鞭子揍了他一顿，还骂他：你连多少人都弄不清楚，谎报军情。事后，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唱了好久。歌谣说：工农革命军真勇敢，河南塆一仗，盒子枪缴三管，方小亭挨皮鞭。这一仗缴获虽然不大，但对柴山堡人民的影响却很深。
进入柴山堡以后，为了集中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党决定由曹学楷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取得了当地的红枪会革命化。同时，广泛的展开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柴山堡尹家嘴宣布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下分四个大队，一个大队就是一个团。军长兼师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
有一天早晨，我们正在驻地新庙，忽然发现敌人一个连向我们驻地前进。我们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
敌人越来越近了。他们发现了我们，不仅没有开枪，倒有许多人坐在路边休息。我们非常诧异，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名堂，后来，一个军官，摇着白手巾，沿着羊肠小道，向山上走来，离我们数百公尺远时，站着一面摇手巾，一面喊“我们哗变投红军来了，我们哗变投红军来了”。
开始我们怀疑敌人诈降，吴光浩就派一个人下去，半小时后，下去的同志回来报告说是真的哗变来了。
原来这是桂系十八军的一个连，其中一个学生出身的排长，受到我党宣传的影响，有进步要求；该连事务长与连长有矛盾，这个排长就和事务长秘密议定把连长打死后，带着队伍投奔我们来了。全连共过来七十五人七十三条枪。
不几天，我们对这个哗变过来的连进行了整编。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资遣回家。有三十多人留了下来，补充部队。这些同志都很进步，有一个姓姜的，1931年就当了营长。
当时农民对土地要求比较大，要发展武装必须把土地问题解决好。鄂东特委要曹学楷为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曹的爱人是柴山堡胡子树的姑娘。柴山堡有三个反动头子，一个是大地主吴先州，一个是民团头子吴文楼，一个是红枪会头子罗民高。他们三个反动头子统治了柴山堡，是光山最南面的一个区。曹学楷一去就争取这三个人，一谈他们就答应了。我们一进柴山堡就宣传群众，争取群众，搞些建设，建立兵工厂、被服厂、医院，柴山堡工作做得好些，曹学楷是出了力的，他是有功劳的。
到柴山堡以后，活动面比较宽了。打的仗也比较多，敌人以来，我们就到七个莲塘、八个稻场，那里人很少，野生作物比较多。后来有些重大的会议也在柴山堡开。柴山堡以后部队就是大发展时期。
六、特务队的活动
1928年10月间，组织上给我三支驳壳枪，叫我带两个人，成立鄂东特务队，又受到鄂东特委领导，又受军队领导，任务是在京汉路一带，帮地方建党，筹款，打地主恶霸，开仓放粮，发动群众，主力部队来了，配合打仗。就在那个时候，我父亲被方小亭捉去挨了打，用香烧他，烧了四个大花。父亲来找我，说活不了啦，连衣服也穿不了，我也没办法，给他一些钱，叫他找个地方休养。
特务队一共三个人，我当队长，后来增加到八个人，江竹青当队长，我当副队长，我们的活动，从孝感到黄陂到黄安，和地方党联系，打土豪劣绅，筹款，解决困难问题。江竹青和我对这一带很熟悉。有一次，我们在十里铺附近的一个小村里，与一百多人的民团遭遇上了，他们在塘上，我们在塘里，我看到民团团长在前面跑，我就一枪把他打倒，把他的枪缴了，民团的一个士兵又给我一枪，子弹打在我的肚子上，我又赶紧还了一枪，把那个士兵又打死了。这一仗我缴了五支步枪，一支驳壳枪。后来民团被打跑了，我负伤也不能走了。碰到有顶接亲的轿子，同志们把人家新娘撵走，让我坐在轿子里，抬到一个姓周的地主家里去养伤，并警告他出了事由他负责，地主的小儿子天天跟着我睡觉。肚子里这颗子弹到了1940年129师在太行山活动时，才开刀取了出来。
伤好后我又归队活动，到了十二月，快到阳历年了，我们活动到四姑墩。这里有一种反动组织叫仁义会，有武装，经常跟我们捣乱，江竹青通过关系，同仁义会的人拜把子，江竹青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过左了些，打死了一些人。以后，仁义会又勾结红枪会来打我们，有一天，红枪会打来了，把詹才芳的屁股上砸了一枪，砸出血了，我一枪把那个红枪打死了，詹才芳跑了，后面的红枪又来追我，把我的腿上砸了一枪，我腿痛，跑不动，后面还追，好不容易才跑了。
到了晚上，红枪会的头子又和江竹青谈判求和，请我们吃饭，我不能走，他们来了个大个子，把我背了去。达成协议，我们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打我们。
我们特务队的活动，欢迎我们的人很多，反对我们的人也有。筹的款，都是白洋，白洋多得很，特委同志说白洋不要，不好保存，要湖北票子，湖北票子有的是，又怕靠不住。后来我们把洋钱装在麻袋里，有的放在河塘里，有的埋起来，存放在四十多个村，一点也没有丢。上面一要钱，我们就送去，我一次挑一千块白洋，五十斤。
我们不但筹款，还弄药、搞枪搞子弹，有时干脆问上面，要什么我们就给弄什么。活动的方式跟过去也不一样，过去烧房子、杀人，后来就不烧房子，一般也不杀人。有次到平原一个地方去，那里有个左老虎，家里又有钱又有势，真是富得不行，我们八个人到了村上，就把左老虎捉住，没有杀他，叫老百姓把他抬着上山，一下子掉到雪窟里爬不起来了，我们又把他扒出来，交给上面去处理。我们的活动不怕苦不怕累，总是抱着牺牲的态度，一天都要走七八十里，再不好走的路，也能过得去。有人说，不能吃地主的饭，他在饭里放毒要药死你。我们有的是办法，等他把饭做好了，先用筷子试一试，叫他先吃，他不吃我们也不吃，所以地主对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在活动中，碰到过年过节，还给群众做点好事，1929年春节，我们把铜板拿出来，叫穷人拿回去好过年，洋钱不给。老百姓很高兴，我们活动就更有群众基础了。
后来，我送钱到特委去，特委要我去学习，一听说学习，我的脑袋就大了，不愿意学习，可特委叫去，不去又不行。我去学习，学什么呢？学历史，说我们的老祖宗是猴子，哎呀，把我弄的糊里糊涂。后来又讲共产主义，我实在学不下去，又要求回去工作。
七、见到徐向前同志
徐向前同志是1929年6月11日到鄂豫皖的，住在箭厂河。他是从上海走水路到武汉，由我们的秘密交通一站一站接来的。那时我在箭厂河养伤刚好，他听说我活动很多，就把我找了去。
我见他，是领导介绍去的。我背着驳壳枪去见他，看到他的个子比较高，比我们高，很威武，不算很胖，也不算很瘦。穿的大褂长袍，戴礼帽。挺谦虚，见了人有点害怕似的。他是山西五台人，讲本地话不好懂，不过他的话还是比较好懂的。那次见面的时间很短，只是问问，戴克敏同志也在，戴对他很尊重，不断给他介绍情况。我们谈到，鄂豫皖这块地方，又好又不好，好因为是中国的中心，不好是因为力量小不容易发展，南边是长江，北边河南是平原，就是一条山，山不那么富，富是两边富，山里头还是比较穷，工矿很少，生产的东西也不多。这块地方，在军阀混战中，开展革命运动很重要，这是全国的中心，革命的心脏，蒋介石的心脏，你在他心脏里活动，要他的命，他能放了你呀。现在开展革命活动困难，我们一定要领导好革命。
第一次见面，我们都很兴奋。后来，在打仗的时候，经常见面。徐打仗很沉着，很尊重群众意见。有一次，徐向前同志对我说，你除了搞经济搞筹款，又要搞子弹。以后我就大量搞子弹。有一天打仗了，我搞了好几大车子弹送去了，他见了我，就要子弹，我说有一点，不够还可以继续来。他问我有多少，我说问数我说不了，就一麻袋一麻袋算吧，但是小枪子弹不能用袋子，他听了挺高兴，问：用什么？我说：用斗量。他说：那好，用斗。我说，送子弹多少斗，多少麻袋，你给个条子，我回去就好交账。
1929年下半年，徐向前同志和我的妹妹程训宣结了婚。程训宣是宣统三年生的，是我的第二个妹妹，第一个妹妹很小就死了。结婚时顺宣十九岁，他很有点长色，个子高高的，大眼睛，爱说话，比我们长得都好看，没有读过书，是个农民。她和徐向前同志结婚，是有人介绍的。箭厂河离我们家很近，许多领导干部都是我们那一带的，
曹学楷同我就是隔壁垸。我母亲是个很热心肠的人，曹学楷、倪志亮他们常到我家去，徐向前同志就是曹学楷、倪志亮同志带到我家去的，经他们介绍，和我妹妹认识结了婚的，年底我回家，徐向前同志住在我家，我母亲告诉我他和我妹子已经结了婚，我妹妹当时是不是党员我不知道，后来肯定是党员，到特委机关去工作了。1932年初张国焘搞肃反，他想整徐向前同志，把我妹妹捕了，叫她说徐向前同志的情况，她坚强得很，一问三不知，后来张国焘就偷偷地把她杀了，一直到了延安，我才知道。
我还有个最小的弟弟程启波，跟徐向前同志当勤务员，他在家念过四年小学，跟徐向前同志学习进步很快，后来当了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打仗牺牲了。
附录二：《程启光：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从木兰山到清水塘》
调访：郭家齐
整理：郭家齐
时间：1982年8月30日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李敏
黄麻起义胜利后第二十一天，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黄安县城失守，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撤出县城转到县北紫云区。复又从紫云区的木城寨集结到黄陂木兰山打游击，我同二哥程启宗先跑到武汉，在那里呆不住，又回到七里坪，二哥去他丈人家，我就上了木兰山，我先找到曹学楷。他叫我到徐朋人那里去，这时，鄂东军已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开往黄冈打游击去了。木兰山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八军，有七、八十人，多是黄麻地区跑去的同志，也有木兰山一带的群众，只有一条半枪（一支短枪，一支长枪锯了一截，叫半支枪），由徐朋人负责领导，住在洪界山一个庙里。
一九二八年阴历二月初四（公历二月二十四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即黄麻起义的队伍）又回到了木兰山，部队在洪界山脚下经过，第八军的侦查员跑来报告说敌人来了。因为只有一条半枪，无法抵御，徐朋人决定大家疏散隐蔽。后来有人发现山下一个抬子上抬的是戴八老（医生，戴克敏的叔父），大家这才放心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人，经过联系，果然是第七军回来了。当天夜晚两军会合，住到塔耳岗四五里的陈家祠堂里，共计一百五十多人，没有棉被盖稻草，大家挤在一起休息。
阴历二月初十至十三（公历三月一日至四日），敌人十八、十九军和三十军将我们包围在中间，形势很严重。工农革命军领导人决定：有枪的留下，无枪的分散隐蔽。决定刚作出，部队尚未分散，说敌人进攻来了。大家一下跑散了。后未见敌人来，才又集中到陈家祠堂开会，会议由党代表戴克敏主持，第七军军长吴光浩讲话。吴光浩从黄麻一直讲到木兰山，又经木兰山讲到黄冈打游击回来，讲得声泪俱下，大家听了也都伤心流泪。吴光浩最后说：大家还要继续革命。接着，他发表了几点意见，他说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这一百多人集中一块活动目标太大，有可能被敌人消灭掉，因此我们决定：一，凡能出去做生意的，我们给钱你出去做生意；二，凡能回家隐蔽的，我们给钱你回家去；三，凡愿意留下的，跟我一块打游击。吴光浩讲后请大家根据三条意见自由选择。然后举手，结果有三十六人愿意留下，其余的同志，有的回家，有的去做生意。陈再道去做生意，他带了二百元去河南赶猪，结果生意蚀本了，只剩下一头猪，他送给了别人，又跑回部队。
陈家祠堂会议后，又开了一次党委会议，决定将一部分长枪埋起来，使用短枪。参加埋枪的都是领导人，有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戴学诗、吴先筹、江竹青、廖荣坤等人。枪都埋在王家河的河滩里，一共埋了四十八支，后来取走了三十二支，有十六支找不到，收拾停当后，部队即往觅儿寺这边开。
到了李家寨，部队住了四天，开了三天会。中间由第七军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主持，开了一次党委会。全军留下的战士三十六人中有二十几个党员。有些人虽不是党员，但是积极分子，也被吸收参加了党委会议。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次会议讨论了部队整编问题，决定除留宏坤（姓刘或姓孙）江波（外号豌豆）在军队担任勤务工作外，其余的统一编为三个队。第一队队长戴学诗、吴先筹，共十个人。我被编在一队。第二队队长由汪奠川兼共十二人。第三队队长廖荣坤、王树声，共十二人。戴季英等未编入各队。这次改编的时间约为公历三月八日左右（阴历二月十七日），到了阴历闰三月初，部队又重编一次，这时湖北省委指示说，戴学诗率领的一队烧杀的太厉害，要立即予以纠正。军部将戴学诗绑到二队，即汪奠川率领的那个队。一队队长由戴克敏兼，之后部队又分散活动，三队由廖荣坤、王树声率领往麻城老区游击，二队由王奠川率领到黄陂王家河一带活动。他们都化装成便衣队，在王家河一家烟馆里休息，烟馆里来往人多，有好人有坏人。有人向汪奠川他们报告说，国民党一营军队开来了，你们要快走，汪奠川他们未及时走，接着有坏人去告密。敌人将王家河困住，汪奠川率领全队与敌人战斗了一天，除戴学诗叛变外，其余全部牺牲。后来听说戴学诗认识敌营长。
再说第一队。我们队里有戴克敏、吴先筹、江竹青、徐其虚、戴先汉、郑植煌、郑芽绿（混名，本名记不清），石生勇、张宗景和我共十人。戴克敏率领我们从塔耳岗直插高桥河，在田家畈找到了田开寿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又从田家畈到张石河北面的向阳沟，这里是老区，我们可以公开活动。我们得到情报，驻县城国民党军部发生火并，三十军跟十二军打起来了，我们不理会它。第三天又经向阳沟，经柳林河向檀树岗方向走，天下雨，我们刚到柳林河，七里坪的敌人也来了，差点遭遇到，我们赶紧往东跑。到了石家岔，不见徐其虚。戴克敏派我去找，我顺着来时路程往回去，直找到向阳沟，徐其虚在那里，我们连夜赶到石家岔。大家在这里住了一天，是第四天。这时戴道普带一支驳壳枪来参加我们队。第五天我们又出发到陈家冲，打听了一下当地敌人的情况，又住了一天，第六天到清水塘（在高山岗的东北面，程维献村靠西北的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塆子）。住在戴克敏的岳父家里。他的岳父姓曹，是个瞎子，戴克敏立即宣布纪律：任何人不准出屋！我们都要严守纪律，白天隐蔽，晚上派人出去侦察情况。经过调查，摸清了上戴家民团的情况，大约过了三天，戴克敏集合全队出发打上戴家民团。我们约在晚上十时动身，清水塘到上戴家只有四五里路，很快就到了，戴克敏带领大家一进村，正好遇到民团团长郑国桐，一枪崩了，其他的团丁一见慌了手脚，有的拼命逃跑，有的束手就擒，就这样，没费多大工夫把上戴家民团解决了。一共缴了十八支枪，接着我们去打道观冲，这个塆子在上戴家这条冲的口头上，塆里有个反动头子，他听到上戴家有枪声便跑了，接着到程维德我们捉到了程绍林的儿子，程绍林是个很坏的富农，当地群众痛恨他，我们原想捉到他将他杀掉，谁知他也跑了，戴克敏主张将他的孩子杀掉，大家有些不大同意，戴克敏认为应该杀，以便打开局面，结果拉去打了，大概是夜晚看不清，没有打死，后来这孩子伙同他父亲程绍林干坏事，可厉害！最后还是被我们抓住杀了。接着到下溪河。五个地方，震动了整个紫云区，群众纷纷相告共产党回来了，反动派不知我们回来了多少人，都成了受惊的兔子，纷纷向外地逃跑，当时有一首歌谣是反映我们从木兰山到清水塘这段斗争情况的，歌谣唱道：
党员游击转回还,
黄陂到黄安，
先打清乡团，
铲土豪，除劣绅，
一致要共产。
谁敢来反抗，
叫他狗命完。
民团把枪缴，
军士又回还，
只急的土豪劣绅，
两眼朝上翻！
打了上戴家以后不久，戴克敏派我到木兰山去接曹学楷。
（黄文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