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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黎明:在“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是近现代史研究中一个长久不衰的对象。在社会多难、时代多变的近现代中国,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承载的责任相当艰巨,长期以来,众多史学工作者始终关注这个课题,这便为这次会议,提供了大有可为的空间。

   从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而言,若与过去的会议论文相比较,可以用四个“显著提高”来比喻。

   第一,作者层次显著提高。与会者不仅有教授、副教授、博导、硕导等治学多年、成果丰厚的学者,也有不少在读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等高层次的后备力量。希望我们的学会今后能继续吸引这么多具有实力的专门人才参加,那样必然会在史学领域取得更多成就,也使我们学会产生更大影响。

   第二,论文质量显著提高。这个问题可以从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两个方面来看。广度方面,从时间上说,可谓跨度相当大,上至晚清、新文化运动、建党前后、大革命时期,下至1958年教育界的拔白旗、当代的袁隆平精神等,研究的问题可说是穿越了百年的历史长河。从地域上说,论文不仅包括了大陆的东南西北,有几篇还研究了台湾问题。从领域上说,涉及的问题则涵盖了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领域,这从目录和摘要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再说深度方面,是令人怦然心动。论文紧紧围绕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这一中心,有的触及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有的透视知识分子的心路演变线索与特征,有的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形成、调整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有益的思考与探索,无不使人感到作者在史学研究中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

   第三,治学方法显著提高。会议论文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史实厘清与表述,一种是问题思考与研究。属于史实厘清与表述者,数量上约占会议全部论文的五分之三,这些论文大多采用正面叙述方式,文中明确的思路,突出的主线,清晰的层次,可谓是业已成熟或接近成熟的书稿或教材。如上海师范大学章林的《中共“一大”特案的知识分子视角考查》,虽然仅有四页,但论文对中共党史上一个处于边缘化的问题进行了介绍与解剖,旨在探讨中共“一大”代表的知识分子时代个性与大会做出的特别规定之间的关系。作者还对党员可以不可以到政府部门当官的讨论和梳理,这一点正如文中所言,“对今天作为执政党的党的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华中师范大学谢从高的《“新青年”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与中国近代学术观的碰撞》,围绕蔡元培之子蔡柏龄留学比利时学习工科一事,介绍了蔡元培、吴稚晖、胡适、恽代英、陈独秀等人的不同态度,并通过比较,分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一种政治因素。该文围绕一个现象,细致论述了不同身份、不同立场者的认识与反映,体现了个案研究的特点与作用。南开大学李少兵的《人间佛教——佛教知识分子与民国社会》,虽然题目有些过大,类似一部专著的名称,但文章中心很明确,旨在说明民国时期佛教知识分子为什么主动入世达变这一现象,给我们展现了这类特殊身份的知识分子,与改革的时代潮流接轨的自我意识。四川大学陈廷湘的《政局动荡时期中国学人的生存样态》,则以细致入微的观察,挖掘了李思纯《金陵日记》与《吴宓日记》、《胡适日记》中的生活细节,勾画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新体制下的治学与谋生手段的形态变化。文章资料穿插连贯,行文夹叙夹议,使人从他们的政治关怀、往来交游、诗友唱和等方面,感受到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众生像。上海大学刘长林的《自杀殉国者的自杀目的构建》,是对1919年至1928年间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中自杀时所留下的遗书的解读。文章强调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环境中,希望以自杀形式起到警醒民众,抗议压迫,反对懦弱的作用。而媒体的报道,则进一步利用宣传手段,发挥了激励国人,团结御侮的作用。上述论文,采用的是正面叙述方式,努力把某种历史史实或历史现象“说清楚”。它们旁征博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追寻,超越了常人视野,提炼与刻画了社会的一个方面。

   与上述论文形式不同者,是属于问题思考与研究的论文,它们约占本次会议论文的五分之二。这些论文,有的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已有成说进行了弥补或佐证;有的还原客观事实,对现有定论提出大胆挑战。这些论文,读来使人耳目一新。如武汉理工大学郭国祥、武汉大学丁俊萍的《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合作与分歧》,认为目前党史教科书中,把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的主张对立起来的结论应当商榷。论文指出当时毛泽东和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都是坚持共产党独立性的,他们不仅没有原则分歧,而是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共发展。即便是出现了一些分歧,但具体分析的话,则或是认识上的差距,或是双方的误会,这些问题虽然涉及到竞争最高领导权,但解决的途径也是符合党内民主程序,有利于保持和增强党的活力,不应不顾历史的苛刻前人。河南大学张艳的《“主义”是如何战胜“问题”的》,以中共理论家艾思奇为代表,评述了中共在“问题与主义”之争问题上的认识变化,指出这一变化都是服从不同阶段的政治需要,都是在不同时期出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的目的,都是为了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这种反思,为我们的会议注入了新的气息,也让我们的史学研究,更加接近真实。上海师范大学洪小夏、李自慧的《公共知识分子论析》。从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特征、存在的意义与作用等方面,肯定了这一群体的自然存在,论述了保障这一群体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而要保障这一群体,需要建立相应机制,特别应当保障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与独立经济的地位。文章强调的言论自由与经济独立,也是全面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化民的《“一二·一”运动中的教授会和教授们》,用了一个看似平常的标题,但读后却令人拍案叫绝。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对现有成说提出质疑,但它所运用的计量学方法,对“一二·一”运动中西南联大做出重大决定的九次教授会议的出席人数、所属学院、比例曲线,做了前人从未进行过的量化统计,从而归纳了文科与理工科教授政治关心度的差别,得出了这一差别在“一二·一”运动中并未出现太大变化的结论。这一结论看似平淡,然而,今后“一二·一”运动研究不写这一问题则罢,若写这个问题,就必然利用这篇论文的成果。因此,该文有可能对今后的教科书,起到补充甚至改写这一部分的作用。

   第四,写作范显著提高。应当承认,过去有些论文是为了参加会议才匆匆写作的急救章,存在着结构不够完整合理,文字缺乏锤炼推敲等缺陷。这次会议论文,总体上说,无论章节安排,还是结构过渡,乃至行文遣词,都力图符合论文写作要求,表现了作者的自觉规范意识。

   综上所述,证明本次会议是一次坚守政治方向,坚持独立思考,积极开拓领域,立足历史关注现实的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会议。故大多数与会者均收获颇丰,享受了一次精神大餐。

   当然,从会议收到的论文看,也存在一些需要引起注意和克服的问题。第一,“说教式”。这种现象可能与从事教育、习惯用教学思维看待问题有关。但是,学术研讨会毕竟与课堂教育有所区别,它应重在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第二,“铺陈式”。某些论文,在叙述过程中不厌其详,却对理论分析不够重视。这种现象,可能是有些问题还没研究透,没想清楚,所以无法展开。有些问题则是不敢展开,似有所忌讳。第三,“雷同式”。这些论文未能超越前人,可以说只是前人的重复,作者虽然下了功夫,却对学术发展难有贡献。第四,“粗放式”。有些论文,本来已经掌握了很好的材料,可惜未能充分消化,结果只是用简单方式表现出来,令人感到十分可惜。第五,“影射式”。这在目前研究知识分子的文章的不乏存在。其中有些人抱有终极关怀,利用历史上的问题“说事”,让人感到不免有“影射史学”的痕迹。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实是必要的,但作为史学研究,应该是科学的、完整的、严肃的,对于知识分子研究来说,更应当重视学术化。

   总的来说,本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与会者们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心态从事知识分子研究,彼此间容易接近,容易勾通,因此笔之所至,能够触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责任感,既是这次会议成功的基础,也是今后史学工作者应当坚守的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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