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结果。但是，在当时世界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抗战若没有争得有利的国际环境，没有获得国际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以我们当时的国力、军力，要想彻底战胜日本，需要的时间会更长，经历的苦难会更多。分析其中的时代性因素对于我们更全面客观认知历史、更好地把握未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现代世界体系格局与抗日战争
在近代以前，人类世界相对孤立、封闭，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王朝）与国家之间的武力争端基本取决于各自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从近代之后，在对纷争不息的民族、地区战争的历史经验教训不断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在某个特定时空内相对稳定的世界体系格局。这个近代世界体系无论是思想还是实践都首先起源于欧洲。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公认为是近代世界体系格局开始的一个标志，它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认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它导致了数百年欧洲民族国家相对均衡发展的格局。1815年《维也纳和约》形成了近代欧洲的第二次国家体系格局，它颠覆了拿破仑用武力所获得的欧洲霸主地位，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拿破仑帝国之前的欧洲格局。这个格局的形成是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精神的继承，表明国家主权原则总体符合了当时欧洲民族国家利益需求。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世界体系将前面两个欧洲体系的基本精神继承下来，扩展到了世界范围，虽然这个体系依然刻有帝国主义的强权痕迹。诞生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的国际联盟就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自己的主旨。虽然这个组织没有有效地阻止一战后许多破坏世界秩序的侵略行为，但从抽象的道义上还是具有一定震慑作用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操纵成立的伪“满洲国”就没有得到国联的承认，英美等西方国家普遍不予承认。直至抗战结束时，世界上承认伪“满洲国”的也就只有20几个，基本是法西斯轴心国成员和其依附势力。所以，一战后的世界体系格局对于日本侵华是不利的，对于中国抗战是有利的。这个格局对于中国获得国际援助，对于鼓舞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坚定抗战胜利的希望还是极有帮助的。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大的朝代，但它们都先后灭亡于外族入侵。武力不济是一个原因，也与其缺乏统一有效的组织力量有很大关系。清朝入关之后，各地的反清起义连绵不绝，明朝宗室在中国南方建立了数个政权，一度很有声势，若是能够协调统一，难说不能成事。但是，当时的反清活动基本以乡村地域为限、以传统乡绅为领袖，其地域性、宗族性的地方色彩浓厚，其社会动员的全民性、整体性严重不足，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近代之后，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国人对于中国传统皇权政治逐渐不满，政党政治逐渐获得了认可。现代政党政治活动具有宗旨鲜明、活动的超地域性、合适的组织系统、成员结构的广泛性等特点，它比起中国传统民间血缘型、地域性政治组织来，在动员民众的手段、方式、规模上都要多得多、大得多，其效果也会好得多。国民党在整个抗战时期征兵超过1000万，仅仅一个约4000万人口的四川就出兵源300万；中国共产党在敌寇层层包围的险恶环境下在广大的敌后建立了总人口近1亿的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得到了所在地人民的真诚拥护。人口只有200万的陕甘宁根据地，光农民自卫武装就有20万。若是没有现代性政党在把握了民心士气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宣传和所凭借的完善的组织体系，不可能将习惯于自耕自足生活方式的亿万农民如此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人力资源的优势就无法得到体现，那样就会是一盘散沙的结果。
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精英。在中国任何一场社会运动中，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和牵引，几乎没有成功的几率。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第一，他们是准官员，是随时可以通过科举制而晋升为官员的——这是中国古代上流社会的象征；第二，他们是教育者，是知识的载体、智慧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尊敬；第三，他们是地方的绅士，是礼制社会的基础性道德标杆。晚清以降，随着西方教育模式的逐渐引进，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知识分子登上中国社会舞台。这些新式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是中西兼有，其专业可能是西学为主，但其只不过是把这些西学视为工具而已，骨子里的价值取向还是服务中国、延续和升华中华血脉。在抗战危局之下，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们普遍投入到抗日洪流中。无论对于国内政治势力持有何种态度，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抗战。所以在当时的大后方，文人云集，国统区如此，解放区也是如此。当时地处偏僻、贫穷落后的延安在抗战后短短的6年时间就有4万多国统区、敌占区的知识分子投奔其中，绝大多数是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中学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专门发文，要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大批知识分子入党，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体文化素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得党的社会基础得到了拓宽，使得整个抗战的骨干力量得到了加强，根据地群众整体素质也因为他们的加入而得到了提高。总之，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投身抗战，不仅仅直接增加了抗战力量，更间接地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启示着更多的普通民众投身抗日洪流当中。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