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学校园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用了18年;由人民教师变成历史学家，杨天石差不多用了30年。如今，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这一历史人物而广为人知。
杨天石是中国大陆最早读到蒋介石日记的学者之一。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记原件。在此之前，杨天石和他的同事就早早来到附近租房而居，等着查看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自2008年开始，他陆续推出“蒋介石日记解读系列”，至今已有三辑，在历史学界与公共领域中均引起极大关注。
但杨天石并不满足于简单陈列材料，他还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材料和文献，加以佐证，反复比较、勘核。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二辑的序言中，杨天石曾明确指出：“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的依据当然是人物的言与行。蒋介石日记由于主要供个人使用，生前并未公布，其中有比较多的政坛秘密和个人内心世界的记述，因此值得治史者重视。但是，仅仅依靠日记是不够的，必须根据大量的档案、文献，钩沉索隐，稽查考核，才可能揭示奥秘，有所发现。本书中的若干文章，所依据的蒋氏日记不过几句话，但所依据的档案和文献，却是著者多年奔走于太平洋两岸的结果。”
因此，在作家吴思等专业读者看来，即使蒋介石日记全文出版了，“蒋介石日记解读系列”仍然不可替代，因为“它既把我们带到蒋介石的视角里，又帮助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至于陷进去。”
杨天石从上世纪70年代起，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他开始时研究孙中山，后研究对象才转到蒋介石。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将部分日记和手稿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杨天石就以这批资料为主要考据对象撰写了一批论文。2002年，这些文章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杨天石又多次到台湾，研读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量档案，特别是根据其日记所编写的《困勉记》、《省克记》、《学记》、《事略稿本》等资料，写成另一批论文，在学界的影响力日益显著。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杨天石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继续开放蒋日记的1932至1945年部分，杨天石再次受邀访问该所。
杨天石研究蒋介石的第一篇文章《中山舰之谜》发表于1988年，当时受到了胡乔木同志的肯定。2001年，《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但是，杨天石的研究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据杨天石在自序中描述，2003年曾有人在根本没有看过他作品的前提下，就化名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机构写信，“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日前，杨天石受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之邀，前来做了一场专题演讲。被称为“蒋介石研究权威”的杨先生，面对公众作了个有趣的比较：“在大陆，蒋介石由鬼到人;在台湾，蒋介石则从神打成鬼，再到人。对于蒋介石的认识，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他以个人经验，重申“史实比原则重要”，并指出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最重要的标准，“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从原则出发’”。
我的道路：学文、研哲，治史
羊城晚报：您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能谈谈您最初接触历史研究以及投身其中的经历吗?
杨天石：我于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有一段时期，立志研究唐诗，因为唐诗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我想研究其原因。后来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写的也是唐代诗歌的有关部分。只是在修订该书时，我转到了近代文学组，撰写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夜文学的有关章节，如黄遵宪、“南社”等的有关内容。
这一时期，我还参加编著《近代诗选》，选注龚自珍、林则徐以至柳亚子等近代诗人的作品，这可以说是我和中国近代史发生关系的开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探讨这一思潮在近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作用，那是在研究南社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发表于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机关刊物《新建设》2005年第2期。这样就渐渐向哲学、历史方面的研究靠拢了。
羊城晚报：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非科班出身，但不同学科的背景充实了他们的历史研究。您今天的工作有多少受惠于自己的背景?
杨天石：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对拖拉机手进行短期培训的农机学校，两年后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文革”期间，主要是研究中国哲学和佛学。
1972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哲学史知识读物《王阳明》，印数高达30万册。1974年我又应邀参加近代史研究所的协作，编选“南社资料”。继而在1977年，我参加了《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其形式是“义工”，不转关系，不拿报酬，不减轻在原单位的工作。直到1978年4月，我被正式调入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组。
因此，我的道路大略是：学文、研哲，治史。为什么如此?可以说，一是个人追求，二是命运安排。学文，使我有较好的文字功力，懂得如何做学问，如何做考据、校勘、注释;研哲，使我学会思考。这两方面的经历都使我在治史时受益无穷。
羊城晚报：有资料称，您在大学时因勤于读书，被视为走“白专”道路。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研究有影响吗?
杨天石：我在北大的时候，确实曾被视为“白专”典型，受到批判，但我并没有因此改变一辈子做学问的志向。相反，却加强了奋斗不止的决心。小说《红旗谱》中的主人公朱老忠有句话“出水才看两腿泥”，这一度成了我的人生格言。
羊城晚报：在成为历史学家的道路上，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杨天石：在研究历史的道路上，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李新对我影响最大。我学的是文学，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个中学教师，但是李新先生毫无犹疑地接受我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后来，又让我主编第二编第五卷。他主张以朴素的语言写作，批评我的文风如“老太太头上插花”。他主张写历史，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写些套话、废话，但是不能写一句假话。
我一直坚持认为史实比原则重要
羊城晚报：您研究蒋介石的第一篇文章《中山舰之谜》发表于1988年，受到胡乔木的肯定。从那时起，您对蒋介石的研究似乎也一直和时代社会、历史学界的转变同步。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杨天石：这篇论文发表于《历史研究》后，胡乔木曾几次对中共党史学界讲话，夸奖这篇文章真正解开了“中山舰事件”的谜团，具有世界水平，希望党史学界学习，也写出这样的文章。不久，他在接见我时，也特别提出：“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我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得到重视，主要原因在于，我没有采用无根据的、想当然的旧说，而是从可靠的史料(包括蒋介石日记)出发，做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终了的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是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史实比原则重要，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最重要的标准。我觉得，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从原则出发”。
羊城晚报：既然“史实比原则重要”，那您在研究中，有过因为发现新材料新事实，而改变自己之前观念和认识的情况吗?
杨天石：我研究的第一个民国人物是孙中山，因为当时在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我执笔的部分是“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在这个第一编出版后，我接到的任务是主编《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这个时期的主角是蒋介石。
当我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时候，就自然产生了许多不同于旧说的新看法。例如孙中山，我认为他痛恨资本家，主张“节制资本”，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比较合适。
又如蒋介石，研究他在抗战中的种种表现，我认为他在这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时期，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对内联共，对外与美、苏、英等国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对抗战的胜利立有大功。旧时一味批评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是错误的。所以，学者如果从史实出发，而不从错误的“原则”出发，就会发现，需要更正、修订的旧说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对历史人物“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
杨天石：具体的评述你可以参考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一至第三辑。简单说来，我认为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
评价历史人物，我的标准是，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如何对蒋介石进行定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蒋介石我们并没有盖棺定论，分歧还很大，而且会长期存在，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长期的研究、讨论来决定。
现在，对蒋我只能说三句话：第一，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的人物;第三，这个人有功有过。具体而言，第一件大功是1926-1928年三年时间里，领导北伐战争，打败了三个军阀集团，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17年的统治;第二件大功是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日，并且取得了胜利。两大过，第一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共产党员和苏区人民被杀害了26万多人;第二就是1946年到1949年三年的内战，这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不得人心的内战。
我不喜欢蒋这个人，但是作为历史学家，要对历史人物做到“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
羊城晚报：材料研究对历史学家至关紧要。那么您对作为材料的蒋介石日记如何评价?
杨天石：我往往找寻档案史料等第一手资料，诸如政令、报刊、期刊、当事人日记、来往函件、文章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我一共三次去到美国查阅摘抄，这一批资料最大的价值就是比较完整，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蒋某年、某月、某日做了哪些事。在我看来，蒋介石日记是他自我道德修养的一种手段，通过记日记来反省自己。日记时间跨度长，内容比较完整，也是他总结自己治党治国治军经验的载体，是不可或缺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珍贵史料。
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但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然是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蒋自己都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甚至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但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看了之后，如果什么都信，也会上当受骗。
羊城晚报：常言道，历史研究是“聪明人下笨功夫”。您的书广受欢迎，您在谈话、讲座时也善于讲故事，深入浅出，给人印象深刻。那么您是怎样将读材料变得有趣的?
杨天石：历史不是文学，不能有任何虚构、想象，语言需要平实、明白、准确、流畅、精炼，如果能生动更好。但是，生动是很难达到的境界。既要生动，又要真实;如果生动而不真实，那就不是历史。我在写作中比较注意准确、流畅、精炼等，而不刻意追求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