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东西，就不会静止不动，永远僵立在一个地方。它要活动，要生长，要进步。这个过程是新陈代谢的过程。生命的存在形式就是新陈代谢，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要静止。由此我们知道，一种文化要存在，要生长，要进步，也要不断地新陈代谢。
这些年来，人们不断地强调传统文化，觉得传统文化若不大力提倡，真的就要陨灭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危险，若是真有这么危险，恐怕即使有人大力提倡，也未必能济事。
人们讲传统的时候，常常不很注意说明，第一，传统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已完成的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本身仍在流转变化，仍在发展。第二，就我们中华文化而言，其传统有两种很不相同的精神，须要加以注意。一种是先秦文化的传统，那是一个真正百家争鸣的时代，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后来2000多年里，中国文化还时隐时现地出现多彩的姿态，实有赖于这些先秦经典所造就的活水源头。早在1980年代，我曾说过，中国从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要取得顺利成功，需要很多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重现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思想自由竞争，显然有利于发扬民族创造力，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
另一种文化传统是秦汉开始形成起来，并逐渐得到强化，那就是奉儒家一派正宗，排斥其他思想的传统。这个传统因为延续时间很长，离我们又很近，所以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继续尊奉的传统。
我们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尽管儒家思想一统的局面延续了2000多年。但这2000年还是有变化的。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于韩愈时代的正统思想；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于王阳明时代的正统思想。到了近代，秦汉以来的中华文化传统遇到了真正的挑战。这个挑战的核心问题是破除儒家思想至尊一统的局面，允许各家思想自由竞争。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它反映在人们的主观意志上就表现为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与互动。在平常时期，它们之间的争持与互动，表现得不是那么突出，那么激烈。在某些文化转型的关节点，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激烈。如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
新文化运动将近100年了。近百年来，关于新文化运动一直争议不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说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们有一大罪过，就是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华文化断裂，使传统文化面临陨灭的危险。我在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详细批驳了这种论调。那篇文章很长，讲了大量事实，做了详细分析。我这里只强调两点：第一，胡适、陈独秀等人所着力批判的是将孔孟一派思想定为一尊，排斥其他思想，指出它非常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不利于中国现代化。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第二，胡适、陈独秀等人都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对传统文化有很好的了解。他们知道传统文化中哪些是可以推陈出新的，哪些是已经腐烂和行将腐烂，不值得珍惜的。他们不可能笼统地搞什么全盘反传统，推倒一切古代文化的野蛮无知的举动。陈独秀的文字学研究，胡适的古代思想研究及其整理国故的成就，恐怕是当今许多大讲国学的人不能望其项背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首先说明，建设中华新文化，或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古代传袭下来的传统中华文化，成为适应现代发展需要的新文化。因为是在强烈的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中西文化关系，或者说，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问题联系在一起，其中交织着开新者与守成者之间长期的，又是激烈的争论。
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色彩，例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稳健；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对保守，甚至顽固。
从理论上说，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翼。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我在前面指出，传统不是已经完成，再不变化的东西，传统文化不断地通过新陈代谢补充自己，丰富自己。所以守成的人，并非只守着远古时代老祖宗那一点家底儿，也包括守住后来通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一切新东西。这就像生物学上讲的遗传与变异的关系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种类也就渐渐形成，如果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新物种的形成便是不可能的了。文化的开新与守成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只有开新而没有守成，旧文化变成新文化也是不可能的。
二
因篇幅有限，这里不能全面讨论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论，以及文化转型实际的历史过程。这里我侧重谈一下胡适的文化思想，我把胡适作为开新一派人物中，稳健派的代表人物，略为深入地揭示其主要观点。主要是谈谈对于建设中华新文化，或者说，他对于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见解。
在文化论争中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或更具体地说，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
由于中华文化历史发展的特殊经历，中国人长期以来积淀出一种相当强固的意识，即认为中华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与刚刚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是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共同性的文化。由此更进一步认为，中华文化向来是自我圆满的，无需借鉴与吸取任何其他文化。当年清朝皇帝乾隆答复英国使者说，中华地大物博，不需要外国的任何东西，我们跟你们做点茶、丝等贸易，那是可怜你们。他的话最能反映出中国人固步自封的心态。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如果中华文化真的独特到与其他文化毫不相干的地步，那么第一，创造了中华文化的中国人与创造了其他文化的人类之间有无同一性？如果有同一性，那么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亦必有同一性。第二，既然具有同一性，那么，在近代世界里，国与国之间，各族人民之间已经互相遭遇到一起的情况下，还能够彼此互不相干地完全孤立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吗？这两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现在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否有同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来很简单，其实，意义非常深刻。有同一性，就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吸收，互相融通；没有同一性，就各自独立，类不相属，互不相干，无从相互借鉴与吸收，更谈不上互相融通了。事实上，有人是持有类似见解的。
胡适非常明确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很明显，胡适这里说的就是人类文化的同一性问题。
在确认人类文化具有同一性的前提下，再进一步讨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胡适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因生活的地域、环境等诸多条件的不同，各民族的生活习惯、风俗有明显的差别。例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有人把这种差别看得很重，甚至有几分神秘性，这是大可不必的。另一种差别是发展程度的差别。这一点争论尤为激烈。不少人完全不能接受这种说法，要他们承认，有5000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发展的程度高，这实在有损于中国人的自尊心了。但这却是事实。小舢板就是不如万吨巨轮的发展程度高；人力车、畜力车就是不如汽车、火车的发展程度高；现代的城市管理，包括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卫生及其他事业管理，就是比土街陋巷的发展程度高。以此类推，许许多多的事实都可以证明，西方主要国家的近代文化确实要比尚未完全脱离中古形态的中华文化要高。由此就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事实上，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已经在逐渐地学习西方一些东西。但每一步都有阻力，每进一步都需经过斗争，从只学习器物、工艺技术和科学，到学习改革政治，实现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花了上百年的时间，仍未完全解决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文化态度的问题尚未获得真正解决。
三
有些中国人杜撰出一种说法，说西方文化是物质的，中华文化是精神的。人就是贵有精神。所以中华文化才是最具有人性的文化，是更高等的文化。
胡适很不客气地说：“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胡适又说：“精神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胡适批评中国的圣贤们往往过分片面地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要人们鄙视物质生活，提倡安贫乐道。而同时，却容忍贵族、官僚、富人们穷奢极欲。其说教带有明显的欺骗性质。胡适要求人们正视物质生活的基本重要性，努力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在此基础上，一步一步提高精神上的追求。
有人说，物质文化要向西方学习，精神文化也要向西方学习，那岂不是全盘西化了吗？
事实上，胡适确实背负“全盘西化”的罪名达半个世纪之久。我因为做胡适研究比较早，因此也是为他洗脱罪名比较早的人。早在1980年代前期，我就指出全盘西化只是反对折中论的提法，绝不是完全以西洋文化代替中华固有文化的意思。而且，胡适早已发现这个提法易使人误解，所以他曾郑重其事地公开声明，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胡适的真正意思，是不赞成主观地为中西文化交流设置界限。以往所谓只可学其技术、工艺，或只可学其物质文化，或设置所谓中体西用的框架等，都是不必要的。胡适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种文化互相交流，千千万万的人通过自己的实际体验，他们会慢慢明白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什么是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的。好的东西他们自然会吸收，不好的东西他们会舍弃。许多保守的人们总是担心，要不为中西文化交流设置界限，中华文化固有的许多宝贝，甚至中华文化的本根都会丧失掉。胡适理解保守主义者的苦心，他向他们指出：“各方面文化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今以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中国本位’。这个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胡适的这个见解非常重要。这一方面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文化见解，一方面是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许多人自炫如何热爱本国文化，对本国文化如何自信，其实，不肯用真正开放的文化心态对待中西文化交流，害怕自由交流、互相碰撞的结果会导致中华文化的毁灭，这哪里还有自信心？
所以，胡适主张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要建筑在自觉反省的坚实基础之上。这个反省，第一，要承认文化是整个名族集体创造的，所以文化的本根在“那无数无数的人民”，这个本根不可能被毁灭。第二，要正视本民族文化的短处和西方文化的长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最聪明的做法。相反，讳疾忌医，自欺欺人，只能导致自身的衰败。正因如此，胡适认为凡真正有志于发展中华文化的人，都应该注意反省本土文化的缺点、弱点，多注意西方文化的优点和强点，取长补短，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复兴。
我在这里要特别向大家说明一点：胡适在国内经常批评固有文化的缺点，致使一些人误解胡适崇洋媚外，这是天大的冤枉。凡是对胡适多少做过一些研究的人，在我们比较了解胡适的学者圈内，有一个很平常的知识，可以说是关于胡适的A、B、C。这是什么呢？就是胡适虽然在国内经常严厉地批评中华文化的种种缺点，但在国外，作同样题目的讲演时，他却只是大讲中华文化的种种优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任何人对此有兴趣，想知道个究竟，请你看看胡适在美国所作的讲演，有英文本，也有不少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仔细看看就知道了。胡适的这种态度，是由他的使命感决定的。他毕生都致力于中西文化的结合，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为此，他自己担起让两种文化密切接触，互相切磋，互相补充，互相融通的责任。而这必须使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使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胡适在中国、外国以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角度来谈中国文化，其良苦用心在此。
文化的发展，开新与守成交互为用。在守成的基础上开新，在开新中兼顾守成。开新不只是概念、词句的开新，应该具体地了解、研究新的东西，外来的东西，看它究竟是否适合我们的需要。适合的，人们自然会接受，久而久之，就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了。守成的人，也不能只是一味地保守旧东西，一味地排斥新东西。一方面对旧东西要整理研究，要推陈出新。一定要借鉴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像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者，他们就是用新方法整理研究旧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与胡适之间从未发生大的矛盾，他们的基本方法都是相通的。所以中华文化的开新与守成，是一体两翼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都应严格按照科学方法来从事实际的研究，发扬固有文化的优秀的东西，尽量吸收西方文化一切有益的东西，达到开新与守成的目的，共谋中华文化的复兴。
原载于《江淮文史》2014年第5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