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苏州“和平光复”模式研究》，高钟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定价68元
在打破旧制度迈向新国家的革命史上，辛亥革命改换纪元具有世界性的意义。革命所包含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信息也引发参与者、传承者、研究者的无限关注与讨论。
高钟教授的新著《辛亥革命苏州“和平光复”模式研究》（以下简称高著）尝试从革命的暴力与非暴力的角度来理解辛亥革命进行的两大模式：暴力的武昌首义模式和非暴力的苏州光复模式。高著认为，“革命不一定完全是暴动”，“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收功则在江南，而转折点就在苏州和平光复的历史进程。”苏州和平光复之所以能够成功，则在于江南独特之地域文化，“合群力以迫长吏易帜”。相对于通常认为革命是暴力的以及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争论，高著显然更加重视革命所采取的路径与形态，并将革命与革命之前及革命之时的区域文化、文化场域连接，从而为理解苏州光复及辛亥革命提供一新的视角，是目前所见对苏州“和平光复”问题研究最为系统的学术专著。
相较于以往的研究，高著更为重视辛亥革命在各地发展的区域文化背景。作者认为，苏州和平光复并非偶然，“是苏州所代表的江南文化与历史长时段发展的结果”。作为历史的合力中的重要因素，“地域文化始终是辛亥革命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维。”相较于实时性的事件史分析路径，作者强调地域文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如何解释辛亥革命在各地的不同形态，特别是暴力与非暴力的革命选择。其二是地域文化的历史传统是如何作用于区域内的政治变动的。
作者所理解的区域文化，既具有通常的社会生活的内涵，还与国家意识的整合与地方政治的运作相关。地域文化可以“塑造”和“规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作者认为，这也是辛亥革命中两种不同革命模式产生的重要原因。武昌首义的暴力革命模式主要是在两湖与山陕文化区，都有着“尚武崇暴、刚劲勇悍的特点”，这四省的暴力革命皆受此影响。苏州和平光复则带有吴文化“崇文、柔慧、和合、包容的特点”，上海、杭州、安徽、广东、福建等地基本是和平光复皆与此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个观点有助于理解辛亥革命在区域层面的多样性。
地域文化对于民众之行为方式、思想方式确有影响。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不同省份对于暴力与非暴力的选择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重要的是可以循文化的路径，去理解在地化的革命力量及革命形势的变化。周锡瑞在讨论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时提出，“任何一个社会运动无不脱胎于它所产生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地方社会环境不仅有利于这些新组织的兴起，而且直接影响了他们所采取的形式。”着眼于社会文化环境来分析政治运动的组织，较之通常从宏观原因或者主观动机角度的论析更为细化和具化，可以更深切了解民众的思想及其行为方式。1970年代，章开沅先生在辛亥革命的研究中提出要重视“社会历史土壤”，他认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其历史土壤才能产生的，要重视国情与时境。高著地域文化论说，实是“社会历史土壤”说的具化。
文化场域综合了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因素，在不同时段之中，江南文化场域既有传承，也有开新，造就了东南文化精英。作者分析，“江南与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城市化与社会习俗、思想文化的变化”，促使了新的绅商阶层的形成。绅商通过商会集结，在晚清政治及经济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苏州和平光复及至清帝逊位，在相当程度上“是绅商阶层的政治代表-东南文化精英政治智慧与理性动作的结果”。其行动场域不仅在于江南，还影响至全国政局。
场域、人物与时势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互动。一功之成，往往因人成事，更需因势成事。作者的分析未停留东南文化精英的群像，还切入到苏州和平光复的主导者，将场域中的人物与时势加以讨论。苏州的和平光复得力于“一绅一官”，绅为张謇，官为江苏巡抚程德全。作为主政者，程德全的政治选择至关重要。“各省举义尽民党，官与民龃龉多纷扰，独苏以行政长官顺民欲，仗义反正，势顺事举，庞吠不惊。”张謇的感慨实为当时之民声。
江南文化场域为理解苏州光复提供一新的视角，但辛亥革命作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地方文化场域与整体的革命行动之间势必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现代社会革命也需与传统结合生发。地方及各方力量如何在国家场域之中竞逐，新构建的政体是否能够承载民主共和的理想，都还值得深思。
暴力与非暴力不仅是革命的路径和形态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危机背后的民心、力势与共识。如章开沅先生所言，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辛亥革命本质上对祖国的热爱，是为追求更民主自由更美好的生活。是否革命和革命形式的选择，固然取决于革命者的行动，更需要主政者之远见、决心与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