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者：原主编杨泽海（1）
《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一书，筹措于2009年。
2009年是苏州解放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也是国立河南大学被非法停办“结束”了六十年的忌日。
我们这批校友，为什么在耄耋之年拿起沉重的笔，追忆六十年前的往事？要以亲历者的身份，尽最后的一点微薄之力，澄清国立河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在战火中奉命迁往苏州、又奉命返回河南的这段历史的真相。其缘由是这段历史被掩盖、被歪曲、被诬枉得太久了。
历史上，为躲避战火而迁徙的学校，绝非国立河南大学一座。而战争结束后，回归自己校园的哪座大学不是堂堂正正、名正言顺；哪座大学不是因保护了学校的延续与传承、保护了师生员工的生命而受到赞誉和肯定。为什么有人指鹿为马，将国立河南大学在战争年代中保护了一座大学完整的“贡献”，颠倒成“犯罪”；将国立河南大学明明白白的“回归”，捏造成“逃跑”，制造了国立河南大学3200余师生员工“跟国民党南逃！”的莫须有的跨世纪大冤案。
1948--1949年，作为一座教育文化传承的载体，国立河大从迁校苏州到回归河南，均受到社会各方的尊重和保护。在当时来去自由的情况下，99.5%师生员工和学校不离不弃留在苏州，绝大多数是为了维护这座河南省唯一的综合大学能完整的回归河南。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1948年秋到1949年春，在苏宁沪的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帮助下，才得以保护了国立河大的安定和完整；1949年4月29日，国立河大有组织、有领导地以校务维持委员会为代表，接受了解放军苏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和平接管，全体师生员工在军管会造册登记领取口粮和俸薪，像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国立河大具备了新中国合法地位。1949年5月，校委会主持了国立河南大学约600名毕业生的毕业典礼；1949年5、6月间，办理了1700余河大学子参军、参干的手续，给新中国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1949年7月2日，在军管会领导安排下，校务委员会组织协调全校行政机构完成了返回校园的繁杂的事务工作，使国立河大六院十六个系，1200余师生员工（家属）携带全部校产，乘坐“专列”完整地“回归”河南。
国立河南大学回归，是全校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在战火中团结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前述这个河南文化史上的大事件，竟成了一桩毁灭一座大学，摧残、废弃了一批河南省手无寸铁的学人，和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的大冤案。
文革后，我仍收到多位因“南逃”罪名遭怀疑，甚至于戴上“特务、间谍、反革命”帽子，遭受迫害多年的老同学来信，直至2010年本书的发起人之一王非（即原自治会秘书王居才），在来信中又一次提出“在历次运动中，‘逃亡学生’的帽子，‘跟国民党南逃’的罪名，不知在检查交代中写了多少遍，可谁又承认河大南迁保存了河大这一事实呢？”甚至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复员回现河大后，看到有人在校报上撰文公开肆意地诬蔑“国立河南大学是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专政的工具”的诽谤之词，他悲愤至极。还有在苏州参军到原三野十兵团青干大队的石真（原名水宜轩）、原学生自治会的新闻发言人贾允甫（参军后改名戈弋）和学生自治会秘书李遂昌（参军后改名李村）等等，生前来信都一再嘱托：“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国立河南大学在苏州这段被肆意践踏、颠倒的历史昭彰于世”。
面对着这个局面，在1949年之后，河大1947年、1948年两届中共地下党支部、学生自治会成员，没有一位能重返校园的情况下（2），他们寄希望于我们留在苏州等地的这部分老校友，是因为我们在1949年前后和苏州、上海、南京的中共地下党有较密切的联系，虽然我们也曾牵涉到河南追究的“南逃”事件之中，但是终究没有成为“罪名”。为此，我们这部分老校友有机会参加苏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多次集体回忆了河大1948年前后尤其是在苏州时期的民主运动历史，不仅还原了河大南迁苏州之后，绝大多数的师生员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融入沪宁苏地区蓬勃发展民主运动的情况……而且还将河大在1947年“五·二〇”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三位烈士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重大事件揭示出来。展现了国立河大的青年学生为实现民主、自由新中国的理想，在中国历史重大变革的1948、1949年成为“第二条战线”一支中坚力量的史实。
1992年前后，现河大曾派员到苏州了解河大在苏州的情况。在两次召开的座谈会上，对我们的回忆叙述作了详细的记录。但是，派员回校后却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为什么该校在了解真实情况后，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辨明真伪，给予回应，反而在1992年版、2002年版《河南大学校史》中，继续采取“造假”的手段掩盖历史真相？
更使我们震惊的是延续至2004年，现《河南大学校友通讯》的校方刊物上，再次刊登在苏州时校委会民主举荐中，因国民党河大直属区党部骨干身份而落选的原文学院院长张邃青1964年捏造的“河南大学的片段回忆”一文（见附录四），公然以“代表”的身份，贪天功为己有，否定苏州军管会的接管和领导，并宣称：“1949年结束的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存在的时间，略与国民党反动派掌握政权的时间相终始……”把一座教育机构政治化、妖魔化！如此公开瞒天过海、欺师灭祖，实属罕见。
无独有偶，张邃青这篇文章和现《河南大学校史》2002年版公布的《河南大学沿革示意图》（见附录四）如出一辙。该示意图标明，现河大的前身是1948年建立的“中原大学”，而且在示意图中已经公开否定了国立河大的存在。
遗憾的是在中发【1978】78号文件要求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的通知之后，中共中央多次明令“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的情况下，2009年11月25日《大河报》刊登的“三百河大校友汗洒宝岛台湾”一文中，继续凭空编造出：“60多年前，河南大学有300余师生迁到台湾省……”的谎言伪史。
2009年，在庆祝苏州解放六十周年之际，《苏州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我和兰林同学。当时我们都很激动，因为我俩代表着那么多原国立河大的同学、老师及教工，我们以“我们在苏州获得了新生”为访问主题，终于有机会公开说出了郁结已久的心里话。我们为苏州时期的全体河大师生，追求进步，忠诚于教育事业而骄傲；我们为绝大多数的师生员工，为保护国立河大完整地回归河南，不畏艰难、勇敢奋斗的精神而自豪；我们为母校以学术为本、自强不息、坚忍不拔、朴实耐劳的气魄，赢得当时苏州各界的尊重和帮助而感到欣慰。可以说，我们3200余名的河大人，为传承中原文化的血脉，为继承母校的学统，鞠躬尽瘁了。
与此同时，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郑重致函现河南大学党委，说明我们怀念烈士的诉求，要求为1947年“五·二〇”学运中之后遭逮捕，英勇献身的青年烈士——杨怀申、查禄鑫、朱侠三位同学，恢复在原国立河大校园竖立的烈士纪念碑（同时寄去了第一批筹款）。令人遗憾的是，现河大校方对我们的诉求至今未予答复，对有关原河大的重大历史问题的真相从未理会。
为此，我们只有拿起笔，以亲历这段历史的当事人身份，组织征稿、编写《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一书，将我们所经历的这段历史的真相公诸于世。当时大家推举我为主编，副主编由在苏州离休的原学生自治会文学院分会秘书兰林，原文学院院代表吴长吟，在上海离休的原学生自治会服务部长杨杰青，以及在开封离休的原学生自治会秘书王居才（即王非）担任，并由撰稿人组成编委。同时，聘请原河大文学院张长弓教授的儿子张檿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担任顾问；聘请“河南大学在苏州”的编写者、原校委会主任方镇中的长女方西峰担任校订。
如今，我们这批学生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回忆起1948、1949国立河南大学的日子，我们依然热血沸腾，那是我们充满理想的年代，不惜流血牺牲、坚持正义，追求民主、自由新中国，是我们的革命初衷。这个“初衷”，主宰了我们的一生。人到暮年，历经了人生的磨砺和生命感受的沉淀，再重新审视1948年河大的第二次迁徙，更加珍惜母校曾经的辉煌，矢志不渝地要在我们人生的最后岁月，为母校——国立河大讨还公道！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因战火而迁校的事件频发，那是一桩为了保护教育的传承不被中断、保护国家未来的希望——青少年学子的壮举。在战火中避开侵害，是一切生灵的本能。然而，唯独河南大学的南迁被打成“南逃”（反动或反革命）事件。数十年来，3200余名师生员工被审查、被怀疑、被迫害、被限制使用……有的校友甚至于因此死于非命。
这起波及河南省内外的莫须有的“南逃”冤案，手段恶劣，内幕重重，至今沉冤未平。本书的作者们（均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只能以我们亲历的事实真相，为母校、为我们自己讨还公道、洗清冤情。
谨以此书，献给因“南逃”冤案，被迫害的原国立河南大学的老校友们！
（1）杨泽海（1921——2011）河南济源人。1945年考入河大教育系。1948年10月在苏州加入共产党，1949年2月出任学生自治会主任秘书（秘书长），是苏州阶段国立河大学生运动中的知名领导人。1949年苏州解放后到中共苏州市委调研室工作。历任青年团苏州北街区委书记、机关团委兼财经团委书记、青年团市委统战部部长、机关干部业余大学支部书记、苏州市七中书记兼校长、苏州市二中支部书记兼校长等职。1984年离休，被市老干部局、老龄委聘任筹建苏州市老年大学，并任该校副校长至2001年，以81岁高龄离开苏州文化教育工作岗位。
（2）1949年7月回归河大校园的学生自治会干部共产党员方德英，不久便远调湖
南；而1947年“五·二〇”学运的领袖之一张四德（1946年秋学生自治会会长，中共地下党员）、任勖丰（1947年春学生自治会会长，中共地下党员），以及河大苏州阶段当选的两届学生自治会会长张俊兴、刘士燮及1948年中共地下党支部17名党员，一个都没有回到国立河大的校园。
2010年10月于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