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近代中国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中西交通而引起的。假如西方人没有东来，没有鸦片贸易，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不会有后来的变化，中国还会在原来的轨道上稳步发展，中国人还会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羡慕的田园生活，恬静优雅。然而，都是因为西方人东来，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于近代中国的改变究竟应该怎样看，这种改变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一百多年来，史学家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势力东来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伤害。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从世界史、全球史视角，从人民本位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叙事框架。这个体系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现代化史观”，或“现代化叙事”。
“现代化叙事”开山祖师为蒋廷黻。蒋廷黻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失踪已久的人物。他之所以“被失踪”，主要是因为他不仅在1949年之前学者从政，出任蒋介石政府一些重要职务，而且在1949年之后长时间担任驻美大使和联合国代表，继续替蒋介石说话，直至1965年在美国逝世。
国共两党几十年政治上的冲突与隔膜，使我们错过、误解，甚至根本不知道许多重要思想，许多原本被中国知识人当作常识的东西在几十年之后反而被重新探索。这是历史的不幸或误会，也是知识生产最大的不经济。
蒋廷黻的“现代化叙事”并不复杂，这个叙事所要解决的就是怎样描述过去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的历史。
按照我们熟悉的历史观，过去三百年西方势力东来，入侵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历史，因而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就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这个叙事一般被称为“革命叙事”，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不存在对与错，只是树木与森林，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依据“革命叙事”，近代中国三百年、两百年，尤其是最近一百年，充满悲情与委屈，不仅国内的“封建主义”、统治阶级压迫人民，而且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也与国内旧势力合谋欺压人民，再加上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构成了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这是“革命叙事”要旨。
如果从历史发展顺序说，“革命叙事”来源于“现代化叙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体认，是对“现代化叙事”的批判与超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蒋廷黻“现代化叙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模式，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现代化叙事”的影响，马克思主义“革命叙事”一定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不会与“现代化叙事”处处相反。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史表达，不隐含任何价值评估。
蒋廷黻的“现代化叙事”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简单地说，就是要回答：中国能现代化吗。
根据蒋廷黻的研究，近代中国原本可以不发生问题，中国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构中继续存在，只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引发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使人类先前对生存能力的恐惧自然消除，反而激发了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能。西方人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扩张，并不能完全从恶的层面去理解，他们除了市场、资源企求外，其实也是一个双向的互惠互利行动。因此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所谓“后发展国家”，除了中国，好像并没有哪几个国家对工业革命成果如此痛恨，如此拒绝。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冲撞，或鲁莽颟顸式的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这些规则，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样，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共同进步。
中国有辉煌的过去，也会有辉煌的未来。按照蒋廷黻的研究，只要中国能够很好地引导国民尽快确立世界一体化新认识，积极介入国际一体化新生活，尽快与世界同步发展，与世界一致，中国就能重建辉煌，重现盛世。中国只有与世界一致了，才能说得上别致。在蒋廷黻看来，最民族的一定是最国际的，最国际的也一定会体现最民族的一面，一致而又别致，是现代中国惟一出路，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这也是胡适说的只有“充分世界化”，才会有真正的中国特色。真正的中国特色，如果不能经受充分世界化的洗礼，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