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有它的奇妙性，差不多一百年前，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从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信仰独立、妇女解放等诸多层面论证儒家伦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合。一百年过去了，历史兜兜转转，我们又开始重新审视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值此历史当口，回顾儒家思想在现代史上受到的种种争议，探讨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激烈反传统”并没有颠覆儒家伦理在民国时期社会中的主导作用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最开始叫《青年杂志》)。《新青年》创刊标志着近代西方思想传到中国之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普遍的困惑。《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很多思想发展的方向，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虽然后来大家研究的结果是“全盘反传统”的说法有点过——就是，陈独秀等人确实认为儒家伦理和现代生活是不相吻合的。这种思想随后影响了中国社会近一百年，但可以说在当时就显现了它的极端激进性，因为很快它就迎来了一个直接性的反扑，或者说“反正”——就在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当中，新儒家产生了。
新儒家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的路径，即儒家思想、儒家伦理，和现代生活并不完全冲突。最早像梁漱溟的解释，包括再往前一点梁启超的解释，其实都是在证明，儒家思想并不是像从谭嗣同以来，一直到陈独秀等人所作出的、“很恶劣”的解释，即把儒家看得一无是处。随后中国现代史的发展开始慢慢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之前，儒家思想和伦理在中国社会变迁中依然具有主导性，并没有真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激烈的反传统”，而使它颠覆掉。这种现实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底层，包括精英层面，一直在寻找另外一种更加理性主义的探讨。像胡适很早提出的路径，就是要寻找中西文明沟通的内在架构，寻找它们同构性的一些因素。因此，民国时期思想家的争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理性主义其实并不排斥儒家和传统。胡适讲，除了儒家思想之外，我们更应该注意发现非儒因素、非儒思想。非儒学派的复兴，同样标志着我们希望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与西方文明更多的同构关系。
另外，从当时中国的底层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民国时期，底层社会对儒家伦理的遵守和信仰依然是具有普遍性的。梁漱溟在山东所做的乡村建设试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就是尝试用儒家的思想、儒家的伦理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变革。
这是梁漱溟的一种想法，即在儒家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如何嫁接西方近代文明。团体主义、集体生活、科学因素都应该引进过来，但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则是不允许打破的。当然，这里面的一个前提是，梁漱溟并没有看到后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所以我们说，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社会伦理并没有因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向世界证明，儒家文明同样可以生发出现代化
我们今天的困惑、今天的问题，其实来源于1949年之后。如果回到1949年之前，1940年1月，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儒家并不处在一个必须彻底排斥的位置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讲，建构一种新的文化，当然要包括儒家伦理、儒家思想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要素。
但在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太大。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要建设“纯粹的社会主义、全面的社会主义”，到文革晚期最典型的“批林批孔”，中国社会不论是精英层面还是社会底层，对儒家思想、儒家伦理都造成了一种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颠覆。这种颠覆对我们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它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就是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没有一点好的东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0年代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处于第一阶段的时候，当时思想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得益于什么?这是20世纪80年代现代思想史讨论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由此带来了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杜维明、刘述先等当代新儒家的思想传入国内。在新儒家热潮的影响下，中国思想界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反思，可能我们要重新评估一下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了。同时，这也对同期传进来的，马克斯·韦伯所讲的现代化一定是在基督教伦理下产生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当时思想界讨论的一个重大命题，就是在非基督教文明下，在儒家文明下，同样可以生发出现代化，可以找到现代化的一个出发点。可惜，这一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是很短暂的，随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纯粹的、疯狂的商业主义、物质主义的发展，使中国整个社会的伦理层面发生了极大的颠覆。我们现在提出，要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原有的伦理价值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现在讲人心不古，纠结扶不扶，谈论坏人变老、老人变坏，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了社会伦理的变化。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修补这种变化?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近十年来，中国思想界面临的最重要、最困惑的问题。这一困惑导致了现在一种极端思想。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走过来的，像蒋庆以及后来成长起来的秋风这些人，他们主张把整个民间社会建构在儒家伦理的框架下。蒋庆还设计了新的中国政治方案，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它表明了在当代学人中，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重回儒家的道路。这种极端的主张不用说，根本不可能实现。而像秋风(即姚中秋)，广东的吴钩等，他们在做另外一种解读，那更是一种后现代的解读了。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当中不仅可以开出现代化、开出民主宪政，而且儒家本身就是民主宪政。特别是姚中秋的解读，他把宋代的一种君臣之间的关系解释成君主共和、虚君共和。这肯定不是历史真实了，也不是儒家伦理所反映的一种社会认知。
这些过于膨胀的言论当然是不合理的，但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和思想发展，大约是要立足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文明的本位当然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百家争鸣。这样才能够接上上文所讲的近代以来西方问题挑战中国之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正当的回应。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从一开始，从孔孟开始，基本上就是包容别人的。我们后来讲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把各种思想都揉进去了。秦汉之后儒学思想的发展，也基本上都把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想融合进来了。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对我们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趋势，无疑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但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作为当代中国立国的原则，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这里边就面临一系列的困境。从学理方面，我们应该进行更多地探讨，以找出双方之间实现合理嫁接的更大空间。
儒家存在“进取性不足”的问题，但对社会的建构和稳定持续有着独特的作用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儒家思想就有一些非常负面的解读，比如三纲五常。而无论是三纲五常也好，儒家思想中其他比较负面的因素也好，比如家庭本位等，经过后来新儒家的一种转化或者说重新解读，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也有自身可取性的一面。比如我们去读孙中山晚年的三民主义演讲，里面就对三纲五常有新的解读。三纲五常中最负面的东西——当然是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走出帝制、进入民主现代国家之后——君为臣纲，我们看孙中山的解读:君主不在了，但是国家存在，那这句话就不是说要君为臣纲，而是使国家成为一个被忠于的对象。这种对儒家思想的解读方式，对我们当代社会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再如儒家思想中讲的君子人格，这一点我觉得无论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传统的中国社会，现代的社会，还是未来的后工业化社会，做君子、培养君子人格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和谐也是这样。儒家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追求社会和谐、天人合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设计了一种天、人对应的差等秩序，一直到后来，中国实际的社会形态中都是这样一种等级制度。我觉得，一个等级制度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因为真正的等级制度恰恰是承认了人人平等原则，而虚假的人人平等，实际上并不能反映人类历史和社会的真相。儒家伦理中体现的，只有一种有差等的社会才有合理性的思想，可能会对未来社会的构建起到一种正面的功能和作用。
回到最初。其实中国历史只是最近一百年才走得比较特殊一点，一百年之前，我们看中国历史，秦汉以后的历史一直走得很稳健。传统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在西汉初年基本就全部解决了。儒家的问题大概在于，它没有办法帮助人民和社会去更多地“进取”，但在一个社会的建构上，在社会稳定的延续上，却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在近代西方问题开始刺激中国之后，中国文明的走向发生了一系列的偏差，但一百多年走过来，历史好像走了一个大轮回。明年就是新文化运动发起100周年，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那时起在中国饱受争议，而近年来对传统的呼唤、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足以使我们相信，儒家文明在中国经济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民族振兴稳步迈进的大背景下，会获得一次真正的新生，并为未来中国的和谐、稳定、美好，贡献出一份独特的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