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是斯大林“大清洗”时代的秘密警察头子，以阴险恐怖、滥杀无辜闻名于世。把康生比作贝利亚的，是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维克托·乌索夫。他在所著《“中国的贝利亚”康生》这本书中，大量征引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筛选中国国内最新资料，仅附录注释就有539条。有些史料闻所未闻，让我们看到一个像贝利亚一样的“恐怖人物”。
威风凛凛的“特别助手”
康生(1898—1975)，原名张旺，字少卿，曾用名张宗可、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赵容等，山东省胶南县(现属山东青岛市黄岛区)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五卅运动罢工委员会的工作，是1926年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上海总工会干事，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1934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从苏联飞抵延安。这是毛泽东与康生的第一次见面，此前他们并没有任何工作和历史关系。但毛泽东知道康生是紧跟王明的，也久闻康生“肃反专家”的经历。
1931年初，王明在米夫支持下窃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与王明“左”倾思想观点一致的康生，很快被提拔重用，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顾顺章叛变事件发生后，康生成了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的科长，并对顾顺章全家满门抄斩，康生亲手用斧头砍死一人，渐以“肃反专家”声名显赫。此间，康生以谢康、骆驼为笔名，先后发表近20篇文章，狂热宣传王明路线。1933年7月康生追随王明去了苏联，王明和康生分别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康生从此改用俄文名字康斯坦丁(中文音译即康生)。解密档案表明，康生在苏联的4年，主要干了两件事：吹捧王明和学习苏联“肃反经验”。康生曾串联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联名写请愿书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总书记。康生实地学习苏联“大清洗”，将一批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许多人被枪决、坐牢、流放。康生也由此成为中共党内唯一受过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后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全面训练的“专业人士”。
初到延安的康生尽管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他担任的却是一个“虚衔”——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斯大林派王明等回国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或者说是因为共产国际对于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很不满意。所以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与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毛泽东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时年39岁的康生，仍然把宝押在王明身上。俄国人说，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康生不会到延安来。有一次陪同王明到枣园给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康生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然而，康生毕竟是一个善于辨别政治风向、搞投机的人。他发现，毛泽东对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包括在红军广大官兵中，威信已远远超过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康生开始断定：王明在与毛泽东的较量中必败无疑。因此，他下决心舍弃王明，投向毛泽东。于是康生在表面上还是与王明十分亲近，交谈各种问题，但随后便跑到毛泽东住处去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同时，康生编造假证，把他过去和王明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身上，将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对康生这些做法，知情者都很吃惊，王明知道后也痛斥“康生无耻”。
为对已去长江局担任书记但经常以中央名义擅自表态的王明有所制约，毛泽东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泽东、任弼时的提议。尽管提议未被通过，但康生却获得了毛泽东的初步好感。一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职工委员会。而后康生紧跟毛泽东等人，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意见。毛泽东特别重视康生的转变，因为王明心腹的转变，意味着“钦差大臣”的彻底孤立。于是毛泽东抓住机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果断撤销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领导权，并展开对他的批判。康生也成了一员干将，一个可以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
如果说康生“出卖”王明是获得信任的政治基础，那么，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合则是拉近他们关系的感情纽带。当时，江青正在康生为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他看出了江青和毛泽东互有好感。康生知道，如果促成了他们的婚事，则既能增加毛泽东对自己的好感，又能满足老乡江青的心愿。但当时不少老干部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认为江青历史不清楚。只有康生力排众议，为江青打包票，还压下了当时对江青历史问题的检举信。
这样，当王明逐渐走向穷途末路时，曾经的心腹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职位反而上升。1938年8月，康生先后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机要局局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康生开始建立和完善秘密机构，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布设情报侦察网，吸收可靠党员担任“网员”和“眼线”。他们胡乱猜疑，私设公堂，将许多人打成叛徒、特务。此时的康生威风凛凛，成为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经常身着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靴，手牵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镖亲随，威风凛凛地出现在延安街道上……”
“肃托运动”小试牛刀
在延安整风之前有个“肃托运动”，在整风后期还有个“抢救运动”。“肃托”是斯大林为清除苏共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而发动的运动，是康生从苏联带回来的舶来品。在1939年康生担任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之后，“肃托运动”就开始了，这时距离延安整风还有两三年。解密档案记录的，有康生在延安制造的3起冤案。
钱惟人案。钱惟人时任边区公路局局长，曾同边区交界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议过修建公路事宜，同国民党对口负责人接触过，由此被康生诬蔑为“国特”。康生为掌握动态，叫钱的妻子监视他，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向社会部报告。对钱百般逼供，使用暴力手段，但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康生下令把他关进黑窑洞，一直关押到日本投降。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整治钱的手法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王尊极案。19岁的王尊极是北平女学生，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在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痛恨自己的汉奸家庭，毅然放弃小姐生活，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康生就凭她是王克敏的侄女把她定为日特兼国特，双料特务。1939年4月下令逮捕王尊极，采用车轮战术审讯她，审讯人员轮流休息，不让她睡觉。王尊极被折磨得两腿粗肿，无法行走，只得供认自己是日特兼国特。供认后就得交代罪行。王尊极说她怕记不住联络密码，把密码编在毛衣的花纹里。她编造的故事荒诞不经，破绽百出，康生不相信，审案人员同样不相信，部分审案人员甚至怀疑王尊极是不是特务。但康生下令把她关进黑窑洞，一直关到1945年，关了整整7年。
李凝案。李凝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来到延安。康生见她走路像个日本女人，并听说她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便把她定为日本特务、托派。李凝坚决否认，并对她的指控一一反驳。康生下令把她监禁起来。李凝最终下落不明，有资料表明不排除被秘密处决的可能。
康生之所以对这些“托派”“特务”下手，目的在于“小试牛刀”，树立自己的威权。尽管肃托是在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内秘密进行的，但康生整人的狠毒手腕渐为人知，他的名字成为恐怖的代名词。
1942年6月，延安整风开始规模化，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来指导整风运动。康生是总学委的副主任兼秘书长，主任是毛泽东。毛泽东日理万机，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康生一跃成为集部分党权、教育权、情报权、干部审查权于一身的延安第二号人物，又成为毛泽东指示的传达人。康生取代中宣部部长凯丰，担任了指导整风刊物《学习报》的主编，并代行中组部部长陈云的干部审查程序。
康生自恃有毛泽东的任用，更加有恃无恐。他让各政治局委员(朱德、王明、任弼时、陈云等)的秘书协助他做“调查研究工作”——实际就是帮康生掌握这些人的言行动态。这些秘书被要求向康生及总学委汇报“学习进展情况”;康生还将其妻曹轶欧也拉进了总学委，让她参与收集审查每个高干的学习笔记本。康生的奸诈险恶使延安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失去安全感，视康生如鬼神，唯恐躲之不及。
整风从学习文件、反对党八股很快转入审干和肃反。1942年12月6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动员报告，说：“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其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他警告说，“敌人可能就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的康生使人闻风丧胆。在审查中，大批投奔延安的人几乎都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人人值得怀疑，审查组首先从怀疑入手，逼迫被讯问者交代“动机”和“问题”，凭空就可以指控为国特、日奸、叛徒。并采取逼供信手段，使被审查者屈打成招，铸成大量错案、冤案。
负责培训保卫干部的延安西北公学，隶属中央社会部，也成为康生肃反的试验田。在该校学习的19岁的学生张克勤被定为特务。张于1937年在甘肃加入地下党，康生以其父在兰州被捕自首为由将其逮捕，他的逻辑是：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延安还有谁是特务?张克勤被审讯了6天6夜，百般折磨，终于支持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还作了“甘肃党是红旗党”的假口供，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反革命的“红旗党”。康生把张克勤拿捏成一个“坦白典型”后，亲自带着张到处作报告。康生认为，有舆论才有压力，有压力才能震慑特务分子。康生亲自主持检举坦白大会。果然，脸色苍白的张克勤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怎么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务们猛醒，赶快交代问题。张克勤自己带头揭发，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张还谈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张克勤事件”掀起审干高潮。
1926年入党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实味，因发表杂文《野百合花》而招致批评。期间有人揭发王实味在上海时曾帮人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尽管这些问题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还要追查，并宣布王实味为“托派和日特、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下令逮捕。在轮番批斗中王精神失常。因为曾经和王实味一起吃过饭，康生又揪出了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等“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后王实味被康生、李克农下令处死)。“王实味事件”是由审干到肃反的转折点。康生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
1943年4月1日，胡宗南派高级参谋胡公冕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到延安与中共谈判。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一直同情共产党。康生认为胡公冕是来联系延安特务的，所以在胡到达延安的当天夜里下令大逮捕，共有200人之多。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连续几天，延安召开两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大会，动员反特斗争，不断有人被捕。
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有自己的逻辑：“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
”先逮捕人，后逼供口供，这是康生惯用的伎俩。师哲作为当时参与逮捕行动的社会部人员，曾回忆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延安1万多干部中，审查出特务近千人，占10%。康生将整风变成审干，从审干变成抓特务。
“抢救运动”变本加厉
“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中一场重大的运动，然而匪夷所思的是，这场运动却是康生搞起来的，是康生的“发明”。康生利用当时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紧张气氛，夸大国民党特务在边区活动的事实，制造混乱，将延安弄得人心惶惶，人鬼莫辨。
1943年7月15日中央机关召开“挽救失足者动员大会”，康生发表了《抢救失足者的运动报告》(印发各解放区)，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尔的《延安日记》中这样记载：
……意外地邀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彭真宣布开会，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遭逮捕。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彭真讲完话，一些悔悟的“特务”排队上台自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恳求宽恕，发誓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忠实工作。一共十二个人上台讲了话……接着由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他咬牙切齿，发了疯似的挥手叫喊：“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行动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康生大叫大喊，“你们干嘛要搞破坏?我们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宽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是诚心诚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令康生意想不到的是会议结束前，朱德上台发言。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开过会后，我就该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了?”“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积极分子，对待党的优秀分子和骨干?”朱德讲完掉头就回到他座位上。
俄国作家还引用了康生的报告：“现在的审干就像抢救落水的人，不能从容地搞，要在紧迫的时间中去抢救。”康生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已逮捕了200多人”，号召所有“为敌人服务的内奸、特务迅速坦白”。会场气氛十分恐怖，许多人“吓得脸色苍白，茫然失神”。
这个报告曾经被当时的延安青年称为“恐怖的信号”，实际是一种诱骗高压，使来到延安的广大青年，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青年，人人自危，恐惧万分。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抢救大会”，一时“坦白”成风，特务多如牛毛，任何机关单位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等等。康生亲自坐镇集中了大批“七大”代表和地师级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抢救”。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被诬蔑为“特务”“叛徒”，绝望自杀。河南省委“七大”代表、叶剑英夫人危拱之被扣上“特务”帽子，因悲愤难禁，手持剪刀猛刺喉咙……
在“抢救”中，还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艾思奇正要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他的对象有“特嫌”，艾思奇不能同她结婚。只好派人去通知新娘说“艾思奇有紧急任务出去了，今晚不能回来”。然后安排艾思奇到别人的房间去睡觉。新娘在新郎的房间里守了一夜空房，婚没有结成，还莫名其妙地傻等着。
只要“坦白交代”，便会给你戴花，伙房犒劳一碗平时吃不到的面条。于是有的勤杂工为了吃这碗面条，主动要求“坦白”。15岁即参加红军的刘炽(曾创作《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歌曲)，被打成“双料特务”。他被迫承认了之后，奖励了他一盘带肉的菜。
有一所学校抓出的特务占到全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最小的一个小女孩才11岁，竟被康生派出的审讯者抓为特务，还强迫她写了《我的堕落史》。绥德师范学校召开坦白大会，一个16岁的少年马逢臣跳上主席台，大喊一声“我交代”，接着说：“我是受过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任命我当石头队长。”说着他举起一块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石头，“这就是我的物证。他们让我用石头杀人。”
1943年初，毛泽东搬入戒备森严的枣园社会部机关所在地。据当过延安交际处处长的金城回忆，“毛泽东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康生对审干、抢救的汇报。”有一次康生向林伯渠提出“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决人犯”。林赶紧向毛泽东汇报，毛否决了康生的提议，从而避免了一场屠杀。康生这个人心狠手辣，陆定一记得，《解放日报》报社有一位总务科科长，是河南人，挨整受不了，刎颈自杀，本来已经抢救过来，可康生还是说他是河南的“红旗党”，是死特务。这个同志听说后，把纱布扯掉，终于死掉了。
“抢救”运动如火如荼，仅仅半个月就在延安挖出1500多个“特嫌分子”。同时波及西北局、晋察冀、晋绥、太行、华中等根据地。许多党员干部都很气愤，向中央反映。张闻天曾当面质问康生“怎么这么多反革命”?徐特立也多次质问康生，你说那么多同志都是特务，拿出证据来!刘少奇亲自找毛泽东谈话，问道：边区这么多特务，为什么没有发生大的泄密事件?周恩来和任弼时劝告毛泽东停止抢救运动……俄国作家评论道：其实毛“心里也不相信延安有那么多的特务，但要找一个适当的口实收场”。1943年8月8日总学委宣布停止了这场给党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毛泽东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毛泽东平时不大戴军帽，这天他戴着军帽，把手举到帽檐说：“我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你们如果不能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了。”在场的许多人含泪鼓掌。毛泽东还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
令人深思的“康生现象”
1943年3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由7人缩减为3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王明、康生等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此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毛泽东在这年12月22日收到了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发来的电报。在这封“毛泽东亲启”的电报中，不仅谈到王明，还谈到康生。
……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他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
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
毛泽东1944年1月2日给季回了一封电报，其中说：“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康生在整风中又狠狠地批了王明一顿，同时积极拥护毛泽东思想。在1945年6月召开的延安“七大”上，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俄国人说，作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所做的每件事几乎都与整人有关，而且心狠手辣。他从上世纪20年代上海时期就开始整人，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如果说延安时期康生戕害的是一般干部、革命青年，主要集中在边区，那么进京以后，他便将矛头指向高级干部，范围也祸及全国范围，可以说是“中国贝利亚”的“升级版”。上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强化，康生在思想、政治上进入空前活跃的时期。突出特点是“发现”。
1962年，康生发现小说《刘志丹》“完全为高岗翻案”，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张条子：“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成立了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遭受长期关押，贾拓夫(国家经委副主任)被迫害致死，小说作者被逮捕、开除党籍，受株连者达万余人。1964年，康生发现《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句话后来成了“语录”，也成为文革导火索——《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论证依据。康生还发现著名哲学家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唱反调，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调和论”。康生亲自指挥批判，杨的遭遇可想而知。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康生，立的“头功”，是策划和推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康生曾把北大聂元梓等7人“造反”的大字报底稿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下令发表，由康生安排在1966年6月1日晚8时“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出。由此拉开了将中国推向十年动乱的大幕。
康生的“第二功”，是将撒手锏投向刘少奇。康生指挥他控制的“王光美专案组”和“刘少奇问题审查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并写信给江青，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最后成为给刘少奇特大冤案定性的主要依据。
康生立的“第三功”，是临死前状告邓小平。1975年10月，康生拖着病入膏肓的身体，最后一次面见毛泽东，他指控邓小平反攻倒算，“会在主席死后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加重了毛泽东的疑心。不久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两个月后(12月16日)康生病故。正如俄国人所说“康生整人起家，最后死在整人的岗位上”。康生的结局也和贝利亚一样，最终被开除党籍，受到正义的审判。
康生大奸似忠，借刀杀人，凭狡黠的奸道见风使舵，保证了他在几十年宦海生涯中经久不衰。康生长期在党内投机作案，对革命事业败坏之深，影响之广，不仅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极为罕见。康生媚上驭下，人身依附，坚决贯彻最高意志而不惧其他的任何人，因而康生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肱股之臣”和一把“出鞘利剑”。
康生的出现打上一个时代烙印，那个时代已在不可思议中沉寂。但人们对于产生严重危害的“康生现象”的思考不曾停止。一幕幕近似荒诞的悲剧，演绎了多少人间苦情和带血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