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告别帝制开创共和的元勋中，有一些人因为与国民党中暴烈派的种种过节，而在国民党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党国”之后，被逐渐遮蔽和丑化。在那些人物当中，最冤的要数汤化龙。汤化龙是武昌首义的元勋，与黎元洪等人一起支撑了革命之初那段最最艰难的岁月，缔造了革命之后的第一个政府，参与创立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约法，为民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他最后的结局却是被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暗杀，死后还被诬为“袁世凯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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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1874年生于湖北蕲水（今浠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参加乡试，中举人。一般人印象中的科举考试是机械的八股，与现实无涉，但汤化龙参加的乡试却已考策论，题目是“俄立专制，英主立宪，美主共和……试斟酌损益筹所以推行尽善之策”，汤化龙的回答是仿英国立宪。因此，他成了立宪的先锋，中举之后，即被山西学使宝熙礼聘为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光绪三十年（1904年），汤化龙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后来与他一起领导国会请愿的立宪派领袖，如湖南的谭延凯、四川的蒲殿俊、山西的梁善济、湖北的张国溶，以及沈钧儒等，与他都是同榜进士。中进士后授刑部主事，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进士馆选为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在日本期间，汤化龙不仅学得了现代法政知识，而且结识了一群有志在中国实行宪政的朋友。他与梁启超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两人的交往为日后共同领导宪政运动打下了基础。两年后学成回国，任民政部主事。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为预备立宪而设各省咨议局，鄂督陈夔龙上奏朝廷，请求派汤化龙回鄂筹备。汤化龙回到湖北，先任湖北咨议局筹办处参事，接着当选湖北咨议局副议长，并在第一次常会后当选议长。那一年，汤化龙35岁。
咨议局是清末预备立宪的产物。为适应立宪之后的新体制，国家要有国会，各省要有省议会，咨议局就是最初的省议会。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最先成果，各省咨议局聚集了大批精英人物，尤其是当选为议长的人物，如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湖南的谭延凯等，大多成了立宪运动的领袖，汤化龙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当时的清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革命党人在不断地进行起义和暗杀，坚持以武力“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相对保守的开明人士则希望迅速立宪，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经过庚子之乱，又目睹日俄战争的结局，清廷明白了自身的处境，知道置身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是想变也得变，不想变也得变，要么主动立宪，要么等待革命。为避免革命，预备立宪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然而，对于清廷来说，立宪说到底只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方式。统治者不愿放弃特权，更不愿意把国家主权交出来，所以总想对外来制度进行改造，让来自西方的宪政适应大清帝国的国情，而不是用这种现代制度改变国情。1910年夏季，为推动国会请愿，汤化龙与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8月，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汤化龙任会长。湖南的谭延闿、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人都参加了联合会，汤化龙与他们相聚京师，纵谈大计，发表演说，鼓动速开国会。正是迫于这样的请愿，清廷于 11月4日下诏缩短筹备立宪年限，提前于1913年召集国会。对于这个结果，许多人感到失望，汤化龙和谭延闿、蒲殿俊等人坚持要求第二年即开国会，为此发动了第四次国会请愿。四次请愿因清廷的镇压而未实现，汤化龙在失望中回到湖北。
1911年4月，清廷宣布内阁组成，13名内阁成员，汉人只有4位。结果一出，举国哗然，被认为是“皇族内阁”，违反君主立宪公例。各地立宪派迅速行动起来，要求解散皇族内阁，另组责任内阁。就在这时，皇族内阁做出了它建成之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铁路国有化”。这一决策引发了相关各省的保路运动。汤化龙被推为湖北省军商学界的代表北上，从汉口出发时，上万人到车站送行。
汤化龙刚从北京回来不久，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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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的士兵于危急关头被迫拿起枪，经过一夜激战，起义竟然成功，武昌宣告光复。
可是，对于革命军人而言，等待他们的却是未卜的命运。革命军如何支撑下去？如何避免被清军剿灭？谁会支持他们？任何人都知道，此时前来支持革命，需要十分的勇敢和极大的牺牲精神。
然而，汤化龙来了。一夜激战后的第二天，革命军人终于请到黎元洪之际，正要去请汤化龙，他自己就来了。这位立宪派的领袖，此时已成了革命派，前来支持革命、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叙述讲到这里，一般都要说汤化龙是来“窃取革命果实”。但只要超越狭隘的党派偏见，就不难看到，这时候就来窃取革命果实，是否有点愚蠢？因为来得太早了。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由武昌打响第一枪，革命军人总共不到两千人，孤立无援。他们虽然占领了武昌，但总督瑞澂还在江边军舰上观望，随时准备杀回来；统制张彪也没有走远，带兵在城外安营扎寨。只要朝廷的援军一到，他们就要反扑回来，平息暴乱，收复武昌。武昌地处交通要津，清廷的大军很快就会赶来。
这时，素以领导革命为己任的同盟会领袖，都未赶往武昌，孙文还在美国，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离开了打工的餐馆，却并不急于回国，而是游走欧美，直到停战开始和谈，才决定回来。
汤化龙来了，于是有人提议请他做都督。他拒绝了，理由是此时的武昌更需要军事统帅，而他不懂军事。汤化龙的话被许多人记了下来，文字大同小异，他说：革命，他拥护，为革命出力，他义不容辞，但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尚不知晓，须要首先通电各省，以求响应，大功才能告成。瑞澂逃走，必有电报到京，清廷必然很快派兵前来，我们要准备迎敌。此时是军事时代，兄弟不是军人，难当都督之任……。他建议请黎元洪来做都督，并且答应帮助劝说黎元洪。
接下来，汤化龙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请求各省响应。电文中说：
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名义，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华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武昌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满酋瑞澂，仓皇宵遁，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一发千钧，时机不再，伫候佳音，无任激切。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暨全体同人叩。
汤化龙的通电点到了刚刚遭受失败的立宪党人之痛处，对于全国各地立宪党人参加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黎元洪被革命军人推为都督，开始时很不情愿，犹豫再三。汤化龙的出山给了黎元洪很大支持，帮他最后下定了与革命军人共存亡的决心。10月13日，黎元洪对汤化龙等人说：“余以武人素不习民事，革命又起仓猝，其中多非余所素识，公等皆乡中优秀分子，务望出面相助。”黎元洪之所以答应出任都督，一方面出于无退路，一方面因为有汤化龙等相陪伴。所以，在他开始履职之时，特别需要汤化龙的支持。汤化龙也不负期望，在多方面帮助了他。
革命之后，必需建立新的秩序。政府应该如何组织，秩序应该如何建构，参加首义的革命军人对此并不清楚。同盟会虽然对起义后的政权作过若干规定，但具体应该怎么办，并无明文可循。何况，在武昌的同盟会员本来就不多，清楚那些规定的人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汤化龙与胡瑞霖、舒礼鉴、黄中忱等人反复讨论，于1911年10月14日深夜形成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第二天交黎元洪认可，成为现代中国政府的第一个组织条例，使得政府的组建有章可循。过去的历史书谈及这份文件，往往把它作为汤化龙抢夺权力的证明。但是，必需承认的事实是，正是遵循这份文件，中国有了告别帝制之后的第一个中华民国军政府。过去的史家总是站在同盟会或孙中山的立场上，去发现立宪派篡夺权力的“险恶用心”，比如，条例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就是“把湖北军政府升格为中央军政府，展示了汤化龙等人获取全国政权的设计”。对于同盟会员来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起义都只能建立那个地方的军政府，而不能随便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只能留给孙中山、黄兴等人来建。可是，黎元洪、汤化龙不是同盟会员，没有义务给同盟会领袖保留最高领导地位。同时，作为首义成功的军政府，要号召各省，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条例也不算僭越。事实上，黎元洪等人当时并不太在乎权力机关的称谓，有同盟会背景的人把军政府说成鄂军都督府，他们也并不反对。然而，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独立各省都认可湖北这个首义军政府的特殊地位，并认定它有权代表革命后的中央政府。11月30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第一次开会，首先议定的，就是追认上海会议提出的议案，承认湖北军政府即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行中央最高领导权。后来的国民党史家讲民国总是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而把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看作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就是不愿承认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事实上早已有一个中华民国的中央权力机构。
由于黎元洪最初的消极态度，造成了一种局面：黎元洪虽是名义上的都督，革命党人对外借用他的名义，事实上一切都自行其是。汤化龙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希望黎元洪积极承担起都督职权。为了革命政权的稳定，为了武昌的秩序，为了结束都督有名无实的局面，汤化龙设计了祭天大典。按照他的说法，武昌起义就像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应有隆重的仪式昭告天地，昭告列祖列宗，并誓师以鼓士气。他的提议得到一致赞同，于是筑坛设祭，黎元洪身着都督礼服，在轩辕帝灵位前焚香奠酒，授旗授剑，庄严誓师，然后宣读祭告天地及列祖列宗文。经过这样一个隆重的仪式，黎元洪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拥有者和军事最高统帅的身份得以确立，责无旁贷地开始行使权力。
此后，汤化龙还与宋教仁一起拟定了《鄂州约法》——中国人告别帝制而走向共和的第一部约法。
宋教仁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他此行的重要目的，本是帮助黄兴获取革命的领导权，把武昌的领导权夺回到同盟会党人手中。但在到达武汉之后，知道这已经无法实现。所以，黄兴不仅未能做成凌驾于黎元洪之上的“两湖大都督”，反而接受黎元洪的任命，成为武汉民军的总司令，到前线指挥作战去了。宋教仁不会打仗，接受的任务是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但湖北军政府的外交已经由黎元洪和汤化龙办理就绪，各国承认湖北军政府是交战团体，并无多少外交可办。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致力于拟定宪法。宋教仁是有名的宪政迷，而汤化龙也在日本学过法律，他们还是日本法政大学的前后同学。革命之前，他们就早有来往，是很好的朋友。正因为这样，宋教仁到武昌之后，就住在汤化龙家里。为了制订约法，汤化龙与宋教仁曾经反复讨论，日夜切磋。“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约法者。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孪之病。其草稿出遁初手。厥后南京参议院定约法，取材于此，其所增损，或有大非先生志者。要之，民国约法谓之权舆先生及宋氏，不诬也。”
除此之外，汤化龙在辛亥革命中的功勋，还有几点不应忘记：
一、与黎元洪一起促成了海军反正。武昌起事，清廷马上调兵遣将，一方面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赴鄂，一方面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队前来。朝廷当时似乎没有考虑前去平叛的海军将领与武昌革命领袖的关系：萨镇冰是黎元洪的老师，师生情谊使他生怕炮弹击中学生；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弟弟更不忍把哥哥消灭。于是，海军的炮火就成礼花表演，精确地避开了要害目标。然后是黎元洪给萨镇冰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坦陈心曲，晓以利害，萨镇冰心领神会，托病弃军去了上海。汤化龙与弟弟联系，终于导致汤芗铭率领海军起义，把炮口转向了清军阵营。
二、以特有的条件保障了革命之际武昌的社会稳定。汤化龙虽然是文人，手中却有一个名为“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的组织。这个联合会是从“保安会”发展而来，革命之前就到了汤化龙的手上。汤化龙给会员配备了像军装一样的会服，还让他们定期接受教育和训练，学习消防技术，学习保安技能，而且学习军事。更为重要的是，汤化龙还通过他的地位和影响，请湖广总督批准，购置了2000支德国毛瑟枪。汤化龙领导湖北咨议局参加国会请愿之际，这支队伍就曾穿戴整齐参加过游行。辛亥革命之后，对于稳定武汉的秩序，这支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汤化龙协助黎元洪开展外交，成功地取得了列强的谅解，革命党人不被认为是乱匪，而被认为交战方。武昌起义爆发，世界各国保持中立态度，没有帮助清廷剿讨，这并非一件容易事。因为那些与清帝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一般情况下，很难把反政府武装摆在与政府平等的位置上。外国人只要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就可以与带来社会不安定的革命者相对立。武昌起义后外国人对革命军的态度，是因为军政府的表现，而所谓军政府的表现，也就是黎元洪和汤化龙的表现。是汤化龙陪同黎元洪接见国外记者，黎元洪表现得体，汤化龙代黎元洪回答的那些问题，也赢得了舆论的一片好评。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努力，西方列强没有像对待洪秀全的队伍那样对待武昌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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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汤化龙与武昌革命党人的“蜜月”没有维持多久，随着军事形势的逐渐稳定，权力之争和不同派系之间的猜忌就严重起来。
革命之后的权力之争是必然的。在辛亥革命中，这种争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是同盟会与非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之争。同盟会以革命领袖自居，在革命爆发的地方，似乎都应该由他们掌握领导权，而全国的领导核心，应该集中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手中。然而，辛亥革命中的实际情形，却常常使他们的计划落空。武昌就是突出的例子，革命突然爆发，同盟会的领袖们根本没有想到，所以都不在场，这就让文学社和共进会成了革命的领导者，抢了同盟会的风头。对此，同盟会成员感觉非常别扭。武昌起义的第四天，谭人凤与居正赶到武汉，知道自己已经来迟，权力已经落入他人手中，但仍然在当晚即召集党人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由居正第二天就赴上海，请黄兴和宋教仁前业主持大计。黄兴和宋教仁姗姗来迟，直到起义半月之后，才于10月28日抵达武汉。即使这样，他们对革命的领导权也没有死心。在去武汉的火车上，宋教仁与黄兴反复讨论到武汉之后的策略。宋教仁认为，让一个与革命党毫无渊源的清廷高级军官做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号召全国的革命，不仅非常可笑，而且非常危险。所以，到武昌之后，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领导权问题，计划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让黎元洪成为黄兴的下属，以此保证下一步全国的革命政权掌握在同盟会手中。可惜的是，同盟会在湖北的势力太薄弱，仅就起义成功第二天成立的实际决策机构“谋略处”而言，16人中只有一个曾经加入同盟会，而且在革命之前加入了共进会，所以，宋教仁和黄兴的计划注定无法实现。起义时在楚望台受命的起义军总指挥吴兆麟更是坚决反对，因为他不但不是同盟会员，而且不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湖北的革命党人宁愿拥戴黎元洪，因为他虽然开始时不愿合作，却已经与革命军人共患难半个月，而且使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愿接受几个与起义无关的湖南人在革命成功之后来做他们的领袖，把他们引向未知的命运。黎元洪在革命中的地位日益巩固，但对同盟会的领导人而言，心中却总是一个疙瘩。直到后来，谭人凤仍然对此愤愤不平：“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帅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 再后来，他们主导下撰写的辛亥革命史，总是要强化孙中山领导的那一次次无果的起义，而淡化武昌首义的地位，把辛亥革命的历史向上延伸十几年，讲成一部孙中山的活动史。
其次是革命派与立宪派之争。其实，革命发生之后，一些原先的立宪派投身于革命之中，放弃立宪而拥护共和，已经成为革命派。然而，革命前的阵营壁垒却依然存在，严重影响着革命队伍的团结。革命派没有因为立宪派此时已经革命，就对其一视同仁，即使不得不接受现实，联合他们以实现某些目的，也常常是权宜之计。与此同时，立宪派对革命党人也并非没有成见，尤其是对革命党人中的暴烈派，以及他们所依赖的会党力量，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进入革命阵营，就把他们作为同志，就对他们身上的痞性和暴力倾向表示赞赏，而是觉得他们“行同草寇，万非吾辈所能合作”。
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中，汤化龙成了众矢之的。武汉的革命党人不甘心权力落入汤化龙之手，同盟会的领袖们也不会真正青睐于他。这从许多事都可以看到。
起义成功之初，汤化龙等人草拟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但根据那个条例安排的政府人选，却引起了革命党人的严重不满。于是，10天之后，孙武等革命党人就另拟了《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以新条例改组的政府，汤化龙等立宪派的权力被大大削弱。权力之争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革命党人周鹏程说：“汤化龙就是立宪派，几面倒的。政事部所引用人，大半是他的党羽，将来我们的革命军难免不受他的牵制，吃他的暗亏。”革命党人还编了这样的歌谣：“狡哉汤化龙，保皇叹未成，武昌起革命，坐地享其成。”从这一切，不难看到革命党人的想法。后来的教科书把汤化龙等立宪派说成投机分子，根源就在那里。尤其是同盟会系的革命党人，他们错过了领导革命的机会，眼睁睁看着黎元洪、汤化龙这些与同盟会完全无关的人物成了领袖，心里很不舒服。武昌的倒汤、倒黎事件，只是表现之一。
比黎元洪被丑化为“床下都督”更为严重的是，汤化龙被说成了两面派，一边投机革命，一边给清廷发密电，表示自己不甘附逆。为此，孙武甚至曾经打算在一次会议之后将他干掉，幸亏有人劝止。关于所谓汤化龙给清廷的“密电”，过去已经百年，学界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历史学家杨天石曾经对此做过细致的研究，梳理过一系列蛛丝马迹，最后认定所谓“密电”并不存在，只是讹传而已。其实，只要结合当时的权力之争，就不难明白这谣传的源头。
尽管密电并非事实，但此事迅速传播开来，却使汤化龙的威信大受影响，也使汤化龙对武昌的革命队伍心灰意冷。于是，就在黄兴离开武昌之际，汤化龙也离开武昌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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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化龙任陆军部秘书长，接着又委以法制局副总裁。前一个职务大概来自黄兴，后一个职务则是来自宋教仁，汤化龙没有就职。
清帝退位之后，孙中山根据约定按时辞职，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时的汤化龙是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临时参议院改选，汤化龙被选为副议长。接下来是全国大选，正式成立参众两院。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
这时的中国有几位宪政迷，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宋教仁、梁启超和汤化龙。
然而，宪政在中国的实现似乎注定艰难，因为无论旧官僚还是革命党领袖，都往往迷恋专制，喜欢为所欲为，而不愿被绊住他们的手脚，更不愿把权力锁进宪政的笼子。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于上海车站，凶手是谁，至今是个谜。消息传来，汤化龙极为悲痛，亲自写了一副长长的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从中可见汤化龙对宋教仁的高度尊崇。
以宋教仁案为由，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汤化龙对此非常反感，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共和刚刚开始，国家特别需要稳定，宋案应该通过法律解决，不应在事情还未水落石出之前就兴兵讨伐大总统。汤化龙的这种选择，像梁启超、张謇、蔡锷等人的选择一样，引起了国民党中暴烈派的强烈反感。
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很快下令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之资格，理由是他们附逆助乱。作为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虽然对革命党人并无好感，但对袁世凯的做法不予认可，并且劝说大总统，希望他不要使国会瘫痪。作为民国初期致力于推进宪政的重要人物，汤化龙反对“二次革命”，因为在他们看来，进行再革命，本身就是对辛亥革命成果的不珍惜，革命之后中国需要的是秩序，是迅速进入民主宪政的正轨，而革命只能给国家带来混乱，甚至葬送革命的成果。他也反对恢复帝制。国民党人因为“二次革命”而离开国会之后，进步党人虽然少了议会中的对手，却要独力承担与袁世凯专制相对抗的责任。当帝制运动加速进行的时候，进步党人就成了反对复辟的主要力量。1915年春，帝制运动初期，汤化龙就想离职出京，苦于找不到藉口。至8月，杨度、孙毓筠等人发起“筹安会”，汤化龙对袁世凯更是大失所望。1915年9月，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策划云南起义，汤化龙也离开了北京，开始了护国反袁运动。他于9月请假赴天津治病，然后书面辞职。辞职之后准备前往日本，但在12月的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云南已经起兵讨袁，立即改变主意，从大连转去上海。1916年3月19日，汤化龙电请袁世凯取消帝制（袁于三日后宣布取消）。在护国运动中，汤化龙还做了另一件大事：他的弟弟汤芗铭时任湖南将军，深得袁的信任。在汤化龙反复劝说之下，其弟终于宣布湖南独立。关于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失败，有“送命二陈汤”之说，“陈”，指的是四川陈宦，“汤”即汤芗铭。因为陈汤二人都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将，在关键时期，却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护国战争，汤化龙功不可没。
袁世凯去世之后，南北复归统一，国会重新开会，汤化龙仍是众议院议长。然而，平静没有多久，就发生了府院之争。在是否对德宣战的问题上，总统与总理意见不一，终于使矛盾激化。1917年5月10日，众议院正在开会，一个所谓“公民团”突然冲进会场，宣称必须立即通过宣战案，否则议员们别想走出大门。议会不愿被要挟，双方一直僵持到深夜，段祺瑞才带着警察前来。众所周知，这个“公民团”正是段祺瑞组织的。5月23日，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结果是支持段祺瑞的势力纷纷宣布独立。黎元洪无奈，接受张勋进京调解，酿成一场复辟的闹剧。段祺瑞马厂誓师，粉碎复辟，收复京城，再组内阁，汤化龙再次入阁。他一度坚辞不就，后来在多方劝说之下终于就职。
当一部分议员南下，追随孙中山去组建护法政府的时候，汤化龙继续留在北京。这固然与他对孙中山的不信任有关，更多地还是源于他的宪政理想。尽管北京的段祺瑞没有恢复原议会，但毕竟没废除议会制度，北京政府依然是各国承认的合法政府。而广州护法政府的组建，在汤化龙这样深知现代法理的人来说，却是早已违背了临时约法。也就是说，在南北两个政府之间，汤化龙尽管对北方政府也不满意，但比较之下，还是选择了北方政府。
众议院的议长如果奔赴南方，那对孙中山是多么大的支持！汤化龙却没有来，而是选择了北方，加入了段祺瑞内阁。尽管时间不长，汤化龙就于1917年底与梁启超等人一起辞职，但南方已经把他当成了重要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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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汤化龙决定赴日本和美国考察，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于6月5日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6月19日抵达加拿大维多利亚港，21日经加拿大至美国。汤化龙先后对波士顿、森波、芝加哥、华盛顿、纽约进行了访问。在波士顿，由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陪同拜会了美国代理国务卿波克；在纽约，受到纽约市长的热情接待。然后，他经费尔得非亚返回波士顿。8月19日，汤化龙在万国学生会事务所为前来送行的中国留学生讲演，发表了他对中国西部开发的看法。他说：“譬如中国西北之富源，尽人所知，其开辟之艰难当不过于北美移住之日，而美人可以开辟荒远之美洲，中国人不能开辟近邻之西北，科学之不足应用乎？抑人生无信念而因以无勇气乎？其故可深思也。”在演讲中，汤化龙提出了“科学救国，民主施政、平等社会”的治国纲领。《晨钟》报将汤化龙发回的讲稿陆续刊发，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人翘首以盼，希望这位民主政治家早日回国，实施他的理想。
汤化龙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访问和考察，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许多人为他欢呼，并把祖国由乱到治实现民主宪政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然而，正因为这样，他必然要引起某些势力的注意，灾难即将降临。
9月1日，汤化龙在温哥华遇刺身亡。凶手王昌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的党员。
关于这件事，较早的记述来自国民党人冯自由。他在《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史略》（见《革命逸史》第三册）一文中赞美美洲支部的革命活动，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民国年冬，进步党政客江西人黄远庸游历欧美各国，各报专电均载及之。旧金山党员多向子超先生探询黄之历史，子超先生答曰，黄乃进步党第一流策士，解散国民党及削夺民党各都督皆其主谋，深得袁世凯信用云云。是岁十二月黄自美东到达。旧金山之康梁派宪政党宴之于教板街上海楼菜馆，忽有壮士二人闯入座上，拔枪击之，黄应声而扑，瞬刻身死，事后无人知刺客为何许人。后三年进步党首领众议院议长汤化龙由欧洲抵加拿大之域多利埠，将取道返国，有国民党员理发匠王昌枪杀汤于叙馨酒楼，以目的既达，即行吞枪自杀。此三壮士之志愿，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自兹而后，曾助袁洪宪作恶之研究系交通系诸政客，莫不爱惜生命，视美洲为畏途。其有赴美游历，或参加欧战后华盛顿和会工作者，咸托人至上海环龙路向总理疏通，必俟取得国民党本部之介绍书为生命之保障，始敢安心渡美。
在广州的孙中山得知王昌的消息，派人把他的灵柩运回广州，尊为烈士，安葬于黄花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