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北洋、北洋派和北洋军阀词语或政治概念的形成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针对国内外学术界对北洋军阀时期界定的不同,提出使用中性词汇北洋集团来表述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用中性词汇北洋集团来表述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可以清楚地看出北洋集团发展演变的轨迹。北洋集团崛起于清末新政,发展于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及其以后,北洋集团演变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孕育了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是北洋集团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北洋集团走向灭亡的阶段。
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罄竹难书。北洋军阀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痛苦记忆。北洋军阀的政治概念形成于何时,怎么更科学地使用这一概念,本文试作一初步的探讨。
北洋一词,据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最早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前,在著名经世学者包世臣的政论中,“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可见北洋一词,最初纯粹是一地域概念。北洋一词后来赋有政治概念,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为适应对外的需要,清政府设立南北洋通商大臣,其管辖范围基本上就是上述所确定的地理范围。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主要适应《天津条约》规定的天津、牛庄、登州三处对外通商,所以又称三口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北洋大臣从1861年设立到1870年期间,一直由满族的崇厚担任。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裁撤专设的三口通商大臣,其职权由直隶总督兼领,所以自李鸿章起,直隶总督就一直兼北洋大臣。北洋大臣的职权为:“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 …凡招商之务,则设局派员以经理之。其安设各路电线亦如之”。其职权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北洋商务、海关税务、外交、海防外,还有电线之类,而电线的铺设和管理,还超出了北洋的范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不仅要管理直隶的海防、商务、外交等,还有管理山东、奉天的海防、商务、外交等,而不限于直隶一省。此后,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以北洋命名的商家、学堂等新事务和术语层出不穷。如北洋水师、北洋大学、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官报、北洋大药房、北洋海防、北洋商务等。由于李鸿章从1870— 1895年一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在此期间办理洋务,形成了一个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庞大的势力集团,人们约定俗称的称李鸿章的势力为北洋势力,“北洋”也就成了李鸿章的代名词,北洋一词于是主要成为政治术语。在沈祖宪、吴闿生所著《容庵弟子记》一书中,以北洋代李鸿章的词语比比皆是,如“公献策北洋,宜早结法事,趁此机会请旨,责韩王政治不修”。“时驻韩商务委员陈树棠以职轻望微,乏肆应才,韩人及各国驻使咸不礼重,北洋议选干员,优予事权,前往镇抚”。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不仅完全继承了李鸿章的所有事业,而且还在其基础上大为发展,大办新政,编练新军——— “北洋常备军”,不久由清政府统一称之为陆军,但习惯上仍称袁世凯训练的军队为北洋新军或北洋军。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近6年,结成了一个远比李鸿章势力更为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时候的“北洋”、“北洋势力”才确指为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北洋集团。 1905年,清政府设江北提督,袁世凯推荐其属员刘永庆为第一任江北提督。光绪近臣恽毓鼎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加军令司正使刘永庆兵部侍郎衔为江北提督,镇、道以下皆归其节制。北洋兵权并及南洋矣。” 1907年东三省改制,三省督抚徐世昌、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皆为北洋人物,均为袁世凯所推荐。北洋势力扩充至东北,恽毓鼎忧心忡忡,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东三省建立行省,以徐世昌为总督,兼管三省将军,充钦差大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皆北洋所保荐也。三省为祖宗发祥之地,三百年来例用丰沛人镇守,前年授赵次帅将军,犹是汉军旗也。全用汉人,实自今始。而事权之重,为向来所未有。”这里的北洋,就是袁世凯的代名词。北洋人物也这样称袁世凯,如张一麐。他说:“光绪三十年间,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事权日重,往往有言官弹劾,赖中朝信任,未为动摇。”
关于北洋派,乃是1912年民国建立以后形成的政治名词,“逮民国成立,乃形成所谓北洋派,盖对南方其他军派而言。”所以北洋人物他们自称其政治势力为北洋团体、或北洋派。袁世凯张口我们“北洋团体”,闭口咱们“北洋团体”。正如时人所说:“袁始终不能化除畛域,高掌远摭,转以`北洋"二字自限。”袁世凯如此,其他北洋成员也同样,“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公庭广众面前,自称`我们北洋派"”。即后起的冯玉祥、张作霖等,也自视为北洋派。如张国淦所说:“后起者,如张作霖之奉军、冯玉祥之冯军,亦附属北洋派,每自命为北洋正统,口口声声说`北洋团体"”。
二 北洋军阀
军阀一词,据来新夏先生所考,他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新唐书.郭虔瓘传》,“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台管。” 这里所说的军阀,是褒义,是指有军功的世家,含有门庭显赫的意思,与我们所称的后世军阀的含意截然相反。把袁世凯北洋势力称之为军阀,则是在袁世凯以后,大约在1918年— 1919年间。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在此期间,孙中山、梁启超、李大钊等几乎在同时,使用“军阀”一词而称执政者。孙中山在1918年1月17日在《宴请滇军第四师官佐会上的讲话》中说:“外人多以南北为二团体,其实不然。在北,冯有冯一团体,段有段一团体,其余师长、督军,拥兵自固,各有一团体。南方亦然。今日中国遂成一纷纷之逐鹿之现象。”孙中山虽然还没有使用“军阀”一词,但意思表达的相当清晰,对军阀一词已呼之欲出了。梁启超在同年10月26日《申报》载他对某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首次使用军阀一词。梁启超说:“试问中央对于北方诸督威信何在,愈主战而愈倒持大阿,以受彼在外拥兵之军阀,以此言威信,失将谁欺? … …况我国之为军国主义,乃由少数蠢如豕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窃取名号以营其私,若此者无南无北,无新无旧,已一邱之貉也。”在孙中山的文献中,最早在1919年3月,在《现在与将来》一文中他使用了军阀一词。他说:“试看那强盗军阀,那个不是忙着搜括地皮,侵扣军饷,拿到他家,盖上些比城墙还坚的房子,预备他那子孙下辈万世之业?”在1919年10月《复于右任函》中,他称南方执政者为“南中军阀”。李大钊使用军阀一词在同年11月9日,在《寺内死了》一文中他说:“寺内是日本军阀的元老,他生前作的罪恶不少。用军阀的势力压服他本国的平民,用残厉的时段待朝鲜的民族,最后他的内阁更与我们军阀勾结,弄得我们南北交閧,生民涂炭。而今寺内虽死,他那一把罪恶的枯骨,还在为我军阀所凭依。”随后,使用军阀词汇而称南北执政者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把北洋、军阀二词连在一起而成为政治概念,并成为袁世凯北洋势力的专有名词的,据我目前看到的资料是孙中山。 1919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与留法学生的谈话》中说:“袁世凯现在虽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手里。所以我非在广东组织护法政府,重新革命,不能挽救中华民国。”李大钊称北洋势力为北洋军阀,在1923年。他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中说:“自从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受了北洋军阀重大的打击,一般懦弱的国民,不敢去参加国民党,国民党亦因此自懦。”北洋军阀的政治概念或政治名词,是在民国10年前后形成的,“民国十年前后,北洋军阀就成了国人指目之名词"”。
最早对北洋军阀进行科学研究的,是著名学者李剑农。他在其1930年10月出版的著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对北洋军阀的兴亡作了较详尽的描述,“北洋军阀势力,在戊戌以后三十年的中国政治上,关系极为重要,袁世凯是创造北洋军阀势力的人,这是人人知道的”。继李剑农之后的李鼎声,在其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称,“三月十日,袁世凯宣布就职,以唐绍仪为总理,国务员凡十人。都经参议院通过,政府乃由南京移入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这是北洋军阀第一步的胜利”。 也有学者不如此称谓,如吴虬,他于1937年出版了《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 称北洋势力为“北洋派”。 1949年解放后,北洋军阀才成为政界、学术界乃至全国一致使用的政治名词和政治概念。
由此看来,北洋军阀概念或政治符号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在大陆学术界从来没有什么疑义,但在台湾和国外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大陆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北洋军阀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肇端于19世纪末而形成于辛亥革命之际的政治军事集团”,“中国近代史上所谓北洋军阀,是指从辛亥革命后篡窃政权的袁世凯起到蒋介石国民党军阀出现以前的军阀势力”。而港台和国外学者不这样认为。港台学者以张玉法为代表,他在主编的《现代史论集》第五辑例言中说:“本辑题名《军阀政治》,主要概括民国五年到十六七年间军阀操持国政期间的政治情况”。其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即否认袁世凯统治时期为军阀统治。国外以齐锡生、麦金诺为代表。齐锡生在其《中国的军阀政治》一书中,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1916— 1928年时期的两个情况:第一,那是`军阀"时期”,第二,那是一个混乱的破坏性时期”。实际上齐氏也是否认袁世凯时期为军阀时期。麦金诺在《北洋军,袁世凯和现代中国军阀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导致20世纪20年代军阀的直线发展,军阀起源的问题应该在更宽的背景下重新审察而非仅军事方面。 1916— 1927年间的军阀现象也是阶级结构社会和政治结构而非军事迅速解体的结果”。麦氏与齐氏意见一致。
我认为台湾和国外学者的意见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把袁世凯的统治称之为军阀统治,把这个集团的兴起阶段(即1912年以前)也称之为军阀似不科学,因为目前给北洋军阀的界定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及其以前均不适用,众多学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给北洋军阀下了很多定义,这些定义综合起来其大致要点不外私兵、地盘和武治三点。李新先生的意见更具有代表性,他说,“我认为,军阀是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现象,军阀是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他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私人军队,它通常据有一片固定的或比较固定的地盘”。来新夏先生显然对这种说法不怎么满意,他在分析评价了各种说法之后给北洋军阀下了一个最新的定义,即:“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的地域为依托,在中学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的个人和集团”。尽管这是目前给北洋军阀下的最精确最完整的定义,但揆诸史事,仍觉得还有不适当之处。这种概念用于1916年以后的局面非常合适,而用之以前显然不妥。比如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小站练兵产生了袁世凯军事集团,主要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刺激。战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提出了众多的挽救民族危机要求变法的政治方案,而在众多的政治方案中,其中练兵自强则是共同的,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也无论是张之洞等洋务派,抑或是以光绪为首的清廷,练兵自强,创建一支新式军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即朝廷也痛下决心,
以练兵相号召,“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讲求。” 所以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体现,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之一。 1899— 1900年间,德国加紧了对山东的侵略,清廷调新建陆军开赴山东前线,名为“弹压匪类,保护教民,” 实则遏止德国向山东内地的进犯。袁世凯在军中写给徐世昌的信中曾说全军士气高昂,准备与德军一战:“此来将士均甚高兴,志在一打,如又了事,必挫锐气。德人兵力有限,应不致谋我后路,伊必专力谋山东,各守瓜分之说。”这是新建陆军第一次被派到反侵略的第一线,虽然清政府不敢对德采取行动,而只是做出一种姿态,但中国新式陆军已经对德国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量。日俄战争期间,袁世凯加紧扩练新军,并将新军开赴“中立区”,也起了防止帝国主义扩大战区的作用。日俄战争之后的1907年,北洋新军第三镇和由二、四、五、六四镇抽调而组成的第一、第二混成协,开赴东北,就是为了加强东北的国防力量。这些不仅不是以帝国主义为奥援,更不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而是为了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军事史学家的看法是客观的,如张其昀说:“甲午、庚子二役,中国创痛深巨,欲雪耻图强,不得不有新武力之要求。一时疆吏莫不锐意改革,选募新军,编练洋操… …小站练兵上承淮军之余绪,下开北洋系统,关系尤为重要”。 1906年清廷加紧中央集权,剥夺了袁世凯对北洋新军的统率权,袁世凯虽不服气,但还是乖乖地服从了。所以北洋新军是国家的军队,随着国家的需要而调遣,而不是袁世凯私人的军队。至于把袁世凯统治时期称之为军阀统治,显然也不合适。袁世凯是经国会选举出来的大总统,袁世凯又是统一的中华民国的象征,以袁世凯为首的军事政治集团是中华民国的统治集团,内部还没有分化,所以无所谓割据。北洋军阀产生于袁世凯集团之中,袁世凯军事集团孕育了北洋军阀,但不能说袁世凯的统治是军阀统治。
我无意标新立异,要推翻数十年来形成的北洋军阀的政治概念,只是在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我认为北洋军阀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如果一开始就称他们为军阀,那么就掩盖了形成过程中的一系列事实,影响了对他们进行客观评价,这种倒放电影式的研究方式,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认为应该使用一个中性的词来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称之为“北洋集团”比较合适。称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为北洋集团,我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与北洋人物他们自称的北洋派和北洋团体比较接近,更符合历史的实际。第二,以中性词汇“北洋集团”研究袁世凯北洋势力,可以看到其发展变化的轨迹,他们是由北洋集团最后发展为北洋军阀的,由北洋集团发展演变为北洋军阀,经历了约20年的时间。北洋集团的兴起,与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和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都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新兴起的政治势力,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北洋集团崛起于清末新政时期,在新政中发展成长,其举措顺应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比如练新军、办警政、兴学校、振工商、行自治等,他们对东北的治理和在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的作为,所发起的清末禁烟运动等,有许多是令人称道的。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中,北洋集团没有为清政府去殉葬,而是和革命党联合,共同推翻了淸王朝,从而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北洋集团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北洋集团由清末的一种进步势力逐渐演化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反动势力,在袁世凯称帝及其以后,北洋集团分裂为直、皖、奉三个派系,各派系为争夺政权混战不已,祸国殃民,北洋集团发展为北洋军阀。如果一开始就称他们为军阀,就具有反动性,那么对北洋集团的存在作何解释?对北洋集团在上升时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该怎么评价?我认为只有用一个中性的词汇“北洋集团”对其进行研究,才符合历史的实际。我认为北洋集团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甲午战争后小站练兵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为北洋集团的兴起和遭受挫折时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袁世凯重新出山、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公布,为北洋集团发展的顶峰时期;从袁世凯称帝败亡到张学良东北易帜,是北洋集团发展为北洋军阀时期,同时也是北洋集团的衰落和灭亡时期。
北洋集团发展演变为北洋军阀,从具有某种进步性的势力演变为反动势力,成为中国社会继续发展进步的障碍,也是符合历史的辩证法的,因为北洋集团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转型急剧加快时期形成的政治军事集团,其本身是新旧矛盾的结合体,是一种亦新亦旧的政治力量,而不是中国社会最先进最进步的力量。北洋集团是在旧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封建的东西根深蒂固,在旧的力量被推翻之后,这种力量可以取重一时,为人们所看重,但决不能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社会力量的壮大,这种力量必然为新的力量所取代。北洋集团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但革命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不足以主导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北洋集团则为人们所普遍看中:“共和之局,既成于北洋武人,虽种因却是党人,然革命党在事实上不能立时居政治中心地位,而袁、段、冯、王诸巨头,又系前清达官,亦新亦旧之人,与当时新旧过渡时代尊官卑民之群众心理适相吻合。故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
北洋集团在清末新政中崛起,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北洋集团又是一个狭隘的利己集团,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新与旧的矛盾性,其在清末改革中的奋发努力,大都与其争夺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北洋集团掌握了国家中央政权,其狭隘自私的一面恶性发展,最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
总之,我认为应该称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为北洋集团,袁世凯以后的北洋势力发展为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是北洋集团发展的最后阶段。这样的表述也许更为科学。
作者：张华腾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史林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