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外国驻华使领馆都在对华情报收集基础之上，进行定期分析与评估，以备本国政府咨询。就笔者接触较多的美国驻华使领馆报告不难看出，为美国政府提供中国形势分析，是使馆与各领馆最主要的日常工作之一。提交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主要由使馆汇总各领事馆以及其他在华机构的资讯之后撰写完成。
笔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历史文献时，发现了大量美国驻华使馆呈送国务院报告的抄送件，这些报告不少都具有密级，有的为“机密”，有的为“绝密”，具有较为珍贵的史料价值。限于篇幅，兹先以美国公使马慕瑞（J. V. A. MacMurry）1927年3月22日发给国务院的第965号函略作管窥。该函显示为“机密”（Confidential）。
汉口及长江流域的局势变化
该报告主要评述了汉口及整个长江流域的局势变化、海关征收附加税以及总税务司被北京政府解雇、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与北洋军队在上海及江南地区的战争、上海政治与外交形势的变化，以及汉口、上海与广州等城市受革命运动的影响。
报告首先谈到了正在进行的中英交涉，称本年元月以来一直在汉口进行的中英关于英国租界未来状况以及其它悬而未决问题的谈判突然中止，2月1日，陈友仁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派遣大批军队进驻上海，中英谈判已无持续进行的可能。2月4日，汉口发起大罢工，抗议英国军队在上海登陆。2月19日谈判恢复。当晚签署了一项协议，声明英国工部局将结束租界管理事务，并于3月15日将权力交与中国。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工部局由三名英国人和三名中国人组成，此后由纳税人选举产生。同时还宣布，等上述事项完成之后，租界警察及该地区的其他管理权将由中国人来行使。
2月10日，在汉口的各国领事官们被夏口地方法院书面告知，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会已通过如下决议：“停止夏口地方法院的审判职能，相关案件移交汉口市法院受理，但是不适用北京政府制定的程序，并拒绝观审。”
马慕瑞在报告中特意指出，“观审”一词显然是针对领事裁判权。美国驻汉口外交代表洛克哈特（Lockhart）向陈友仁指出其“程序缺陷”，陈友仁则表示他会立即同夏口地方法院就此进行沟通，但实际上并未有所行动。而夏口地方法院则乐意接受这种改变，表示已将所有待办案件移交汉口市法院处理，“因而专横地剥夺了美国人的条约特权”。美国在汉口的商人们非常关注此事，担心一旦这一改变被落实，当他们涉讼时，将可能难以获得损失赔偿权。
美孚石油公司三艘轮船之一的“美航”号在宜昌被征用，并于2月27日运送一队荷枪实弹的中国士兵抵达汉口上游港口。一艘美国海军舰艇一路跟随，并将该船拖拉至港口临近另一艘美国军舰的地方停泊。100余名士兵被遣返，而他们的枪支与弹药则被留下，后移交第十军的一位军官。
海关总税务司的变化
1月31日夜，北京政府发布命令，解除了安格联(Francis Aglen)的海关总税务司职务，并让海关总税务司秘书长易纨士(A.H.F.Edwardes)代理此职。同时还宣布蔡廷干辞去税务处督办，由司法总长罗文干代理督办。
安格联被免职，与海关附加税的征收有关系。报告写到，“在2月4日有关国家外交代表的一次聚会上，安格联称两个月前海关首次提出征收附加税时，他与财政部、税务处及其他相关的财政机构官员进行了协商，他们均同意他的观点，即海关征收附加税如果有损条约国家，比如日本的利益，那将不太可能”。这个时候的海关已处于南北政府争夺的状态，报告显示，“在1月份，当弗朗西斯•安格联访问汉口时，他被陈友仁告知，无论何时何地，如果海关随意征收附加税，武汉国民政府将视其为‘战争行动’，甚至不惜‘粉碎’海关”。不久后，北京政府要求安格联立即在海关开征附加税，而他已料定此事断不可行。两天后，他被告知解除海关总税务司职务，原因是他未能执行此项命令。
2月7日，公使团领袖在英、法、意、日、美等国公使陪同下，拜访了顾维钧，商谈北京政府对于海关事务的态度。顾维钧表示，“北京政府已试图对解除海关总税务司的草率行动进行补救，并声明他的政府将切实保护海关。经过英国公使、弗朗西斯•安格联和代表北京政府的调解人之间谈判，明确了政府将做出不会征收海关附加税的保证，弗朗西斯•安格联将被允许离职休假一年，名义上仍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而易纨士则代理总税务司职务，管理偿还现有内债，而无更多的权力”。但是，这种“照顾面子”的做法却遭到南方革命派的破坏，“他们透露将拒绝承认北京政府任命的继任者，而且将接收南方所有的海关机构。据称，在海关总税务司被解职的新形势下，南方革命政权已经任命了新的委员会”。
北伐军与北洋军队在上海及周边的局势
2月4日，公使馆向张作霖递交了国务卿提出的一封照会，建议将上海公共租界设为“中立区”。遵照公使馆的指示，美国驻汉口领事官向驻汉口的国民革命军传达了同样的信息，这一照会同时发给顾维钧和陈友仁。
张作霖虽对该提议将会使北方军队难以维持在上海的统治而感到有些恼怒，但还是表示不予反对，也不希望在沪上发生军事冲突，而南方革命势力却在和平的烟幕下攻击他。安国军总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代表张作霖亲自莅临公使馆，表面上是为了探明美国在该提案中的“中立化”程度。“显而易见，虽然张作霖元帅默认了这项提案，但至少他的属下对我国政府在此事件上的诚意存有疑问”。
美国驻南京领事戴维斯（Davis）向使馆报告，“他将美国政府的照会交给孙传芳时，北京方面已将照会内容告知了孙，戴维斯先生对我们政府行为的迟缓很不满意。他拒绝在此时做出任何评论，不过他表示将关注此事并随时汇报”。而孙传芳仅在2月16日的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声明称，“虽然此提议是在真诚地协助中国，使其不再遭受革命势力的暴行”，“但遗憾的是，柯立芝总统不明白上海的局势，上海是中国的领土，我会对其和平与秩序充分负责”。此项声明显示孙传芳对他的军队维持上海的和平与秩序充满信心，他会与张作霖积极合作。江苏省政府反对就上海和革命势力的关系进行讨论，因为其间不乏自由行动，外国势力的干预行动会被视为对敌人有利。这个声明在最后说道：“我们必须胜利，任何人不得干涉中国的利权。”
2月7日，国民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发表声明，对美国竟会建议中国领土“中立化”感到惊讶，并特别指出，广东政权是“一个中央性质的、有组织的国家政权，而非一个省级政府或独裁政权，希望美国政府认清这一点”。他保证国民革命军不会攻击公共租界，不过租界周围的中国领土将会很快卷入南北双方的战争。他认为孙传芳的军队抵抗不了南方革命军的进攻。
2月初，大批奉天军队和直鲁联军往南开拔，去进攻国民革命军。2月17日，张作霖发了一系列电报给安国军的将领和吴佩孚等其他在河南的军事将领，声明称他将发动一场从国民党手中夺回汉口和武昌的军事行动。吴佩孚和他的属下都相信“一旦广东军队被击败，河南省将会落入奉系囊中”。在吴佩孚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中，有人直言不讳地反对接受张作霖的援助。与此同时，吴佩孚坚持认为他领导的军队不依靠援助，也一定能够夺回汉口。
虽然张作霖及其在北京的部属持续表达对南方革命政权的反对，但被视为张作霖首席军师的杨宇霆，已经不断地向他暗示与南方革命军停战的可能性。
北方军队2月上旬在浙江的“接连胜利”，以报道中的夺取苏州、国民党军在浙赣边境退却为高峰，此后就不断遭遇挫折。2月1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在南方革命军进入之前，北方军队已经撤离，因而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孙传芳的军队在非常混乱中撤离，除小部分退至安徽外，军队主体后撤至江苏镇江。
孙传芳军队在杭州败北后不久，安徽军阀陈调元宣布维持中立，保境安民，反对任何势力入侵。这种想法未必不可行，然而陈调元将会向国民革命军投诚。孙传芳的军队在杭州遭受毁灭性失败一经证实，大量集结于浦口的张宗昌军队就开始跨过江苏，去接收上海的防务。孙已发表了下野的声明，并将所有在江苏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他昔日的敌人张宗昌。据估计，张宗昌在南京和镇江前线已拥有大约4万人的军队。
不过，据美国驻南京领事戴维斯在2月26日的急电中称，南京民众对直鲁联军的到来感到失望，相对于孙传芳军队的军纪严明、行为良善而言，直鲁联军给民众带来的是令人痛苦的伤害，人们被迫接受毫无价值的军票。许多私人财产被山东军队将领无偿征用，张宗昌的兵士对普通市民滥施暴力，大量无辜的市民被肆意殴打。
上海及周边地区革命运动影响
在美国使领馆看来，上海的局势越来越严重。2月19日上海爆发一场大罢工。“工人领袖宣布放假两天，以庆祝国民革命军的胜利。磨坊工人及邮局、人力车夫、电车司机，以及中法电厂工人举行大罢工。到2月21日，有10万人失业，并波及到航运业。邮局服务彻底瘫痪。在没有中外军队协助的情况下，警察尚有能力应付局面”。2月22日，一艘中国炮艇向兵工厂开火，大量炮弹落在了法租界。此举使人意识到广东当局在不时制造混乱。据报道，有两名中国人丧生，不过没有外国人受伤，损失不大，而海军与兵工厂均否认对此事负有责任。到了2月23日，局势有了显著改善，公共设施和邮政系统已部分恢复。
由于大量的中国军队在上海周围出现，工部局于2月25日向公使团领袖请求加强军事援助。英国人沿着铁路线，在租界西边构筑了防线。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则称，由于未曾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也未到招募不来志愿者的时候，而且，自从大罢工结束后，租界里尚未发生也不大可能发生骚乱，因此他并未请求美军登陆。
该报告还对汉口与广州等地反帝与反军阀的罢工与游行示威运动，以及针对传教士及外国侨民的“暴行”多所描述，并对革命运动对各地商业秩序与经济活动的“破坏”大肆渲染，虽然充满了厌恶与恐惧之意，但却不得不承认“红色势力”日益强大。
总体而言，美国驻华使馆报告关于1927年2月间中国收回英租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国民革命军北伐进程、海关总税务司换人及开征附加税、汉口与广州等地的革命形势与商业态势均有较为直接的评介，虽然不一定客观，但堪为中文文献之补充。
（以清：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程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