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野在研究抗战结束前后国共之间的和谈历史时有一段很精辟的论断：“民国政治的全部真谛在于：政党与武力的高度统一。政党在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武装集团，因而政见之争往往演化为武力之争。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的国共谈判，在形式上表现为：国、共、美三方，尝试引进西方政治原则，以政治方式解决政见之争，避免政争导向战争的历史惯性。然而，这种西式原则的绝对要求是：政党与武力截然分离，能否实现这一分离，便是西式政体能否建立的症结所在。”一方面是清末以降成其雏形，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蔚为大观的政党政治的形塑，另一方面是民国初年后逐渐成形的军绅政权与派系政治对军事武力的过度依赖，这两方面的聚合、离散与撕扯就构成了民国政治最基本的特质与动力。最近出版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就是对这一基本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汇聚与展示。纵览此书的上卷就会发现，贯穿全书的宗旨其实就是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的坐标轴来探讨民国政治的肇端、特质、动力与趋向。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派系政治、革命动员和国共成败是理解这本书的三个关键词，而对于这些主题的研究恰恰是近些年民国史研究的焦点所在。
何谓派系？陈志让有一段论说很值得深思：“结成派系常以私人关系为基础，有的人把这些关系叫作‘感情’，其中包括家族、亲戚、师生、僚属、结拜兄弟、同学、同乡等传统的私人关系。这些私人关系都不是平等关系，把这些传统关系带进中国的政治生活里来，就把基本上属于平等的党员、议员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人组成的政党、国会等，变成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东西。”自湘军、淮军到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再到民初派系林立的北洋，直至二十年代蒋介石崛起所依赖的黄埔新军，都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军队私人化和政治私性化的明显轨迹，人身依附凸显了嫡系与非嫡系的分野。或许正因如此，现代中国的共和政治从一开始就被中国特色的“感情”“人情”和“面子”等渗透，而蜕变成为一种竞逐私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公共名义”。共和政治的“名”与“实”南辕北辙，这就导致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杨天宏有一段议论切中肯綮：“民初及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一党或一派制宪，缺乏广泛的代表性，顾及了党派的得失却不甚顾及国家利益，将约法或宪法做成了维护特定党派利益的制度规范，做成了因一人或一时而定的‘根本法’。”政治生活表面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自立法和普法，但其实对于宪政、共和与制度缺乏一种根本上的承认与尊重。一言以蔽之，民初政治混乱最根本的肇因之一就是传统政治模式瓦解之后，天命、天理、天道黯然退场，新政治制度的神圣性迟迟无法确立，也就是梁启超所言的中国社会缺乏一种“公共的信条”，杜亚泉所谓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主义”。
民意和舆论成为可以被操纵的对象，对共和与政党的怀疑甚至抵触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英实在无暇等待共和制度在中国社会春华秋实自然成长，稍有差池和争议就恨不得改弦易辙弯道超车。一九〇五年科举废除，读书人制度化的政治上升通道封闭了，而清末以来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批量生产出来的新知识阶层在一个“军绅政权”当道的时代远离了权力中心，却掌握了新式媒介与公共舆论，在文化与观念上似乎具有了更为巨大的影响力。政治经验的匮乏与政治意识的高涨，形成民初政治生活中一种悖论的状态，这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和文化激进主义的源流所在。正如杨氏所论：“国会政治是一种民众普遍参与的政治，当多数本应参与其中的人形成国会‘万万不能存立’之共识，国会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即十分薄弱。民初国会政治消亡，此实关键因素。这种共识的形成既与民初国会政治实验不甚成功有关，也与当时国人思想日趋激进，对于在中国仅仅试验了十三年的议会政治失去信心和耐心有关。”而反讽的是，当时的中国政治家和民众对议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人的道德这一层面，基本上没有就制度的弊端做深刻分析，却废除了旧国会，并在事实上否定了国会制度。对国会制度的反思本身具有强烈的道德主义面向，这说明转型时代的中国人仍旧习惯于用传统思维面对现代共和政治的难题。
而这种对国会制度的废除本身，也说明晚清以降在一波接一波的强国梦中，中国知识人心态上的六神无主与偏执焦虑。迟至三十年代，胡适还在《大公报》撰文《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呼吁超越党派的政治制度，可见政党在民初已经成为派系和私人利益的象征。派系为私，政党为公，但后者往往被前者所绑架甚至穿透，前者往往借用了后者的名义装点自身。杨天宏分析了北洋政治之后指出民初政党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性：其一，缺乏共同的政治信仰；其二，缺乏对异党的宽容精神；其三，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简言之，民初政党基本上都是一些角逐私利、没有多元理念和民意基础的党团，难怪胡适对这种政党政治嗤之以鼻。就是金以林和杨奎松所论述的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是生存在这种政治惯性和政治特质的延长线之中。金以林指出：“国民党内的种种纠纷，实由派系而生，而表面的团结，从来不曾弥合派系造成的裂痕。‘派系’成为民国政治中的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符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的特点就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国民党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据其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派系就其形成而言，大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类派系，指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改组前已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袖同其追随者形成的政治派系，如蒋介石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和太子派等。第二种派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晋系、桂系、东北军和川军等。第三种派系则以蒋介石为核心而分立竞争，虽说始自抗战前期，但主要发展，则是在抗战以后。因此可以说，“派系林立”与“派系纷争”是国民党最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国政治就是“派系政治”。
派系政治就其大体而言自然最借重的是武力和暴力，但民国的军人政治在公共舆论和政治实践层面，恰恰因为事实上的军人干政和军阀混乱，而倡导一种文人政治的浪潮，注重在政治共同体里重用文官和吸纳专家，这也可以认为是主事者对民初军人政治的一种抗衡自觉，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的回光返照。据杨天宏研究，袁世凯虽被视为北洋军阀首领，担任大总统期间却鼓励文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文治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袁氏鼓励文治，强调‘军民分治，军人不干预政治’，主张政府官员通过考试选拔录用，但北洋人物大多出身行伍，对其近乎排斥自己人的做法多不认同。袁积极立法，示以法制立国，而北洋武人多跋扈，能自觉接受法律约束者甚少。”徐世昌更是接续这一文治主义主张，但可惜这些主张最终只能造成北洋的分裂与名存实亡，而无助于政治秩序的确立和政治权威的形成。对于国民政府而言，一生服膺宋明理学的蒋介石最歆慕的就是儒生治国统军而定天下于一，他践行文治主义最基本的标志就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延揽专家入阁参政，在其幕僚钱昌照的安排下，蒋介石自一九三二年开始有计划地召见了一大批学界精英，虚心向他们请教，借此一面“交换智识”，一面“选拔人才”，“而且得以联络感情”。金以林指出，通过这批著名学者的讲课，不仅提高了蒋介石的治国能力，更重要的一大收获是很好地改善了他与知识界的关系，并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如清华大学代校长翁文灏、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等进入国民政府。文人主政与专家治国就成为民国政治的潜流与暗流，与实质上的武夫当国军人干政构成一种时而对峙、时而互补、时而分流的复杂关系，正表征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方式与政治惯性，在现代中国仍旧以顽强的方式凸显着自身的存在。
“革命”是理解民国政治的另外一个不可绕开的关键词。这些年随着新革命史的崛起，对于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和共产革命的研究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学者。《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收录了这些学者关于革命的最新见解。比如有关中共革命的动员问题，是理解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在人数、军事、影响力和可支配资源等方面均不占优势的中共，是如何后来居上成功地动员了工人、农民和知识阶层投身革命的？这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之谜。有鉴于此，王奇生不同意国内主流史学的“失败史观”，他努力挖掘中共作为小微政党为何能在成立五六年后就成功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运动的各种因素。在他看来，二十年代大革命的底层动员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土地分配等经济利益的刺激，而是以农民运动讲习所成员和特派员机制为杠杆，以乡村小学教师为主体的一种政治利益和政治身份的重新分配而形成的政治效果。毫无疑问，中国革命诉诸的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平等主义和身份政治的诉求，但革命的发动者同时也意识到要撬动中国的底层社会，光靠一无所有的贫雇农是远远不够的。就像裴宜理所指出的安源罢工时李立三等中共领袖要穿长衫以读书人的面貌切入地域社会才有权威与人格魅力一样，对农民的动员也依赖于对乡村基层精英的有效吸纳。事实上，正如王奇生所言：“站在中共的阶级立场，农民运动必须以底层的贫雇农为中心，然而，真正的贫雇农无法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仰。贫雇农之间也相互轻视。早期中共党团员多为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多出身于地方精英家庭。”这种身份的中共党团员才会在乡村社会具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具有可调度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源，更具有令底层畏惧和歆羡的社会声望。其中，乡村小学教师群体就是农民运动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一个重要人群。新式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农民运动相对活跃的地区，这充分地说明了新青年与小学教师在传播新思想和建立党团组织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王指出：“小学教师实际成为二十年代湖南农民运动的基层骨干力量。所谓穿破鞋、打破伞的游民和贫农，只是充当革命的马前卒和急先锋，而真正发挥领导作用的区、乡农协委员大多是乡村小学教师。”这一点在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一文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就此可见农民运动中，底层民众对精英的依附性。而政党精英通过册封农会成员这种政治优越身份，低成本急速而有效地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其背后折射的隐秘心态是农民“即使受到豪绅精英的压迫，仍愿意追随那些豪绅精英。因为他们觉得豪绅精英比自己更有眼光，更会算计利弊得失”。
在农民抗争政治的研究中，认同“反抗压迫”是一种习惯思维，而这种压迫主要来自赋税和各种税费、盘剥导致的经济和劳役上的沉重负担。但揆诸史实，这个结论经不起推敲和验证。黄道炫关于苏维埃革命缘起的研究聚焦在农民负担与农民生活层面，他详细地考察了农民的收入、赋税与支出等，认为革命的兴起具有极为复杂的成因，绝非仅仅是一种经济因素的诱引，若只是将革命理解成为“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就在事实上矮化和简化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和复杂性。就赣南、闽西这些最初的革命发源地而言：“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因此，虽然赣南、闽西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黄道炫指出，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成因。无独有偶，王奇生也在对底层的革命动员研究中探测到了革命兴起的这一吊诡面相：在群众运动的实践中，其实还有另一种情形：哪里压迫小，阻力小，政治环境宽松，哪里的群众就容易运动起来。压迫太深重的地方，往往难以形成反抗的意识与空间。
对民国史的历史书写，最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理解国共成败之谜，尤其是抗战前后，两党、两军力量对比何以发生如此巨大的转折。关于战时两党的财政及与底层民众之关系，杨奎松有一段深刻的观察：战时国民党政权像抽水机一样，用尽办法汲取底层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以应对战争之需，农民的生活乃至生存条件每况愈下。当政的国民政府固然也尝试过减轻民众负担的办法，但在战争期间，军费糜耗，财政拮据，政府除穷尽一切手段向民间取得资财外，
鲜有他法可想。再加上各级官吏、军官，往往还乘机贪污中饱，大批军队征发不断，这就更加加剧了基层社会官民乃至军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共产党同样需要农民更多付出，但习惯于阶级思维的中共，却可以通过反奸清算剥夺所谓汉奸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以及清债退押运动等，将战争负担尽量多地分摊到富裕阶层中去。同时，中共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分配制度、强化阶级观念的整党整风、自力更生的“机关生产”措施，以及展示政治民主的基层民选等做法，包括利用特货贸易改善财政状况，减少对农民的征发等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根据地穷苦农民的负担，并强化了多数民众乃至国内外舆论对中共的好感。可以说，战后两党成败的玄机已经潜伏在抗战进程之中，中共以“减负”争取到了底层的民意，同时也以舆论宣传和民主实践争取到了中间派知识分子的支持，而战时对政党自身的强化治理，更是将党员和党组织的能力和效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
关于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金冲及、汪朝光、林桶法等学者都有深入的研究。简言之，全面抗战极大地消耗了国民党的元气，而战后贪腐无序的“接收”以及币制改革的失败和通货膨胀等，更是导致民怨沸腾，蒋介石本来如日中天的威望逐渐消失，中间知识阶层在两极化的政治力量拉扯中多数倾向于左翼革命，因对晦暗现实之不满而寄希望于未来中国，这在钱理群《一九四八：天地玄黄》一书中多有记载。一方面是民族主义战争集聚的政权合法性在国内政治中日益自我消耗，尤其是在两党的宣传战中一败涂地；另一方面是国民政府稳固政治和社会秩序、解决民生问题上的失败，导致治理上的无效，反过来进一步吞噬统治上的正当性。汪朝光通过对战后第一届国民大会的民主表象与弄权实质的考察指出了这种政治危机导致的严重后果：国民党和蒋介石当时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是，这次选举的进行和国大的召开，却在“民主”的名义下，使国民党受到严重的内伤，加剧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本就软弱涣散的国民党，经此之后更加四分五裂，在与团结一致的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等方面的争夺中，更难以形成合力，不能不处于下风，从而成为其政治颓势的表征。
曾经做过国民党宪兵参与战后自南而北的接收的著名作家王鼎钧，以其亲身经历和见证对于国共两党在政治运作上的差异有着形象而深刻的观察：“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已经运作，国民党顺应这种运作，依赖由运作产生的枢纽人物，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地主是佃农的枢纽，资本家是工人的枢纽，校长是学生的枢纽；一个校长等于全校学生，一个地主等于全村佃户，一个厂长、董事长能抵他旗下一千个工人。国民党注意拉拢这些人，重视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共产党不嫌麻烦，反方向而行，它搞‘农村包围城市’‘小鱼吃大鱼’。它结合贫农，不要地主；它结合工人，不要资本家；它结合学生，不要教育部长。一部总机下面有一千具电话，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电话机不通。它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理直气壮地组织学生和农民，因为上阵打仗要靠多数，不能靠少数。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齐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这或许也可以解释战后中国政局风云变幻、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成因之一吧，也正可以印证汪朝光、杨奎松和林桶法等学者在此书中的研究结论。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后世读史者读到民国这一段波澜起伏、纷争歧异的历史，焉能不扼腕低回？这正如此书主编之一黄克武先生所言：“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的一百多年间，是中国面对世界与走向共和的关键时代，其间内忧外患不断，私心与公义纠葛，政治团体或分或合，时而起高楼，时而楼塌了，这些经纬万端的风云变化是一九四九年后海峡两岸分途发展的重要原因。如何深入认识这一段史实，并借此观察现状与思索未来，是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未来的人应该思考的严肃课题。”即此而论，确实正如阿伦特所言，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类不能达到纵深。失去了来自历史的光亮的照耀，我们的人生与思想将变得何其浅薄与晦暗？史家唐德刚所谓的历史三峡说能否成为一种精准的预言，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既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稳健、民主、多元和开放的道路，也取决于从历史中汲取的智慧能否有效地转化为当代中国的思想和价值资源。那么，阅读这一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也许就是叩问历史探本溯源的一种积极求索的方式吧。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王建朗、黄克武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
