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残酷对待自已同胞的历史纪事，是一段漫长而悲伤的故事。如果要将这类恐怖的故事作一比较，那麽，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强度与规模上，能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抗衡。
南京的悲歌
除了日本人以外，大多数的人对於大屠杀的历历详情是毫不怀疑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成功入侵上海後，就对台湾省新设立的首都发动大规模攻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後，日本人便展开一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残酷暴行。中国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子被集合起来驱赶到市郊，或遭机关枪扫射倒地；或被日军当作肉靶，用来练习刺刀；或是在身上浇满汽油，活活烧死。数月下来，城内尸横遍地，散发浑混的恶臭。数年之後，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家估计，自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在南京有超过二十六万平民死於日军手中，也有专家估计，这个数字至少超过三十五万人。
杀戮规模史无前例
毫不掩饰地陈述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残酷与野蛮行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数量上的纪录，说明这个事件够资格成为历史上最邪恶的行径之一；我的目的是要了解整个事件，并希望世人从中学习教训，记取沈痛的殷鉴。但是，不同的残暴程度，通常就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因此我一定要提出一些数字，让读者对六十年前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规模，有些许概念。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让所有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到达杭州，延展距离约两百英里长。他们身上的血共重达一千两百吨。尸体可装满两千五百节火车车厢。如果把这些人一个个叠起来，将达七十四层楼高。
光看死亡人数这一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就远远凌驾历史上许多最野蛮的行径。相较於罗马人在迦太基的暴行（十五万人被屠杀）、天主教军队在宗教法庭的杀掠，日本军队犹有过之。日本甚至超越帖木儿（ＴＩＭＵＲＬＥＮＫ，一三三六～一四○五，信仰回教的突厥征服者）一三九八年在德里杀害十万名囚犯，并在一四○○与一四○一年之间，用这些囚犯的颅骨在叙利亚建造两座尖塔的丑行。在本世纪，大屠杀工具确实已臻精巧；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斯大林杀害了超过四千万俄国人，然而，这些死亡人数是在好几年之中，逐渐累积而成的，而南京大屠杀却是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
的确，即使是从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役标准来看，南京大屠杀都可算是大规模赶尽杀绝的最糟例证。如果要想像南京大屠杀的相对规模，我们必须在看看其他一些数字。南京的死亡人数──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而已──就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期间平民死伤人数（英国总共失去六万一千人，法国损失十万八千人，比利时十万一千人，荷兰二十四万二千人）。回想起这些事件，大家咸认，空中轰炸是造成大毁灭最恐怖的武器之一。然而，即使是其他战争中最猛烈的空中攻击，都无法超越日本人对南京的蹂躏。
死於南京的人数，很可能超过英军突袭德勒思登後，死於兵燹风暴的人数（当时国际上都接受死亡人数为二十二万五千人，但根据现在更客观的纪录，应有六万人死亡，至少三万人受伤）。事实上，不论我们是用最保守的估算──二十六万人或是最大胆的估计──三十五万人，只要想到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远超过美国突袭东京（估计为八万至十二万人）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一九四五年底，遭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长崎两座城市加起来的死亡人数（估计各为十四万人及七万人），就不禁要惊愕连连。
沉怨未雪
我们要记取的不仅是南京大屠杀到底有多少人罹难，更要谨记这些人是如何惨死的。中国人被日军拿来当肉靶，练习刺刀，并进行斩首比赛。约有两万到八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许多日军不仅强暴妇女，还取出她们的内脏，切下她们的胸部，将她们活活钉在墙上。父亲被迫强暴女儿，儿子强暴母亲，其他家人则被迫在一旁观看。日军不只把人活埋、去势、割掉器官，烧烤人民变成日常便饭。他们更实行穷凶恶极的虐待，像是用铁钩钩住民众的舌头，把人吊起来；或是用土把民众埋到腰部，然後眼睁睁看狼狗将他们撕裂。残暴景象著实触目惊心，令人作呕。
但是，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是一个蒙昧隐秘的事件，并不像日本原子弹爆炸，或德国屠杀犹太人一样广为人知。亚洲以外的人，大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在美国出版的历史书籍上，大部分都忽略了这则大屠杀事件。如果仔细检阅美国中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就会发现，只有少数教科书提到南京大屠杀。美国大众阅读的简明版或「完整版」的二次大战史书，几乎没有一本钜细靡遗地讨论南京大屠杀。
比如说，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战争图片历史单行本中，销量最好的「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传统图片史」没有只字片语，甚至没有一张照片提及这件事。在邱吉尔著名的「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共一千零六十五页），或是亨利•马歇尔经典之作「二次世界大战」（共九百四十七页）中，也完全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温柏格宏伟的「战争下的世界」（（共一千一百七十八页），只有两次提到南京大屠杀。我只有在赖基的「自罪恶解放∶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共九百九十八页）中，找到一段大屠杀的描述∶「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再怎麽做出让他们的胜利蒙羞的事情，也比不上在松井石根将军领导下的日军暴行。」
神话？历史？
我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还是个小女孩，父母亲告诉我这个故事。他们安然度过中国多年的战争与革命，最後住美国中西部大学城当教授，从此得以安身立命。父母亲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长大，战後随同家人先迁往台湾，最後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读书，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学术生涯。三十年来，他们平静地居住在伊利诺大学香槟城校区，主持物理与微生物研究。
但他们不曾稍忘恐怖的中日战争，也不希望我忘记这一切，尤其是遗忘南京大屠杀。我的父母亲虽然不曾目睹南京大屠杀，但他们从小就听闻这些故事，然後将这些故事传承给我。因此我知道，日本人不仅把婴儿剁成一半，还切成三、四段；他们还说在好几天之内，长江就被血水染红。父母的声音因忿恨而颤抖，据他们描述，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荼害千万个中国人的战争中，最穷凶恶极的一桩事件。
在整个童年中，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在我心深处，隐喻著一种难以言说的邪恶。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事件的细节和人性面的故事，也很难判断它是神话或历史。读小学的时候，我遍寻市内的图书馆，看看是否可以查到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内容，但是毫无所获，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很惊讶。如果南京大屠杀真的那麽血腥，真的如我父母坚持的，是世界历史上人类最野蛮的行为，为什麽没有人写一本专书详细描述？
生命的尊严不容轻侮
儿时记忆的南京大屠杀，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开始，终於不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口述历史。那时我参加一场由「亚洲保存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世界同盟」赞助的会议，纪念在南京暴行下的罹难者。会议是在加州矽谷心脏地带圣荷西郊区的库帕提诺举行。会议大厅中，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些海报大小的南京大屠杀照片，其中几张是我一生当中所看到，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虽然小时候听过许多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时，却猝不及防──赤裸裸的黑白影象，被斩断的首级，肠开肚破的人，赤身裸体、被强暴者强迫做出各种春宫姿势的妇女，她们脸部扭曲、痛苦与羞愧的表情，令人永志难忘。
在会议中，我还听说两本关於南京大屠杀的小说正在进行写作，「天堂树」（ＴＲＥ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及「橙雾帐篷」（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ＡＮＧＥ ＭＩＳＴ），两本书都已于一九九五年出版；同时进行的还有一本大屠杀的图片集，「南京大屠杀：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图片故事」。但在当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一本非小说类的南京大屠杀专书。深入钻研历史后，我发现有很多一手资料，在美国也找得到。美国传教士、记者与军官，在日记、电影与照片之中，将他们对这个事件的观点记录下来，留给後世子孙。为什麽没有其他的美国作家或是学者，利用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写一本专门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书或甚至学术论文？
沉默的受难者
这个谜题我很快就得到部分解答。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不像犹太人的大屠杀或广岛事件那样，深植在世人脑海中，是因为受难者一直保持沈默。
但是每个答案又会引导出新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为什麽这件罪行的受难者没有大声呼喊正义？如果他们真的发出怒吼，他们的痛苦为什麽不被认可？我很快就弄清楚，看管这张沈默之帘的就是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甚至美国，都要为历史忽略这个事件负责，原因就根植於冷战时期。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解放革命之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省两岸政府，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就像以色列向德国求偿一样），双方为了与日本从事经贸以及争取政治承认，激烈较劲。即使是美国，在面对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也向过去的敌人日本寻求邦谊永固与忠诚支持。因此得力於冷战的紧张关系，使得日本能够逃脱许多她的战时盟友在战後所遭受的严厉审讯。
再加上日本国内出现一种恐吓的气氛，使得学术界不敢自由开放地讨论南京大屠杀事件，民众更无从了解真相。当时在日本，如果有人坦率地表达对中日战争的意识（现在仍然如此）将会威胁到自己的事业生涯，甚至生命堪虞（一九九零年长崎市长本岛均因为表示裕仁天皇应为二次世界大战负责，而招致杀手枪杀）。这危险的气氛弥漫著，使得许多严肃的学者，不敢去翻阅日本的档案文件，进行这项议题的研究。
认罪才能重生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最让我困惑、难过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拒绝承认过去这段历史。与德国相较，日本付出的战争赔偿，还不及德国赔偿给战争受难者总额的百分之一；大多数纳粹虽不受监禁，但至少不能太抛头露面，而许多日本战犯在战後仍位居要津；德国人一再向大屠杀受难者道歉，日本人却把战犯奉祀在东京。一位在日本战争期间的美国受害者，就称这种行径好比是「在柏林市中心为希特勒建立一座大教堂」。
另外，本书也是想回应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观点。近年来，诚心要求日本面对其行为的种种努力，都被贴上「打击日本」（ＪＡＰＡＮ ＢＡＳＨＩＮＧ）的标签。我必须澄清，但并不想去辩解，在本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日本是否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势力。因为当时中国也试图把影响力扩及邻邦，甚至与日本达成协议，划分双方在朝鲜半岛势力范围，就像上个世纪欧州列强瓜分中国商业权益一样。
更重要的是，如果认为批评某个时空的日本人行为，就是批评全部日本人民，这不仅伤害到那些被剥夺生命的南京民众，也同样伤害到日本人。本书不想为日本人的性格做注解，也不想去解释是什麽样的基因构造导致这样的行为。本书要讨论的是「文化力量」，这股力量既可以去除社会约束力，驱使我们成为恶魔，也可以更强化社会约束力。德国今天之所以会更好，是因为犹太人不容这个国家忘记她六十年前做过的罪孽。美国南方会变成一块好地方，是因为她坦承蓄奴的罪恶，以及随黑奴解放之後存在长达百年的黑人差别待遇主义（ＪＩＭ ＣＲＯＷＩＳＭ）。
在纠正历史纪录时，必须注意到日本人面对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纪录时，是如何控制、训练以及维持他们的「集体失忆症」，甚至是集体否认。这不只是因为这段历史纪录可能太痛苦，所以故意留下空白。中日战争期间，日军最丑陋的行为，确实被日本的学校教育全数删除。日本发动战争的事实，也同样隐瞒在精心培养的神话里∶日本人是二次大战牺牲者，而非煽动者。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期间，降临在日本人身上的恐怖厄运，更有助於这个神话取代历史。
在世界舆论法庭之前，日本对其战时行径毫无悔意，直至今天仍如此。二次世界大战後不久，即使战争法庭判定日本的一些领袖触犯战争罪，日本人仍处心积虑地设法避免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德国受到这种道德审判，对自己的罪行坦承不讳；日本却持续逃避审判，遂成另一种罪行的罪魁祸首。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维厄瑟尔（ＥＬＩＥ ＷＩＳＥＬ）几年前提出的警告：「遗忘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本文选自张纯如著《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