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害着严重复杂的政治病。一切社会的不安，人民的苦痛，都是这个病的征侯和结果。最触目易见的一个病态是贫富甘苦的极度不均。富者不只是“田连阡陌”，甚至存款充于外国。贫者不只是“地无立锥”，甚至一日三餐难有把握。然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失调症，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腐化症。贫富不均本是私产制度下一个难于避免的自然现象。假如政治比较清明，没有特殊的势力垄断社会富源，赀财还大体上是勤劳的报酬，“公道”还可以补偿不平等的缺陷。虽然够不上家给人足的理想，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人民还可以各凭才智，自求多福。社会不但可以安定，也可以由个人竞争中得到进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健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才能够有人权、民主、宪政、法治。现在的中国保持着私产制度，却不能保持资本社会的健康状态。特殊利益侵入了政治，特殊势力利用为众人办事的政治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去为私家谋利益，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Fair Play）的精神几乎丝毫没有。巧取豪夺者往往得到最高的享受，安分勤力者往往受到意外的剥削。不但是一般的农民和公教人员勤劳清苦，就是许多守法循正的工商界人士也在“官僚资本”“豪门资本”威胁之下而有难于生存之感。反之，与权势通声气者却能分沾余润。社会当中产生了一个有质无形的特殊权势集团。在这个集团以外的人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钻营入伙，相助为暴。二是俯首服从，静待危亡。三是大声疾呼，要求改革。走第三条路的人中不免包括一些急进份子。对于现状的愤怒，使得他们言行激烈，甚至“铤而走险”，想用暴力去打破现状。这就是一般人所谓“左倾”。我们不要误会，以为左倾都是盲从或冥想的结果，有时候它是出于个人切身的体验。笔者曾与一个左倾青年谈话，发现了他所以左倾的下意识根由。在叙述身世之中，他说出了他家道陵夷的经过，在抗战期中他父亲由数十年努力经营而成就的实业被豪门侵夺去了，于是老年人气得一病几死，他的家境便由中富而入于小贫。
特权集团独占性的富裕破坏了社会公道，增加了平民的贫困，引起了秩序的不安。他们短期内受到利益，恐怕终久难免受到社会崩溃的祸害。这个情形有点像由于饮食过度而引起的胃扩大病，由胃病而引起的全身营养不良病，由自身中毒而引起的疮疥病。这也像由局部细胞组织反常发展而引起的恶性癌病。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病态。照历来的表示说，政府不是没有求治的抱负。十多年来政府不乏有关抗战建国行宪裕民的决策和方案。然而按其实际，决策方案尽管是堂皇美丽，而一出高级政府的大门便辗转折扣，几乎成为废纸，甚至其中有一部分变为贪官污吏舞弊营私的新法门，抗战期间的经济管制以及复员期间的接收工作便是明显的实例。政府的用意和法令的内容并不一定是坏的，但是推行政令的条件不够，就会使美意良法变质而成为苛政稗法。要想推行建设计划，必须有健全的行政机构和公忠的大小官吏，要想有奉公守法的官吏，必须有严明平正的赏罚，这是为政的起码条件。起码的条件不去满足，却高谈建设，高唱法治，不啻是欺人自欺。——试问若干年来，惩办了几个贪官？几个蠹吏？几个奸商？纵然有之，难免多属“窃钩者诛”之类。
政府的用意是否完全良好，也有疑问。政府虽然不会有意去定祸国殃民的决策，然而默察近年的若干措施，似乎很有一些偏重于利国（为政府打算）而不注重利民（为小百姓打算）。若干财政的措施尤其有这样的嫌疑。“国家至上”的口号适用于抗战期间，复员以后便应当有一“人民第一”的新认识。重国轻民的最大流弊是养成官吏漠视民间疾苦的心理，促成政府啬下丰上的政策。
政令不能下达，好比是瘫痪病。漠视民生，好比是麻木病。口讲民生主义，而在治事临民的时候，把“民享”的真谛抛在脑后，这好比神经衰弱的健忘病。中国政治体的百病丛生不自今日始。在清末君主专制腐败至极的时候，中国曾得着“东亚病夫”的恶名。幸而在病势垂危之际，出了一位卓绝的医学博士孙中山先生，对症下药，加以救治。他用革命的外科手术割除了专制的污毒，用建国的三民主义去培养国家的元气。这一套内外兼疗、本末并治的医道是很高明的。不幸孙先生的外科手术收了效果，而内科疗养却没有发生显著的作用。在民国十四年孙先生去世的时候，军阀势力阻挠了民权民生主义的实行。十五年的北伐可以说是割除军阀污毒的外科手术。不料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下，不仅内科疗养未能迈进，反而发生了特权集团的新污毒。这显然又需要外科手术。
中国的病症，到了今天，已经接近膏肓了，然而总算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绝境。现在是治疗的最后机会了。首先要用迅速的断然的外科手术，把盘据在政府中、社会中的毒癌滥疮一齐割去。即使亲如管蔡，也要学周公的大义灭亲。即使贵如嗣君，也要学商子的刑无等级。枪毙一个抢米的乱民，就要法办几个囤米的奸商。逮捕十个扰乱治安的暴徒，就要惩治百个贪赃枉法的恶吏。厉民之官，偾军之将，激成民变金潮的负责人都要受到国法的公正制裁。笔者相信，早晨动了这个去腐的手术，下午就可以收到回生的功效。中国的社会由此开始恢复公道，全国的人心可以立刻振起，政府的威信可以马上树立。这比任何宣言文告、会议商谈的功效可以高出百倍。其次，要辅之以内科的疗养，要诚心地、踏实地推行民生主义。即使打了折扣实行也会生效的。惟有诚心接受“民为邦本”的古训，踏实施行“政以为民”的新猷，才能争取民众。用“民生至上”去替代“国家至上”，作为施政的最高原则，才符合孙先生建国主义的真精神。内科的效用虽然比较迟缓，三五年中也必有可观的成绩。
一般人也焦虑着当前的财政经济问题。这个问题也不是最后症结。经济虽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却是经济的关键。污浊混乱的政治状态不先改革，任何经济改革或建设不是利归私门便是扰及大众。即使收效于一时，也难维功于长久。我们要医治中国的经济病，必须先医治中国的政治病。
原载汉口《华中日报》同时刊载于长沙《国民日报》及济南《山东新报》“星期论文”（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