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的历史 复杂而悲壮，这段历史引发激烈争论，即使今天也没平息，本文是一种看法，具有一定的颠覆性，供读者参考。——张彧按
红军西路军奋斗在中共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极端困难时期，它以全军覆没的代价，有力地策应了河东，对中共中央和和红军主力的生存与安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表现了崇高的历史担当，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可是，尽管如此，失败并非它的唯一归宿。
那么，西路军是怎样失败的呢?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战略指挥失误，毛泽东为主要责任者。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处于前线战役指挥位置，他与毛泽东在战略行动方针上存有严重分歧，正是因为徐向前的正确主张屡屡被否定，西路军被迫实行毛泽东错误决策，才造成了最终失败的恶果。西路军失败是新中国建国前极为重大的事件，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也是毛泽东毕生中与大跃进、“文革”同列的三桩根本性错误。
毛泽东何以造成西路军失败呢?笔者以为，此时的毛泽东军事战略能力尚欠成熟，远距离战略指挥力不从心。说此时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如徐向前，必然有人一听就会跳起来。其实大可不必。佛教徒见庙就拜，而笔者研究历史，不论是谁，只认史实。只要看看史实，稍作比较就会明白。
毛泽东搞军事为“半路出家”，井冈山会师之初作战主要依靠朱德，后来也很长时间难以离开朱德的“拐杖”。就指挥作战来说，中央苏区形成后，直接参与的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前宁都会议后“赋闲”，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出山。这之后接连打了几个败仗，所谓“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实际上也很普通，甚至说很有点窝囊。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主导指挥松潘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可以说窝囊至极，还饿死红军成千上万。后来进入陕北，参与指挥直罗镇战斗，获得成功，与彭德怀领兵东征山西，取得胜利。1936年6月部署西征作战。这就是毛泽东军事生涯履历。
而徐向前呢?红军时期，就作战数目、作战规模、作战成果(包括歼敌人数)等方面比较，红四方面军比一方面军都要大得多，有的还须以倍数来表示，而四方面军的每一场作战，都没有离开徐向前。所以，说徐向前身经百战，并不是浮夸，说徐向前的军事实践和经验比毛泽东丰富，也并不为过。
此外，就两人的履历来说，徐向前是完备的，而毛泽东则是有缺陷的。徐向前不论是战略筹划、战役和战斗的部署指挥，以及各种战略战术运用，都得心应手，面对新情况，也有丰富经验，有一整套应对办法，即使在河西，对付马家军，如果不是战略出现问题，徐向前应对也不会出现意外。毛泽东的缺陷在哪里呢?毛泽东指挥西路军，与徐向前的角色和岗位完全不同，他属于数千里外远距离战略指挥，这在毛的履历上属于空白，他原来根本没有如此经历，也缺乏必要训练，因而严重缺乏这一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当时西路军西进方向河西走廊，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以及特殊的民族民情社会条件，同时西路军还面临着孤军深入远出独立作战，以步敌骑，以弱敌强，以寡敌众的不利作战条件，西路军面临的处境前所未有，毛的战略指挥论说尤其应该深谋远虑，谋定而动。可是，他严重缺乏久远的战略考虑和坚定不移方针，时时事事以河东暂时局势为转移，不断改变战略决策，一时命令西进接受物资，一时命令东进策应河东，一时命令就地停留，建立根据地，循环往复，变幻无常，致使西路军部队在河西走廊这条危机四伏、绝不可久待的弄堂里涮来涮去，不断消耗。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对面临强敌和不利境况的西路军及其身在前线的领导人造成了严重困境。西路军完全丧失了主动权。为了坚决执行中共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为了西路军的生存，徐向前等西路军领导人不断向军委提出不同意见和许多合理性建议，也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可是，都无济于事，毛泽东等人要么严辞拒绝，要么粗暴批评，更为恶劣的是大扣政治帽子，追究历史“根源”，令你无可动弹。这些，正表明毛泽东战略指挥能力和素养的严重欠缺，根本不能适应对面临复杂局面的西路军的远距离战略指挥。
研究西路军历史不难发现，徐向前在打通国际路线，接受苏联援助和四方面军及西路军行动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也有与毛泽东完全不同的战略构想和主张，每逢重大转折关头，也都有明确的战略计划，这些计划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干涉和否定，如果徐向前的计划能够得以实施，西路军必然是另一种结局，中国革命进程也必然是另一种状态。可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导致西路军失败，而徐向前正确的战略主张和才能，也一并遭到了掩盖和埋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路军失败的漫长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是西路军生死存亡的四个重要节点，仔细观察这四个节点，即能明白是非，发现事物的本质。
第一，宁夏战役之前。1935年，共产国际和苏联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战略设想已经基本形成，并开始了接通中国红军的具体部署。1936年秋，随着红军一方面军西征进入甘宁边和二、四方面军北上甘南，打通苏联，接受援助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又由于原驻西北的蒋军嫡系因“两广事变”南下后返回西北尚需时日，给红军行动提供了有利时机。可是，毛泽东却过分从一方面军局部利益考虑，执意要等待黄河结冰期(12月份)行动，随后又在蒋军嫡系胡宗南等部大举前来“剿赤”的严重情况下，错误地将红四方面军部署到西兰大道那条狭窄“弄堂”里阻击强敌挡子弹，以继续“等待冰期”。这一决策，事实上不仅难以达到目的，相反，有令弱势的红军陷入不利战场，遭集中之敌包围消灭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提出了红四方面军从永靖、循化间渡河西进的意见，并参与制定了这一行动计划。这一计划不仅可以使红军先敌争取主动，避免置于不利地区与敌决战的严重弊端，同时又能于有利地域与一方面军会师，迅速达成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目标，并且更有利于三个方面军配合作战。可是，却遭到了毛泽东等人严格制止。结果，四方面军被迫全军进入西兰大道，在蒋介石亲自部署指挥的“围剿”面前，不仅四方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而且毛泽东“等待冰期”设想迅速破产，夺取宁夏计划遭到严重威胁，红军全线被动，为后来西路军困局种下了根苗。
第二，宁夏战役期间。1936年10月下旬，宁夏战役发起后，徐向前根据军委和红军总部关于宁夏战役作战总方针，制定了四方面军行动部署：“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留五军在河两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编：《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以下简称《长征时期》)第843页)24日，红三十军突破黄河天险，成功渡河。可是，25日，毛周即突然改变原定战略方针，停止红军主力渡河，改为“重点击破南敌”。河东河西作战立刻陷入混乱。面对困局，徐向前连续致电军委和总部，建议四方面军全部或主力渡河，以迅速开展宁夏战役，“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长征时期》第846页)“四方面军任务之大，兵力之散，既不便于展开向北，又不利于处处掩护，平均使用，多少无重心，不但远方任务难速完成，即控制战略枢纽亦恐难久固，指挥上深感不便。因此建议：(一)三十一军无论如何须抽出随指挥部行动。(二)南面由四军担任防守即是，以打拉池为后方，归总部指挥。(三)五军暂控制靖远两岸，主力(至)三角城，尔后跟进。(四)九、三十、三十一三个军以两个军出动，如得手后即分一个军出定远营后四方面军主力控中卫。(五)船只待三十一军渡河后，即可开到三角城。”(中档287卷26号)可是，毛泽东不予理会。接着，又以组织海打战役名义抑留准备过河的三十一军，撤离会宁、定西地域阻击部队，致使虎豹口渡口过早丢失，红四方面军被敌分隔成河东河西两半，最终导致宁夏战役流产。
第三，组成西路军和进入永凉地区时。宁夏战役失利后，毛泽东等人制定“作战新计划”，准备放弃陕甘宁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计划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执行从新疆方向打通苏联，建立河西根据地任务。据此，徐向前计划：西路军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占领凉州后打击反扑之敌。另以一军占领永昌、大靖。“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长征时期》第881页)这一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兵贵神速”，“要趁天候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22页)为了保证这一计划顺利实施，完成打通苏联，接受援助任务，还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对外与远方，请中央即具体迅速布置，一切免失时机”，“请国际与我们直接发生关系，并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中央与国际迅速多派干部、技术人员来此工作”，“请在华侨青年与新疆之东北义勇军中进行公开工作”，(《长征时期》第881页)体现了徐向前西进战略思维的前瞻性。徐向前还迅速作出了行动部署，规定西路军“十一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肃州”，并提出“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长征时期》第887页)
可是，徐向前的计划和部署，很快就被毛泽东打破。11月17-28日，毛泽东等人连续10多道命令，要求西路军就地停留，建立根据地，不可以到甘州以西，更不能到新疆，“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还明确反对西路军直接与“远方”联系，“远方通电无密本”，联络人员也“不要派去”。(《长征时期》第888-903页)面对如此情况，徐向前等多次向中央和军委报告，再三陈述此地地形、民情、敌情利于敌而不利于我，西路军停留不利。“此间地区房屋为堡寨、土围，不便出击与运动战。大路两翼平行路多，便敌迂回，敌以集团骑兵猛犯。白天只能守围寨，如无火力可被敌攻破，固守则子弹消耗极大。夜出击敌每散逃，不便消灭，行动必多在夜间，异常疲劳。小部不能远出活动，如稍离堡寨，敌骑即乘机袭击。”“群众斗争不易发动，扩红筹资较难。”(《长征时期》第894页)“(甲)马敌现伤亡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攻另一点。敌大部以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丙)这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即陷，损失更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以在甘东地区(即甘州以东——笔者注)灭敌。”(《长征时期》第899-900页)可是，毛泽东根本听不进。西路军被迫停留在永凉地区，立刻遭到了优势之敌的围攻，虽然西路军给敌以重创，但自身损失亦大，元气大伤。
第四，临高地区期间。1936年12月下旬，西路军遵军委命令继续西进。1937年元旦前后，全军进入临泽、高台地区。此时，马家军主力尚在200里外后方。徐向前计划：西路军作短时休整，补充粮食，准备继续西进。1月2日，徐陈报告军委：“如敌无大的压迫，即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长征时期》第919页)1月4日，又报军委：“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并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
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长征时期》第920页)可是，1月5日，毛泽东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伺机消灭敌人”。“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长征时期》第921页)8日，再电示西路军：“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长征时期》第925页)当日又电示西路军：“你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西路军需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长征时期》第924页)毛泽东强令西路军就地停留建立根据地，不仅不让西路军“分兵去安西”，拒绝四军、三十一军来援，还隐瞒共产国际已经派出人员前往新疆迎接的事实，并谎称共产国际“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长征时期》第929页)
徐向前估量当前形势，以及西路军担负的打通国际路线，接受援助任务，认为临高地区不可久留，西路军必须继续西进。西路军遂于1月6日致电军委：“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停此太久消耗实力”，如必须建立根据地，“既(然)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长征时期》第922页)8日，徐陈又致电军委：“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长征时期》第924页)
此时，毛泽东错误指挥不仅表现在战略方针上，而且其战术层面上的基本认知和战术指导，更令人莫名其妙。比如，其一，他说“西路军且多系骑兵”，便于“出敌不意而各个击破之”。(《长征时期》第924页)事实是，西路军骑兵最多时也才500余骑，何以“多系骑兵”?其二，他说“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长征时期》第927页)事实是，马敌打的是运动战和大规模持久围攻战。其三，他说马敌“已离其策源地甚远，接济“必困难”。(《长征时期》第925页)事实是，临高地区原本就是马敌长期经营和控占的地盘，接济困难者是我而非敌。其四，他说西路军“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为战，即可灭敌。”(《长征时期》第927页)事实是，西路军在七八倍于己、以骑兵为主，有飞机和大炮火力掩护的敌人持久围攻面前，拿一件武器即可灭敌，岂不是痴人说梦?其五，他说西路军在临高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长征时期》第925页)事实是，西路军在临高地区目前生存都难，哪里还谈得上以后的这等好事?这一说法又何异于“放大炮”?等等，不胜枚举，简直到了信口开河的地步。
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和指挥，将西路军逼入绝境。当西路军在困境中求援时，毛不仅全无实质举措，反而指责“缺乏自信力”、政治纪律无“转变”，与“群众的关系不好”。西路军于倪家营子等地长期苦战而不能扭转战局，希望到外地寻机脱困时，又遭到了毛泽东等人严辞强令制止，并与所谓“过去所犯政治错误”挂钩。(《长征时期》第945页)毛泽东要求西路军“固守五十天”，(《长征时期》第950页)要求“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长征时期》第947页)实际上就是害怕西路军投敌，死得太难看。在西路军于三道柳沟被敌紧紧围困，遭敌分隔，断粮绝水，命悬一线时，毛泽东等人致电历数过去“成立第二中央”错误，痛批西路军现在“又发生这种错误”，强令要求“深刻检讨”、“彻底揭发过去与现在的错误”，同时策动张国焘致电夹击。(《长征时期》第960、961页)3月14日西路军于突围中兵败。17日“中央及军委”致电给西路军定性“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长征时期》第969页)
以上就是决定西路军生死存亡命运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就是红四方面军由盛到衰、西路军由生至死的关键节点，每一个节点上都开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道门：一道是生门，一道是死门。徐向前的计划和主张，是西路军的生门;而正是毛泽东的错误指挥，将西路军引入一道又一道死门，并最终推进覆灭的深渊。
为什么说徐向前开的是生门呢?从本质上说，徐向前的计划和主张，表现的是集中兵力、迅速进兵、扬长避短、避实击虚、取敌要害、速战速决，从而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的基本特点，它既是弱小之军外线远距离作战的必须遵循，又符合战争基本规律和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在整体与局部、河东与河西、当前与长远、战争与谈判等问题上深刻体现了军事战略指导的辩证法，有这样的作战指导，必然是另一种结果。徐向前说：“西路军过了黄河，如果不在一条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势会大不一样的。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有衣穿，不挨冻;三是有枪炮、弹药补充，有广阔回旋余地。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22-523页)又说：“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57页)
西路军失败是一场大悲剧。面对悲剧上演，往往存在三种人：一是悲剧落幕之后才知是悲剧，此为常人;二是悲剧落幕之后仍不觉是悲剧，此为庸人;三是悲剧未曾开幕即知是悲剧，此为明白人。那么，徐向前属于哪一种?明知眼前是一场悲剧，却无能阻止悲剧的发生发展，属何等悲何等哀者也。一次又一次开创西路军生门而不得入的人，却背上了失败的黑锅，而一次又一次堵死生门，最终将西路军逼上绝路者，却顶上了“挽救红军”、“用兵如神”、“战无不胜”的桂冠，这是什么?难道不是中国军事科学的悲哀和中国现代史学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