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引起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应。这些不同反应，既映现了五四时期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又引发了新的思想文化斗争。
一
“五四”是各种思想相互争鸣的时期。先是五四运动前后，以杜亚泉、梁启超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东西文化”问题与以陈独、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展开激烈争论。杜亚泉等人反对西方文化，提倡东方文化；反对物质文明，提倡精神文明；主张新旧调和、东西调和，故而被人们称为“东方文化派”。接着，在1923年又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反对科学对人生观的指导，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他们的观点遭到了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批判。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主要内容来看，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和发展。在这两场大的思想文化论战进行的过程中，又穿插发生过“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和“工化与农化”等论战。泰戈尔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场景下来到中国访问的。
泰戈尔（1861 1941年）是当代印度著名的诗人和社会活动家。在他身上，保守与进步、传统与现代、出世与入世、贵族与平民、东方与西方等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他既主张向西方学习，又发表过不少批评西方文化的言论，并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优越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他既反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又不赞成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而提倡与殖民者的合作与和解。他既赞美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又把西方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归因于科学，对科学的功用和价值提出了质疑乃至否定。他既关注现实，热爱生活，又主张脱离社会，退隐田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受西方兴起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的影响，泰戈尔的思想也日趋保守和退隐。他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西方文化，提倡东方文明，鼓吹东西调和、新旧调和与阶级调和，俨然成了东方文化的代表者和守护神。
泰戈尔一生非常敬仰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充满友爱之情。从童年时起，他就关心中国。1920年，他对中国留美学生冯友兰说，自己对没有到过中国感到非常遗憾，“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果然到了1923年春，他派秘书英国人恩厚之到北京，找到徐志摩，说只要中国方面能承担旅费，他很愿意来中国访问。此时，由梁启超主持的讲学社也想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因此双方一拍即合。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中国。
在此后近50天的时间里，泰戈尔从南到北，遍游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等城市，先后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讲三四十次。在这些演讲中，泰戈尔一方面回顾和歌颂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伟大友谊，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另一方面又大力宣扬他的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远远高于物质文明的保守主义理论，希望中国人民不要为物质主义所降服。他在演讲中也对科学的功用和价值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认为科学的无限发展，“抑制了人类的精神”，而人类精神被抑制的世界“是一个抽象的没有人性的力量的世界”。他主张东西调和、新旧调和，认为西方要采纳东方的精神文明；东方要学习西方发达物质文明的手段，从而改变东方物质文明过于落后的状态。
二
泰戈尔的来华访问及其所发表的讲演，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玄学派”对泰氏的访问和讲演持欢迎和认同的态度。为了欢迎泰戈尔访华，5月初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连续两天发表讲演，希望人们用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欢迎鸠摩罗什和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并“盼望他这回访问中国所发生的好影响，不在鸠摩罗什和真谛之下”。5月8日，在北京学术界举行的庆祝泰戈尔64岁生日会上，梁启超应泰戈尔的请求，为他取了个“竺震旦”的中国名字，“希望我们对于他的热爱跟着这名儿永远嵌在他心灵里”。除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外，对泰戈尔访华和演讲持欢迎和认同态度的还有在人格和艺术观上都认同泰戈尔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和《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早在泰氏决定访问中国而未来之前，徐志摩就先后发表了《诗人泰戈尔》、《泰山日出》和《泰戈尔来华》等文章，向泰氏表示由衷的欢迎和敬意。泰戈尔到达中国后，徐志摩全程陪同他到各处旅行，给他的演讲作翻译。郑振铎曾先后翻译过泰氏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发表过《泰戈尔研究》、《泰戈尔的艺术观》等重要论文。为迎接泰戈尔访华，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出版“泰戈尔专号”，他自己也撰写了《欢迎泰戈尔》一文，认为泰戈尔是世界上值得我们去欢迎的少数十几个人之一。泰氏来华后，他又亲自参加各种欢迎活动，并在《小说月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介绍泰戈尔及其作品。
和梁启超等人的欢迎、认同相反，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泰戈尔的访华和演讲则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早在泰氏访华之前，针对当时学术思想界掀起的宣传介绍泰戈尔的热潮，陈独秀（署名实庵）写了篇题为《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的文章，发表在1923年10月2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期上，认为“像泰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根本不值得欢迎和介绍。泰戈尔到达中国后，陈独秀、瞿秋白、沈泽民、恽代英、雁冰（茅盾）等人更是分别发表文章批判泰戈尔特别是他在中国的讲演。其中陈独秀的文章最多，言辞也最为激烈。概而言之，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批判的主要是泰戈尔的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东方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论以及他对科学的功用及价值的挑战和质疑等。一些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如胡适、周作人对于泰戈尔的访华及其讲演则介于欢迎、认同和反对、批评之间，他们既不同意泰戈尔所宣扬的文化理论，也不赞成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对泰戈尔访华及其讲演的批判，而主张依据自由主义的宽容立场来对待泰氏的访华及讲演。1924年5月14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大人危害”及其他》一文，声明自己对于泰戈尔的访华及讲演“在反对与欢迎两方面都不加入”，因为他“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有点神经过敏了”。为尽地主之谊，周作人和胡适都应邀出席了北京学术界为泰戈尔举行的欢迎会和泰氏64岁生日庆祝会，但他们对泰氏的讲演未置一词，在泰氏访华期间，胡适也没有就此事公开发表过任何评论。
三
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访华及讲演的不同反应，既是五四时期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的反映，同时又引发了新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如前所述，泰戈尔希望来华访问，并得到梁启超主持的讲学社的邀请，是在1923年春，当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序幕刚刚拉开。到泰戈尔来华时，论战的高峰虽已过去，但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在撰文继续批判“玄学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等人邀请同样反对西方科学与物质文明、而肯定东方精神文明的泰戈尔来华访问，就不能不使人对他们的动机产生怀疑：请泰戈尔为自己助战。恽代英便认为“几个中国的‘玄学鬼’搬来”泰戈尔的目的，是“为他们张目”（《告欢迎泰戈尔的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4月19日）。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泰戈尔来华临行前，曾写信给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谈到他心里的矛盾：“我要到中国去，以什么身份，我不知道。是作为诗人呢？还是要带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识？”正因为泰戈尔还没有决定以什么样的身份面对中国听众，4月13日他到中国后发表的第一次讲演主要讲的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印文化交流和中印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并一再声明他“不是一个哲学家”，人们只须把他作“诗人看待”。但他到中国后，欢迎他、并整天伴随他左右的是张君劢、林长民、徐志摩等人，这些人不仅开口闭口讲的是东方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的一套，而且在宣传介绍泰戈尔及其思想和作品时，也主要是介绍他反对科学和西方物质文明、提倡东方精神文明的一面。对于张君劢一干人的所作所为，鲁迅看得清清楚楚。他后来在《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写道：“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正是在主人们的期望、诱导和安排下，泰戈尔开始以思想家而非诗人的身份到处发表讲演，批评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宣传他那一套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
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想利用泰戈尔来为自己张目，这自然会引起当时还在继续撰文批判“玄学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警惕。据茅盾回忆：“泰戈尔的访华，使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十分激动，也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写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后来他们写文章批判泰戈尔，“是响应共产党对泰戈尔的评价，也是对别有用心而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之反击。”［《我走过的路》（上）第245 248页］实际上，当泰氏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时任《东方杂志》主笔的“坚瓠”就断言，随着泰戈尔来到中国，“东方文化与精神生活……等问题，必又成为论坛的争端。”（《欢迎泰戈尔》，《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
于是一场新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就围绕欢迎还是反对泰戈尔访华而展开。斗争的一方，是欢迎泰戈尔的“文学家、玄学家和复古的东方文化派”，这些人“不仅是尊他的文学的天才和作品的伟大，人格的高洁，性情的慈爱，态度的静穆，并且在文学家呢，因此而高唱超现实的灵的快乐的文学；玄学家呢，因此而大发挥其灵魂的神秘的不可解说的精神生活用来反对物质文明及科学；而复古的东方文化派，也同样的要藉以拥护和再兴东方文化。所以欢迎太戈尔的人们，于仅仅欢迎太戈尔以外，又各自负着各自的用意和希望。”斗争的另一方，主要是反对泰戈尔的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这些人“也并非不相对的承认太戈尔人格的高洁，性情的慈爱，态度的静穆，和文学的价值；不过同时对于他的思想的玄妙、虚灵和笼统，性情的重于保守，以为不但无益于中国发展的前途，或且有很不好的影响。”（亦湘：《太戈尔来华后的中国表年》，《中国青年》第27期）为了表示对泰戈尔访华及其讲演的反对，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一些左派青年还组成“驱象团”，到泰戈尔讲演的会场散发批判泰戈尔的文章和传单。
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一些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参加这场斗争。本来，在泰戈尔决定访华而未来之时，陈独秀曾致信胡适，希望他出来参与“批泰”，并提醒“此事颇与青年思想有关”，但没有得到胡适的响应。胡适、周作人等人对于泰戈尔访华所持的“宽容”态度，说明新文化派内部已彻底分裂，此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结成的反对东方文化派和玄学派的联合阵线已不复存在。众所周知，新文化派内部的分裂起始于1919年夏发生在李大钊和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此后新文化派内部逐渐分裂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化派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这样两大派别。两派虽然在中国今后是走俄化还是西化的道路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在文化上都反对东方文化派和玄学派所宣扬的文化观以及对科学价值的挑战与质疑，所以在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和后来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他们还能结成联合战线。然而，在这次围绕是欢迎还是反对泰戈尔访华而展开的思想文化斗争中，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仅作“壁上观”，甚至讥讽陈独秀等人反对泰戈尔访华“不免有些神经过敏”。对于胡适、周作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陈独秀非常气愤。1924年6月1日，他以“求实”为笔名，在《觉悟》上发表《送泰戈尔——并慰失意的诸位招待先生》一文，将胡适与张君劢、徐志摩等人相提并论。
泰戈尔访华本来是一次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但由于它发生在“五四”后的1924年，故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应，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作为这场斗争中心人物的泰戈尔，扮演的却是一个道具的角色。他兴冲冲而来，却“精神大为懊伤”地离去。历史是如此地有情又无情，确实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回味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