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前后，正是日军所向披靡、中国抗战十分危险的时刻。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尽管对中国抱有同情，但他一度对中国很没有信心，他警告其外交部，“可以把‘希望’放在将来的政治可能性上”，也就是日本征服中国以后可能出现的新局面上 [①]。如此安排的原因，是他判断：“总的来说国民不抱有很大的希望。报纸上所写的事情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而且没有人认为中国士兵会再次恢复一度失去的‘士气’”。陶德曼认为，中国人在日军的沉重打击下已经麻木，“国民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习惯，表面上一副淡漠的样子。可以看到在空袭中死了丈夫的女性为了把先夫的衣服留给将来的新丈夫用，在墓地旁边非常镇静地洗衣服之类的情景。” [②]
确实，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是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很多具体的场景下，日本似乎达到了目的，或者说，看到了他们愿意看到的结果。然而，从事件前后的历史长程看，日军不仅没有实现其企图，相反，其史无前例的暴虐激发了中国人的抗战意志和爱国热情，中国民族国家的整合在应对外来严峻挑战的过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某种意义上，南京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毁灭的起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是当时关注南京局势、特别是身处南京的西方人士首先发现的，他们在救助“地狱般的南京”城里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的同时，也对当时正处于侵略颠峰的日军的结局和中国抗战的前途作了富有远见的预测和推断，这是我们在充满悲情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应当注意的另一面历史之镜。
本文没有前人类似的研究成果可供借鉴，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一、仇恨心态和抵抗意志的激发
本来，日军无休止的轰炸和炮击，使南京军民的神经高度紧张。而当中国军队结束抵抗时，相当数量的国人和外国人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觉。当时身处南京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A.T.斯提尔报道说：
中国军队的土气完全崩溃和继之而来的盲目惊慌之后，日军进城时南京城里似乎有种模糊的，松了口气的感觉。人们觉得日军的行为不可能比被他们打败的军队更差些。 [③]
这种幻觉，在当时南京的西方人士中也存在着，国际安全区官员德国人克勒格尔1937年12月12日夜第一次在改为伤兵医院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见到了日军，他回忆到，“（日军）军官在短暂的视察后表现出了非常善意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是，和一边战斗一边行军的部队一样很守纪律。” [④]
基于同样的看法，南京甚至出现过令我们尴尬的情景，“当第一支日军从南门沿中山路开到城里大广场时，为数不多的中国百姓响起稀稀落落的欢呼声。” [⑤]
事实很残酷。克勒格尔的瞬间印象被证明是错觉，“顷刻之间，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日军口口声声要寻求中国人民的友谊，但他们在南京的残暴行为使他们失去极好的赢得中国民心的机会。” [⑥]
《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 杜丁也报道了日军用刺刀把带着各种想法的中国人唤回现实、并教会他们仇恨的过程，他说：“此刻，再也没有人为日军欢呼了。掳掠南京城，蹂躏民众，日军在中国人心里深深地埋下仇和恨，这种仇恨日积月累便会形成东京表示要尽力从中国根除的抗日意志。” [⑦]
当时德国留驻南京的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试图剖析日军悍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施暴的心态，他认为中国人的抵抗造成了长期蔑视中国、认为可以轻松荡平中国的日军的心理混乱，企图用暴行来掩饰自己的不知所措。他从日军南京警备司令官天谷盛气凌人的演说出发：
首先可以从中得出这一结论，一定是中国人的抵抗已使日本人不知所措。一个民族在经受多年的痛苦和不断的屈辱后最终起来反抗外国入侵者，对于热爱自己国家的中国人来说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极度蒙蔽之下的日本人从来就不想看到这一点。大约两年前那个满洲国的日本外务省副大臣大桥先生 -- 他就是现在战争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 对我说过，他们可以用两个日本师团就能牵制中国的中央军！现在他们没从这种反抗得出是打错了算盘的结论，没有给中国提供一个体面的和平，而是以这个对日本人特别惊人的认识作为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破坏的理由。 [⑧]
罗森的分析指出了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战争暴行所造成的日军不愿面对的结果，而对这一客观结果的故意忽视和由此采取的进一步扩大战争、继续进行战争犯罪的措施，使日军在中国越陷越深。这是日军在战略上的根本性错误，今天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清晰的认识，但在当时，可谓先见之明。有意思的是，即使对中国抗战前途较为悲观的陶德曼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他提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道义上的好处。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日军树立伪政权来取代中国合法政府的尝试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日军试图树立独立政府的所有尝试，只产生出一种在日军的刺刀下才会存在的幻像。” [⑨]德国驻华使馆书记官毕达就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和斯提尔等人的报告评论说：“当值得信赖的欧洲人目击者没有在现场的时候，这种行为有时也会得不到证明。但是这类事件是无法掩盖的，它进一步刺激了国内高涨的民族运动，使得战争越发深化。” [⑩]
即使放下武器，也不可能得到合乎国际法的对待；即使逆来顺受，也不可能避免被蹂躏、屠杀的命运。日军企图迫使中国放弃抗日，却因为侵略和暴行而强化了中国的抗战，这体现了历史的辨证。英国人埃德温·豪伍德的分析贯彻了这种辩证法，在罗森等人在基础上更进一步，他说：
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人民、日本军人被灌输了各种有关邪恶的中国人无法无天、野蛮残酷的故事。因此，这些在上海遇到出乎预料的勇敢抵抗的日军，遇上机会便发泄他们邪恶的情感，倒不令人感到惊异。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对中国人民，而且也对他们祖国的荣誉犯下滔天的罪行。从实用的立场出发，日本理应对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表示遗憾，因为这些暴行毫无疑问将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强烈地坚定中国人民的抵抗。日本政客一再声称他们并不是和中国人民争论，而是要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争论。如果他们试图让这一论点显得荒谬愚蠢，那么他们将不会选择比怂恿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对人类犯下如此可怕的暴戾行径更为有效的办法了。此举不可估量地强化了中国全民族赶走侵略者的决心。 [11]
鸦片战争以还，中国人在西方人心中的形象就是腐朽、麻木、散漫，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漠不关心。但日军进行的南京大屠杀和其它战争犯罪激发的敌忾之心，使中国人抗战决心高昂，成为抗战初期世界瞩目的事实。于是，物质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不再被西方视为一触即溃的国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判断说：
总体看来，实现了预想。首都是陷落了，但是日军还没有给中国的主力部队以致命的打击。日本陆军司令官急着想在中国民众的警戒没有扩大的时候，直追中国军队直至内陆，但结果未能得逞。中国虽然失掉了主要的都市、最大的港口和富裕地区，但是还不能说已经输了这场战争。 [12]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事实，实际上有不同的理解角度；南京大屠杀对中国战时民族主义的激发作用，少不了主政者的引导。当时的西方人士就注意到：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就南京大屠杀等相关事件开展国民教育，收到很好效果。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菲舍尔报告说：
关于轰炸“巴纳”号炮艇以及上海和南京战斗行动的美国影片在这里一家最著名的电影院里连续放映了好多天。中国的观众十分火爆，而且票价也很低。特别是该影片有关战争，毁坏和难民的照片给无数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银幕上出现最高统帅蒋介石和中国士兵的军事行动时，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不断变换写有“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标语，通过放映与“巴纳”号有关的战争照片，大大地增强了民族主义思想。 [13]
认为国民政府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只是悲切地哀号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日本国家形象的恶化和对中国的同情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雄辩地提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条件之一是得道多助。而得道多助的前提有二：日本被国际社会唾弃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南京大屠杀在这两个前提的形成过程中，发生了重要影响。
《纽约时报》当时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之一，它分析了大屠杀前后日本国家形象的转变：
日军攻占城市后的屠杀、强奸、掳掠似乎都属于一个更加野蛮、已经消失的时代。
南京失守，中国人损失了比他们国家首都更多的东西。在淞沪到长江三角洲一带正面阻击日军的中国军队被打垮了，把他们重新结集起来对日本军事机器进行有效而大规模的抵抗颇值得怀疑。
对于日军，攻占南京具有至高无上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然而，他们的胜利却由于野蛮残酷、集体屠杀俘虏、掳掠全城、强奸妇女、虐杀平民和肆意破坏而黯然失色。这些丑行将成为日军和日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 [14]
客观地说，日本是当时“五大强国”之一，它在远东事务上的发言权并不能仅仅归因于英美的“绥靖”，它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积累起来的实力和强国形象，获得了列强的体认。九一八事变后“史汀生主义”的出台，七七事变后英美的推诿，反映了列强对其实力的忌惮。但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和西方人士对其中内情的传播，使一个军人横行、体制混乱、崇尚暴力和血腥的日本国家形象呈现于世界，世界舆论由此日益同情中国抗战。
当时西方媒体很注意强调一个事实：即日本当局当年实际上对南京大屠杀是知情的，但他们乐意辩解说大屠杀是在上海统帅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反而说明日本对其军队失去了控制，日本是一个“污点”国家：
应该说有些日军部队有约束，较为宽大，有同情心。但是，总体来说，在南京的日军给他们国家的名誉留下了污点。
占领南京后几天，日本高级将领和外交官巡视了南京城，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目睹后报道的极端行为承认不讳。这些日本官员解释说，南京的野蛮暴行是因为一部分日军失去控制，是在上海的最高统帅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日军在中国人心中种下对日本的深仇大恨，也使他们宣称对华作战期望得到中国人“合作”成为遥远的将来。 [15]
哈立德·埃邦德是《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他对事件的判断显然比在南京的同行慢一拍，南京陷落时，他注意到了战场上的一些事件，并“联想”说：
南京陷落给予一直处于厌战气氛下的华北战线上的中国军队的士气很大的影响。山东省西部的一支8万人的部队投降日军。另外山东省及河南省南部各军共九千人扔掉了枪。 [16]
随着南京消息的增加，埃邦德判断出南京日军暴行给日本国家形象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他说：
日军在南京的掠夺、屠杀、强暴已将攻陷南京演变成日本的国家耻辱，为迅速终止这种状况，日本陆军高层开始采取亡羊补牢式的严厉惩戒措施。
可以想象日军作了极大的努力，试图造成这样的假象，即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对部下疯狂杀害已解除武装的俘虏、平民和妇女儿童的丑行并不知情。实际上，这名老奸巨滑的武将似乎已经觉察到，他的下属军官中有人参与了掩盖真相的活动。
松井大将在攻陷南京时的指挥手腕本应获得称赞，但“巴纳号”攻击事件抵消了他的功劳。并且，在到达中国首都并得知所发生的一切后，
他的失望应当更在“巴纳号”事件之上，这一切使得恐怖和耻辱的色彩愈加浓厚。日本政府和国民曾经长期以久负勇武侠义之名的陆军为荣，但当屠杀集团在攻占南京时的行为被发觉后，被视为国家荣耀的陆军顿时名誉扫地。……
日本当局痛苦地认识到，想要掩盖这些惊人的事实已不可能。即使充满偏见变得歇斯底里的中国人对日军暴行的揭发是毫无根据的，那些至今一直留在市内、值得信赖的美国人、德国人的日记和备忘录也对不断发生的暴行作了纪录。日军士兵的野蛮行为终将暴露。……
在对迄今为止的全部证据进行调查时，当地的人们会得出以下的结论，亦即攻占南京这一辉煌的战斗将不会被作为光荣的纪录写入日军战史，它必将在历史上写下令日本举国上下后悔不尽的一页。 [17]
眼见为实，当南京的西方人目睹日军军官放任士兵肆虐时，埃邦德说日本陆军采取严厉措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跟他对松井石根莫名的感情有关，事实上，在他后来写作的《我在中国的生活1926－1941》中，就记述了松井与之密谈、告知他“巴纳号”事件真相的前因后果 [18]。他痛恨日军的暴行，但他似乎也愿意对日本方面进行“善意”的规劝，这和那些明确判断日军激起中国人民仇恨、战争将遥遥无期的西方人士，有较大的区别。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而文雅些的日军军官侈谈“对压迫人民的中国政府发动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只会留下令人作呕的印象。一定会有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军人及平民，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迅速而妥当地纠正这几天有损立足于中国国土上的日本人形象的行为。也有个别日军官兵举止颇有绅士之风，与他们的职业相符，和他们的帝国相符，但是，整体上日军的所作所为是坏透了。 [19]
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美籍教授史迈士大屠杀期间一直坚持在南京，他根据亲眼所见，揭发了日本在南京制造亲善假相的丑闻，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日本国家的说谎者形象。
我们也更加了解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个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而在为美国制作的宣传中，日本则把自己描绘成在中国保护外国权力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模样。事实上它正在快速推行本来意义上的“赤化中国”，制造经济衰退，导致盗匪猖獗，迫使中国越来越转向苏维埃俄国。 [20]
陶德曼虽以中立者身份调停日中战争，但他评论说：“日本人，首先是其军队通过战争没有获得任何名声。全世界都觉得好像是‘无赖’和‘斗输了的狗’在互相瞪眼，大都会和中国人民产生共鸣。”由于中国获得同情，陶德曼判断日中战争会出现日本非常担心的长期化趋势，并将日本发动战争的本质目的提示出来，这对日本企图塑造的“道义战争”形象是重大的冲击：
这场战争决不会一次就结束了。中国之于日本就像法国之于德国，两国应该会一直对峙下去。追根溯源的话，中国自从奉天〔柳条湖〕事件之后就处于同日本，或者不如说是同日军的战争状态中，只不过那时开始的战争因塘沽和上海的停战协定中断了而已。日本现在正尝试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能实现的事。即欲将中国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消除白色人种在中国的影响。这就是日本的“皇道”和广田原则真正含意。 [21]
由于在南京的德国人士和其他西方人士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不断汇集到陶德曼处，陶德曼结合自己的经历对日本的国民性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日军一旦激怒起来就会做出比其他国民残酷得多的事情。我想起了我任东京〔德国〕大使馆参事官时发生的事情。那是关东大地震之后不久的事。为了杀害一个社会主义者领袖的家人，日军军官给他们家年幼的孩子们甜东西吃，在孩子们正沉浸在得到东西的喜悦中时，军官从身后用绳子把他们绞死了。这种亚洲式的残暴性在中国人民面前完全暴露出来了。” [22]陶德曼对日本国民性的判断与《纽约时报》等对日军属于“野蛮时代”的定位，其后在西方舆论中被广泛使用，从长远来说，对日本国运的影响十分巨大。
日本国家和日军形象的急剧恶化，使得沃尔塔·利普曼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中看到一种危险因素，他认为美国如果仍然坚持布鲁塞尔会议期间的妥协政策，未来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与孤立主义完全不同的声音，虽然在当时虽非主流，但确实是一种有利于中国、并最终导致中美同盟的舆论。他说：
整个问题关键的危险就在于此。如果日军内部那些喜欢野蛮行径的人认为美国的抗议只不过是布鲁塞尔会议的伪善决议的话，那他们一定会把挑衅行为加剧。其结果，这种野蛮的行为就更具挑衅意味，代价就会远远高于今天，就不得不让日军相信美国政府言出必行。如果今天我们不冒险坚持自己的主张的话，那么将来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23]
类似的认识在英美社会广泛传播，比如在斯特拉博尔吉转发给英国外相哈利法克斯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长篇秘密报告中，南京国际安全区官员美国人乔治·菲奇表示：“根据我此次的经验，还有1932年上海战争的经验，我觉得由于日本军队没有基督教理想主义的背景，它已变成一种残酷的、破坏性的力量，不仅威胁着东方，而且将在某一天威胁到西方，世界应该知道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的真相”。作为对比，乔治·菲奇认为：“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苦难的能力和毅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正义最终必将嬴得胜利。无论如何，我将永远是快乐的，因为我将自己的命运同他们的连在了一起。” [24]
西方人士对日本国家形象的确认，使他们从南京大屠杀中看到了中国坚持抗战的世界意义，皮特·尼尔森说：
上月中旬的南京占领前后，军国法西斯、日本皇军的屠杀和野蛮行径等大规模杀戮，在亚洲历史上曾经记载的有计划的屠杀和掠夺事件中，都可以说是最残忍的罪行。
……中国同日本军国法西斯英勇作战，不仅是为了赢得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也帮助了为自由和民主日本战斗的日本人民。 [25]
这是对中国人所作出的牺牲崇高的评价。
三、中国抗战必胜的前途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冯·塞克特曾说过一句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精神的“名言”：“弱国威胁和平”。 [26]所有荒谬的东西都是真实世界的曲折反映，冯·塞克特的话说出了当时奉行“丛林法则”的世界秩序的潜规则--当一个国家积贫积弱，便无法不引起侵略者的觊觎。事实上，明治维新以后的众多日本思想家就是这样解释他们对中国、韩国进行侵略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选择在南京、在众多西方人士的眼皮底下进行屠杀，体现的正是日本企图使中国畏服的逻辑。
但时势变迁，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国家的自觉意识和内部整合在艰难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日本欲袭历史上外来民族灭亡中原政权之旧辙，却遭遇民族意识高涨的中国人的拼死反击。《华盛顿邮报》1937年12月17日在南京大屠杀的高潮中刊登了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义正词严的表态：
“投降必将遭到灭种的危机。不管国家形势如何变化，吾等应全力抗战，不依赖任何外力。日本战斗力枯竭，中国最终获胜的时刻必将到来。” [27]
确实，回顾历史，当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消息传递到中国各地时，战斗着的中国军民并没有因此而闻风丧胆，相反，他们从南京大屠杀中受害者的遭遇中，体会出了抗战必须胜利的道理。正如《大公报》的社评所痛切指出的：“它普遍的告诉中国人，国万万不可亡，亡了国便休想做人！他告诉中国战士，抗战杀敌是卫国保种的唯一手段。假使我们拿着武器向后退，失土中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命运便绝对绝对的漆黑了！” [28]这一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新变化，被当时的西方人士敏锐地捕捉到了。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告诉了中国人抗战必须胜利的道理，美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卡波特·科维尔1938年4月在南京对贝德士和史迈士的调查，则提示了中国抗战必将胜利的动因，其中蕴涵的精神实质与其后在《论持久战》中得到系统阐述的理论是一致的：
这个问题是：如果对日军所取得的利益立刻加以限制、控制占领区的铁路、坚决支持以期恢复失地的中国军队的反击，摆好这种架势的话，日本能被击败吗？史迈士和贝德士的观点是：神出鬼没的中国军队攻击的持续压力和复仇精神持续不断，最终将迫使日军撤退。从这次讨论中所显示的论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述情况取决于中国一方是否有主动抗战的意思。贝德士和史迈士两人都确信：有关日军有秩序守纪律、日本军方当局没有私利私欲的传说，因深深刺入中国人民心灵的残暴和罪行而被破坏，因此，日本一方的统治对中国人来说已没有任何意义。关于这一点，中国人自身也许会意识到的，而且他们的悲痛之情会一直激发持续的攻击，直至把日军赶走。
他们的看法，结论是日本会受到超出自身想象的沉重打击。 [29]
1939年11月，曾经在南京围城中详尽记录日军暴行的贝德士有机会对大后方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得出了与在南京时一致的看法：
“自由中国”值得大大赞扬，它保持了士气和合作，创建了军队，在新运输线上艰难前进，努力解决迫切的工业问题。财政金融管理也不错。有效的军事实力与既定目标还相差甚远，但期望它是恢复统一和自由的一个因素……日本和轴心国已经失去了目前成功的希望 [30]
美国军舰瓦湖号舰长杰弗斯少校参与了“巴纳号”事件的善后，他在南京附近江面上目睹了日本海空军的肆虐，他对中国抗战前途的分析主要出于军事角度，他首先分析了日军兵势可能达到的最大值：
日本在中国的计划不会成功，这就是杰弗斯的意见。他说，日本至少会被迫部分败退的，日本会停留在华北、天津--包括浦口铁路、上海沿岸地带，也许会吞并汉口，但不会再向西挺进，河南会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从未占领区域完全撤退（正如1937年夏从长江流域完全撤退的命令所指示的那样）。如果在占领区域守备铁路，在前线有游击队攻击的话，击退他们、然后再从现在的铁路线入侵到难以接近的区域，大概需要30年的时间。
基于这样一个被后来历史证明为基本准确的判断，杰弗斯对卡波特·科维尔表示，“比照阿尔萨斯·洛林，牵强附会，想完全征服中国，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口数量压倒性地居多”。他分析说：
由于日本在中国人中间产生的反日情绪是无法预计的，因此日本一方的计划不会顺利进行。然后，日本所能占领的毕竟是点和线，它必然会在无数可能的地方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因此会招致巨大数目的人员伤亡。日本拥有7千万人，怎能抵得过中国4亿5千万人，经得起生命的损失呢？中国任何一个摆脱日本占领的区域都会依靠他们的热情，生产战争必需品。而且，日本最终一定会被迫败退的。日本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把整个中国握在手心里。但是，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31]
比起当时在南京的其他西方人士，罗森对日本的厌恶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福田德康曾很纳闷地问沙尔芬贝格：“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本有敌对情绪这点我知道，但为什么连德国人也这样呢？” [32]贝德士等人的推断在南京毁灭的时刻已属大胆，而罗森的判断则是不仅中国将赢得胜利，日本还必将毁灭：“日本以暴虐的行为使中国人扎下了牢固的反抗心理，因此它必将毁灭自己。日本要失败，以自己的国家为战场进行战斗的中国人不可能向野蛮的侵略者投降。因为游击队是在同‘大猩猩’抗衡，因此‘大猩猩’必定要失利。所谓文化和文明的一切力量与共鸣，都寄予中国一方。” [33]这是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对中、日战争结局最准确的推断，
也是血流漂忤、一片废墟的南京城中最不可思议的预言。
陶德曼曾经劝中国“体面”地求和，他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对自己的国力过分自信，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投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 [34]当时陶德曼无法想象，这应当是给日本的忠告，但他同时颇有远见地提出：
中国的未来将表明中国是否从这场“炮火的洗礼”中找到了通往民族最后复兴的力量。这取决于年轻的一代人和能否用道义上的国家感情来克服个人的利己主义。 [35]
历史证明，国人确实从南京大屠杀以及其他无以数计的苦难中体验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他们以血肉和汗水坚持下来的抗战，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旁观者清，南京西方人士的推理虽非缜密的体系性论证，却也提示了历史的风口浪尖理性的力量。
【注释】
张生，男，1969年生，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文号：2722/1470/3。
[②]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文号：2722/1470/3。
[③] 《日军屠杀成千上万》，《芝加哥每日新闻报（Chicago Daily News）》1937年12月15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92页。
[④] 《外交资料：克勒格尔的私人报告》（1938年1月13日于南京），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18页。
[⑤] 《攻占南京肆意屠戮》，《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13页。
[⑥] 《日军屠杀成千上万》，《芝加哥每日新闻报（Chicago Daily News）》1937年12月15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92页。
[⑦] 《攻占南京肆意屠戮》，《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13页。
[⑧]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2月7日），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文书编号：2722/1096/38。
[⑨]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文书编号：2722/1470/3。
[⑩] 《寄往德国驻华大使馆（汉口）的报告》，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文书编号2722/4379/37。
[11] 埃德温·豪伍德：《可怖的南京记录--“没有比这更能坚定中国人的抵抗”》，《大不列颠与东方》第51卷1938年7月21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97页。
[12] 《其后的南京》，《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1937年12月17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06页。
[13] 《菲舍尔给驻汉口德国大使馆》（1938年3月9日），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文书编号：23/38。
[14] 《南京陷落日军施暴》，《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26－127页。
[15] 《南京陷落日军施暴》，《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34页。
[16] 《日军兵分三路正向中国军队前线进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37年12月17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07页。
[17] 《日军控制在南京的过火行为》，《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9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20－121页。
[18] 哈立德·埃邦德《是谁下令轰炸“巴纳”号的？》，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张生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41-46页。
[19] 《恐怖笼罩着南京》，《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4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23页。
[20] 《致朋友函》（1938年3月8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283页。
[21]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文书编号：2722/1470/3。
[22]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文书编号：2722/1470/3。
[23] 沃尔塔·利普曼《美国的对日抗议》，《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1937年12月16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93页。
[24] 《斯特拉博尔吉博士致哈利法克斯爵士》（1939年2月13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登记号：1712/1712/10。
[25] 皮特·尼尔森：《南京大屠杀》，《今日中国（China Today）》第3－4卷，1936－1938年，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80、182－183页。
[26]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文书编号：2722/1470/3。
[27] 《日本举行南京入城仪式》，《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37年12月17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00页。
[28] 汉口《大公报》1938年7月21日。
[29] 《卡波特·科维尔的南京旅行记》，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第75页。
[30] 《贝德士夫妇致国外朋友函（1939年11月28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55－56页。
[31] 《卡波特·科维尔的南京旅行记》，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第78页。
[32] 《沙尔芬贝格给劳滕施拉格尔的信》（1938年2月1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61页。
[33] 《卡波特·科维尔的南京旅行记》，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第79页。
[34] 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9月版，第212页。
[35]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文书编号：2722/14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