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失败，是用儒家思维方式和概念理解现代的结果。“新文化运动”一词本身就是儒家思维的产物。五四时期实际没有文化运动，而只有主义之争，也即治道之争。由于文化没有更新，五四运动的结果是复兴了孔孟儒家原教旨。先秦儒家兴起取代传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新文化运动”。当今中国缺乏的恰恰是福泽谕吉式的新文化运动。其形式应以回归华夏传统为上。
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不认自己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恰是典型儒家激进思维的产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失败，在左派和儒家的努力下，现在几乎成为通识了。其说辞并不是没有道理。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达到更新中国文化和政制任何一个目标。然而没有完全达到目标，和没有达到目标应该有所区别。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至少让人们知道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比中国要好。至少让人们知道所谓“器物”对人、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从而打破了儒家“教民以礼乐，不可教民以智、辩、言、事、技、艺”的封锁。产生了巨大物质利益。也实现了儒家的强国目标。
人民大学任峰发表的《制宪时刻的启蒙迷思》一文，顾如认真拜读了。当今活跃的大陆新儒家，原先都源自人民大学。所以人民大学的儒者作文，应该受到特别关注。然而该文未能分清“文化”和“治道”（或者“主义”）的区别，导致认识混乱。这种错误也普遍存在于儒家意识过于浓厚的中国群体之中。文化包括“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生活方式、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显然只触及后三者，未能触及前三者。而且生活方式和文学艺术显然是作为主义的承载工具而被触及的。也就是在“用”层面。所谓价值观，主要引入了自由、民主、制宪、福利、平等、人权、博爱几个词汇。然而，由于采用了儒家词汇——中文原先是华夏传统文字，经儒家2500改造已经或多或少承载着儒家观念。民主被理解为民做主；自由被理解为自由自在；平等被理解为权力平等、甚至均贫富；制宪被理解为先进者的教化；博爱先被理解为仁爱，然后发现根本不可能实现；人权、福利、博爱和其他词汇被理解为高尚。民做主则是儒家君做主理念的反动，其核心在于“做主”——做国家的主人。实际上都进入了儒家思维之中。而且至今仍然如此。固然，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也符合西方启蒙思想，符合其中主流思想。却恰恰不符合消极自由传统的理解。西方由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启蒙之后主流回归了消极自由传统。而中国仍然在儒家思维里走不出来。因为双方的文化传统基础不同。西方是封建制和与之相应的一套以个人、自治、契约为底色的传统。而中国是宗法集权制和与之相应的儒家思想——集体、顺从强者、君王立法、政权操控。
五四运动试图“新文化”，然而却仅仅进行了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方面的术用革新。其他什么都没有变。与当时人们意识不到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所涉及的那些概念的准确理解和深入人心，这些东西才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之本。根本未动，中体西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
儒者经常提及西方“丛林规则”，似乎与己无关。但是儒家主张的君王立法、单向顺从。很自然地可以推导出，谁占据了权力，谁就可以掌控一切。其他人只有“谏之有敬而不违”的份儿。这不但不是西方所说的“丛林”，还是“赢家通吃”。中国人实际就是这样理解“丛林规则”的。当今儒者不过是倒打一耙而已。
儒者经常提及“打土豪、分田地”等是西方思想。但实际上孔子就称“民不患贫而患不均”。而且孔孟所主张的“制民之产”、“井田制”恰恰是将人们的土地收归国有（君王），再分配给百姓去耕种。清末民初的人们也喊着孔孟的口号革命。当今儒者常常自称“中道”，却全是左派主张。不过是在利用中国人语境里的左右颠倒错乱之便利。当今儒生把集权称为宪政，也无非是效孔孟之流重新定义华夏传统概念而已。
当今的儒者常常提及中国人没道德。但当今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恰恰是儒家式的裙带仁、自心义、专制礼、君命信。当今中国人恰恰持儒家的道德理念：道德是圣人或者君王之教化，也许是善，但并不产生于我。儒家教导人们，善产生自人们的良知。但儒家之道德恰恰与人们的本心不合。普通百姓践行儒家道德之时，总是在吃亏。中国人怎么可能有道德？
所以，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恰恰不是新文化运动，而只能说是新主义运动。用儒家的思维理解，可以是新治道运动。实际上当时的儒生，包括现在的港台儒家仍然如此理解。他们所谓从儒家伦理道德中开出现代的努力。不可能不是这种理解。他们认为新主义或者制度，可以产生于儒家文化环境、儒家传统。他们有一个理念：儒家道德是符合人性或者自然的。当今儒生甚至仍然分不清心与性。符合人性，被用来证明儒家伦理道德之成功。而人性本恶、本私、如湍水。怎么能用符合人性来证明儒家伦理道德之成功呢？用儒家伦理道德是自然生成为论证，更是无聊。有了秦皇、汉武的成功，儒家伦理道德才被强制灌输于民。经过2500年的灌输，才比较根深蒂固。这不是自然过程，恰恰是绝对权力强制下的非自然过程。儒生认为既然西方人的文化传统能够走向自由民主，那么从儒家文化传统就也能走向自由民主。儒家治道不对，那么重新开出即可。这些努力注定失败，清末民初、五四失败，未来仍然会继续失败。不动“文化”之本就是不行。
如果加以推广阅读儒家经典，那么不单儒家之意识、思维方式仍然被传承，而且儒家之人格、伦理道德、社会架构等毒素又会泛滥。原因很简单，那符合中国人被儒家教化2500年的潜意识。正如被满清留发不留头，强制留下猪尾巴的汉人。在民国初年誓死不愿意剪发。当今大陆所谓新儒家的产生，完全可以作为这个判断的例证。这些毒素是走向现代必须面对的困难。也许需要因势利导，却绝不是所谓宪政的支撑，顶多是儒家宪政的支撑。
现在回到任峰的文章。我们会发现其中大量的内容可以被笔者引证，去论证前面所述内容。
其一，几乎没有精英人物认识到，儒家道德是自由民主的阻碍。“即使现场的反国教派议员几乎都公开表达个人信念上对于孔子、对于儒家传统的高度尊崇”。很明显，这是一班儿儒生在搞宪政。源自封建社会和商业文明的现代文明，其道德底线是诚信，是个人，是薄爱，是契约，甚至是交易。其基本思路是人类无知，然后是自治，然后是制衡。而儒家是忠孝，是单方向的施予，是裙带。其基本思路是与天地相参、天人合一的自负，然后是部分人的特殊材料构成，然后是单方向顺从，然后是君王的教化管制。两者完全相背。即使从最基本的概念“爱”来说。儒家所说的爱实际上是亲情。这种爱人方式，首先对他人的情感回馈要求太高，不可能形成博爱社会。如此形成自家人、外人意识，加之利益冲突，儒家之仁爱实际上在撕裂社会。儒家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族械斗、地域裙带之类，实际上都带有这种烙印。中国人跑到哪里都形成聚居，很难与“外人”相溶。历史上那些荣归乡里的官员，喜欢为家族、乡里建设学堂、路桥。这些事情是善事。然而按照他们的薪俸计算，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不贪腐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人们都感激他们，因为他们符合儒家裙带仁规范。将裙带置于底线位置，也就是“亲亲为大”，那么就必然会撕裂社会。儒生们不删除《论语》《孟子》《中庸》《礼记》之中的相关内容。那么儒家经典就持续地分裂社会。
再加之儒家之“有诸己后求诸人”的干涉精神，那么即使有民主体制，在儒家社会其运行方式也必然是：争相抢夺政权为自己人谋利，或者说实践自己理念。与民主体制互相制衡的设计初衷相悖。如果激进一点发展，有人去点燃儒家“义本于自心”、“为生民立命”的狂热分子人格。那么就会形成革命。儒家道德唯一便于民主制度运行的地方是“顺从”。恰恰是与自治精神相背的顺从！儒家这种品质，如果符合了两个条件，将便于进入现代社会。一个条件是外在的强制力。日本、韩国、台湾走过的路径就是如此。这个条件也可以是一个坚定现代道路的威权统治者。这个统治者需要圣人般的情怀和能力，不但自己放弃既得利益，也使得其他统治层成员放弃既得利益。同时还需要百姓的普遍民主意识，否则统治者们不需要将社会导向现代。这同时也是儒者之顺从品质有利于进入现代社会的第二个条件。即普适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的普遍宣传。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那么儒家的顺从品质，将会发生作用。人们从不得不顺从，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和制度意识。否则儒者之精神就与现代完全相背。而且无法通过儒学的自新，概念的重新解释偷换转变。因为儒家经典太多，其中内容太糟糕。如果不拆散成个别语录，那么都必然在培养新的儒家社会。
其二，且不说儒家道德与现代全然相背。就是清末民初的所谓制宪精英的组成，就让人们觉得不合适、不能代表自己。当时虽然人们不知道儒家道德与现代相背。但人们已经恐惧回到儒家社会，是社会共识。而这一批儒生们却在代表人们制宪。其公信力本身就极为可疑。所以在遇到其他势力挑战之时，他就无力抗拒。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儒家之经典让学者都以为自己掌握真理。那些个缺乏公信力的制宪精英们，一旦被指出其儒家底色，当然是立即完蛋的结果。这里面又涉及儒家的“不出户知天下”之自负，和“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乡愿德之贼也”、“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意识。儒者普遍脱离当今儒家所说的“地气”。而共产主义在当时之接地气，显而易见。最终当然是共产主义胜出。
而共产主义为什么如此接地气，又与人们的儒家意识相关。自孔孟就教人“均贫富”，教人“民贵君轻”，教人“制民之产”。更重要的是儒家学说从来没有将“利”与“施予”拆分开来，儒家没有超越性信仰。儒家社会的人们必然是物质主义的。那么接地气的当然是有同样主张的共产主义。儒家那些制宪精英，不去破除儒家制造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倾向，继续宣传儒家思想。而试图照搬体制，自身又缺乏强制能力和圣人情怀。那么当然会失败，同时社会当然必然向着孔孟原教旨前进。而孔孟原教旨之实践发展，又最终必然是魏秦法家之秦制。（请参考笔者《儒家中国，通往奴役之路的历程》，或者《大陆新儒家为什么喜欢董仲舒》）。也就是后来2200年的中国统治体制。其特点是一小撮顶层统治者的“共和”，和他们对全社会的掌控。加之其他儒生作为附庸层的蛀蚀和维稳。由他们的所为又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崩溃，产生革命需要。
其三，儒家人士从来没有能够理解现代。从当时那些制宪儒生力挺儒家道德开新可见一斑。他们认识不到儒家道德与现代全然相背，因为他们理解不了现代。至今儒生还在吹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前设是人与人相同，推己及人即能知人。而现代思维的底层恰恰是人与人不同，而唯有上天全知全能。包括前面所提及的裙带仁，儒家的整个意识实际上还只在《国语·楚语》中所提及的血亲氏族巫蛊时代。人类还没有真正从丛林中走出来形成社会的时代。儒家《中庸》篇，正是通过推己及人逻辑，最终推理出“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当今儒生仍然以这种集权专制思想的源头为荣。而那些儒生甚至曾经在哈弗之类顶级现代大学进修过。任峰称当时的制宪儒生之中，大多求学自日本。而这些人恰恰看不到日本人在之前所做的，“脱儒入欧”文化更新。他们看到的只是后来的儒家集权思想回潮。即使当今儒生也是如此。近期有儒生亦“一箭清风”为名，发表了一篇《明治维新的秘密——日本用儒家宪政打败满清》。其中实际将儒家宪政定义为军国主义。他们认为日本的儒家集权思想回潮导致了宪政，而不是导致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就是先秦儒家的最终形态。人们一直在批评说，儒家体制实际是一种军事体制。现在的儒生们开始以这种批评为荣了。
儒生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套用自身理念。为什么中国人理解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平等博爱都那么奇怪？都需要被批判？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绝大多数都不自觉用了儒家理念去进行理解。
这一点由儒学的本质所决定。所谓儒学，本就是一种解释经典为己所用，表达自己理念的学术。其方法就是用他自己的东西，历史上出现过的解释去套他新看到的东西。儒家这种解释学术，也就是解释、阐述、为之辩解的学术。“非天子不议礼”前提下，用于参政，无非是用自己的学术去为君王服务罢了。在国学内部则更为霸道。只要他看不顺眼的表述，他就认为错简、错字、缺失、窜入，然后儒者们就把原文修改了。最终所谓墨学就变成了儒家原教旨的载体。《墨子》《老子》等古之道术经典都遭到这种灾祸。儒家这种理解其他内容的习惯，正源自儒生为之自豪的“推己及人”思维惯性。儒生读任何东西都是如此，实际都在推己及人。也许我们不能说他们故意，但他们的思维、治学方法决定了他们的治学结果必然是那个样子。
而且儒者们又缺乏反省精神，喜欢挑取那些可以多向解释和适用的内容。用于批评别人，树立自己。儒生用来做宣传的词汇，哪一个可以落实为具体内容呢？人们只会看到儒生自称，我如何如何好，我能做到什么什么。但从来看不到儒生敢于面对自己的经典，敢于面对自己的所谓伦理道德，敢于表述自己的具体主张。刘小枫《当代西方自由派学人如何面对古希腊先贤的痛斥》一文也是一种典型。其中论据，全部都可以反转过来用于质问他自己。比如“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术师们的文章虽写得漂亮，言辞虽然厉害，灵魂品级却算不上优秀，因为他们的灵魂天性并不向往（遑论理解）高贵的东西，而是热衷‘对世人能说会道和呼风唤雨’”。刘小枫的灵魂天性向往了高贵的东西，还是被他批评的人灵魂天性向往了高贵的东西呢？儒生也缺乏规则普遍适用意识，他意识不到他所说的东西应该先适用于自身。儒生对墨学的批评在这方面就表现得很明显。他们批墨的东西，全部在《墨子》书、先秦其他经典中找不到。除了他们不喜欢的勤俭之外，其他批墨内容都在经典中找不到。而恰恰都是儒家经典所表达的主旨。他们可以大言不惭地那样批墨，却看不到他们所批的墨家，完全符合儒家经典。他们用来治墨学的方法，同样用于治儒学将导致儒学完全崩溃。他们看不到，他们脑子里是被权力娇惯坏了的“双重标准”意识。儒者们也总是会切割自己的一部分，将之做为垃圾桶。似乎将那些干了坏事的儒生装进垃圾桶，就完成了儒家的自新和清白。汉朝制造出来的所谓先秦法家是如此，过去的所谓墨学是如此，现代真正实践了孔孟主张的那些人也是如此。但是儒生们仍然在努力传播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儒家经典。
从清末民初儒家制宪闹剧之中，我们应该受到启发。文化和制度建设必须并行。无论何者先行，另一部分也应该立即跟上。这是第一个启发。第二个启发就是不可能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即使有了民主体制，儒家文化也是社会正常化的阻碍。如果多数精英的头脑仍然是儒家化的，那么华夏民族就仍然看不到希望。与清末民初一样。印度是一个现成的案例。印度的血缘氏族和巫蛊文化与儒家何其相似！儒家仅仅多出了为生民立命之使命感和大堆劝学励志之类语录。印度虽然有英国打下的制度基础。但是运行在那种类儒家的文化基础上，他们也自然选择了政权干涉为色彩的运作。这种干涉色彩必然使政权成为利益争夺的关键。成为强者撕裂社会取利的游戏，而不是制衡约束保障下的自治。儒家对于现代的贡献只是重视教育而已。当儒家教民礼乐，不教民智辩事艺的氛围被打破以后，重视教育演变成了当今的科技是第一发展力。但是当今显然仍然民智未开，特别是人们的智辩能力未开。
当今还面临大量概念被儒家化困难。这些都需要找到解决方法。所谓现代，实际是商业文明+封建+民选。而“早熟”的华夏恰恰提供了这些元素。这些元素存在于源自封建的道家之中，存在于源自工商业阶层的墨家之中。只要恢复华夏传统，就能完成启蒙。这种启蒙显然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从封建向现代启蒙，而中国是从宗法集权向现代启蒙。这是需要我们清醒认识的。西方之启蒙确实与中国之启蒙有所不同。西方有连续不断的传统可以依靠，中国则需要找回曾经失去的华夏传统。西方是假造了一个历史，而中国需要认清历史。形式上则都可以称为“复兴”。以回归华夏传统为形式，能够迎合人们服从权威的需要。这种由“传统”而形成的权威，不能交给儒生们掌握。人们手里的资源，本来就少得可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