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进程中，“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声音不绝于耳。近年来，标榜“重写”、“重读”、“重构”、“重说”、“重寻”中国近代史，以及“探寻历史真相”、纠正“历史的误读”的诸类著作，纷纷登台亮相，可谓形成一股潮流。这些学者如何“重写”中国近代史，我们应如何看待这股潮流？这是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时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对于其中的错误观点，需从学理角度加以批判。
淡化和否定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正义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与列强之间曾爆发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抗日战争，也先后爆发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战争和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近代史发展进程，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和总结中国近代革命史，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中，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社会矛盾、革命特点等重大问题，做出科学论断。
范文澜、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写出《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近代史著作。这些著作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线，全面深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历史学的重要基础。今天看来，这些著作着力于关注近代革命历史和重大历史事件，对洋务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评价较低，对近代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反映也较薄弱。从进一步推进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新发展的愿望出发，指出和弥补这些代表性论著的缺陷，既是必然也是合理的。但一些倡导“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其矛头所向是要否定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认识，否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否定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正义性。
倡导“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认为，过去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以“革命史观”为指导，是“革命史范式”主导下的历史。他们指出，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线的近代史著作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有很大偏颇性，既没有反映历史真实，也不符合当今开放的世界以及着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社会现实。在所谓“告别革命”思想主导和影响下，有人指出要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话语体系，有人提出“三座大山”论掩盖中国近代问题的本质，有人提出要摆脱中国近代史认识的“怨妇”、“泼妇”和“情妇”情结。在这种思想观念指导下“重写”的近代史著作，竭力淡化和否定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积极意义。
一些“重构”的近代史著作提出，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是由于林则徐激进的禁烟措施所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源于清朝官员违背国际法，拘禁外国谈判代表；甲午战争中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是盲目排外的各种反对势力措置失当导致的恶果；辛亥革命致使民族主义思想泛滥，中断清朝开始的近代化新政；五四运动提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追求，脱离中国社会实际，加剧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
这些观点看似“新颖”和“深刻”，但与基本事实大相径庭甚至完全背离，那就是中国近代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中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流血奋斗，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民族复兴道路。面对鸦片倾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面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的烧杀抢掠，中国人民该不该反抗？一个民不聊生、丧权辱国而迟迟拒绝革新的清王朝该不该推翻？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蒋介石及其四大家族政权相继被推翻，这也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反对独裁与专制的历史选择。可以肯定地说，否定和淡化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就难以写出科学的中国近代史著作。
过分推崇和宣扬近代化
在洋务运动进程中，近代机器大工业和科学技术先后进入中国，出现所谓“同治中兴”。民族危机面前，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掀起了旨在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戊戌变法”运动。《辛丑条约》签订后，出现清末新政。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出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发展时期，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追求。国民党统治初期，也曾出现经济发展期，民主、自由成为中国各阶级和党派追求的目标。
新时期以来，在“现代化”史观启发下，近代史学界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展开广泛深入研究，极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发展。但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们过分推崇和宣扬中国近代化，将“革命”与“近代化”对立起来，推崇改良，否定革命。一些学者明确指出，中国近代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能否融入世界，走向近代化。有学者明确宣告，要抛弃阶级分析方法，用理性、温和的态度叙说中国近代史。
“现代化”范式的核心，是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的工业和民主制度发展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这也是审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角度。无论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历经曲折和艰难的中国，都先后经历这一历史阶段。但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化发展程度十分有限。新中国成立前，近代机器大工业，主要局限于轻工业。近代民主制度，也被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独裁统治所制约。这是倡导“现代化”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事实。
在人物评价方面，曾国藩、李鸿章、慈禧太后、袁世凯等，对于推进洋务运动发展和清末新政有所贡献，过去的历史学著作对其全盘否定，具有历史认识局限性。但我们应直面曾国藩、李鸿章等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袁世凯肆意镇压义和团运动及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同时，也应直面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签署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如果真能直面这些历史事实，一些倡导“现代化”范式的学者，就不会去热捧《走向共和》这部明显违背历史实际，肆意拔高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而对孙中山大肆贬低的电视剧。
一些“重写”的近代史著作，在关注历史细节时，关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和曲折，不断在“假如”中叙说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有人提出洋务运动失败，在于西化程度不够。有人对中国在学习西方和日本失败后选择苏联道路提出怀疑。有人强调五口通商给近代中国带来发展机遇，洋务运动后中国成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强国，君主立宪是最合乎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体制，为清政府没有利用好这些历史机遇而叹息。
民族独立和国家繁荣富强，这是摆在近代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在中国革命进入最艰难时期，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道路。“革命”与“现代化”都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华民族走上复兴道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过改革开放，初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就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任何背离这些基本事实、“重写”的近代史著作，都是缺乏科学性的著作。
作者系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